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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静宜作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人，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近日出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披露了毛泽东一些往事。下面是她的一个回忆：

    个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人民群众对领袖出热爱，又有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迷信，这两种感情往往伴生在二起，不好加以区分。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据我亲身感受，我觉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是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谁“树”起来的。

    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一旦察觉，他的态度是明确的。1966年7月的《致江青的信》；1967年12月的《关于湖南省12月16日韶山铁路通车报告的指示》，他对“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和说法作了批评；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前，他对党章写进“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的态度；1970年他与斯诺的谈话；同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以后他对“降温”的指示等等，都有党内文件可以证明。对“文革”中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他是坚决反对的。

    自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第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出现起，造像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样式越来越多，像章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工艺越来越精，很多人搜集的范围越来越广。

    这股风也刮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那里。我本人就搜集到许多精致的像章，夹在几个自制的泡沫塑料本子里，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大概谁也没有拿出来让毛主席看过。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拿着自己的像章册，得意洋洋拿给主席看，想让他也欣赏一下。万没想到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当时，我刚掀开册子，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过头好奇地瞟了一眼，发现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时，面部立即变严肃了。我看得出来，主席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老人家这样的脸色。

    我紧张了，随即合上像章册，退后一步。主席说话了：“把它给我。”主席伸出手来。

    我没有意识到这像章后面严肃的政治问题，只是从感情上理解这件事。我说：“我不给你。你要是给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这么好，是很长时间才积攒这些呢！”

    这时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主席接着问：“其他人也有吗？”

    我答：“都有，有的比我还多。”

    主席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呀！”

    我离开了主席住处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后来，做像章的热潮逐渐下降，我也对搜集像章失去了兴趣。

    1967年以后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二做“忠”字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做法，主席是不知道的。后来当我在无意中谈起这些事时，主席说：“荒唐！”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红海洋”从各种建筑物、各种场合发展到了自行车上挂语录牌。1968年5月，我发现爱人的自行车上也挂了一个小红色的金属牌，上面有主席语录。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大街上几每辆车上都有语录牌。有一次我告诉了主席。主席说：

    “告诉小苏，不要挂了。”

    我说：“不行啊！大家都挂，他不挂怎么l街上有人干涉，不挂不让走。”主席感慨地说：“这么厉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

    1969年九大开过后，我和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到北京市委办的学习班开会，地点在海运仓招待所，因人多，食堂小，就餐分批，我和张荣温轮到第二批。进食堂后，桌子上剩饭菜狼藉，可是却要先念语录，向主席“请示”，十分荒谬可笑。

    我和张荣温都感到十分别扭，但当时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故意晚去就餐，作为零星人员逃过这套仪式。

    后来，我把这个情况，以及看到有些食堂开饭时卖饭人与吃饭人互念语录的做法都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后，非常生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人发明的？”类似这些情况，听说主席身边的同志也向主席反映过。

    苏延勋在基层听到一些辩论，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一分为二，也不应该这样提，而少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我问主席谁是对的，主席说：“你告诉小苏：我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少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