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题词：川滇黔边、赤水河、红色旅游

    二、摘要：

    红色川滇黔边(指云南省昭通市、四川省宜宾市和泸州市、贵州省毕节市及遵义市)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红色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宗教历史文化及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富集，是西南地区打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旅游“黄金品牌”精品线路的最理想之地；在国家“支持川滇黔接合部打造赤水河流域合作综合扶贫开发试验区”战略中，如何打破行政区划阻隔，统筹加强区域合作和发展，促进川滇黔边革命老区开发建设，实现“共同富裕”。

    三、正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长征的影响下，无数劳苦大众踊跃投身革命，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不怕流血牺牲，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是中共川滇黔边区（原为中共川南）特委、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原为川南）边区游击纵队根据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在扎西（威信县俗称）召开的“扎西会议”和中央军委进行“扎西整编”决定精神要求，为完成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和游击纵队开展游击战争，解放劳苦大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直接组织发展和领导建立起来的一支以农民武装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力量。他们不仅在滇东北昭通，还在川南、黔西边境一带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既是云南地方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云南地方武装革命斗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南方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行长征途中留下来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1935年2月4日至14日，“遵义会议”召开后26天，因“土城战役”失利、“北渡长江计划”受阻，党中央、中央军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渡赤水经过川南古蔺、叙永两县后转兵折入国民党统治力量十分薄弱的川滇黔三省接合部的云南扎西（威信县俗称）地区进行集结，期间党中央于2月5日至10日先后在威信县境内水田寨花房子、石坎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次重要会议，史称为“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中的34个重大历史事件之一）；“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及最后完成。一是“长征是宣言书”。它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分工”，张闻天（即“洛甫”）同志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军委工作，解决了组织领导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得到采纳；毛泽东思想开始从这里接受实践的检验。二是恢复了对全国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领导，改变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自进行长征以来对坚持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央苏区分局“无指示、无回电”的被动局面。三是审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斗争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确定了新的战斗部署，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以消灭黔军王家烈和中央军薛岳直接追击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央军委指示“根据目前敌情及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四是进行了“扎西整编”和“扎西扩红”工作，中央军委于2月10日颁布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依新颁布的编制表编为充实团，精简机关，并决定其多余人员经过选拔与补充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在扎西就有3000多劳苦大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队伍；“扎西整编”后，极大的提高了红军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声威大震；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这里走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扎西整编”后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央红军在北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根据“扎西会议”关于创建川、滇、黔边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中央军委在红军整编中选拔部分师级以上领导干部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直属党中央领导，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以内的广大区域的地方工作）”，“中共川南特委（1935年7月改称为“川滇黔边区”）”由徐策同志（红三军团六师政委，任特委书记）、戴元怀同志（红八军团民运部部长，任组织部长）、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任宣传部长）、夏才曦同志（曾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市委书记）组成；中革军委抽调一个干部连和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三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和几个修枪工人，与中共川南地方党组织先期组建的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1935年7月改称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由王逸涛（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担任司令员，徐策担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春鉴（红3军团6师参谋长）担任副司令员，余泽鸿担任宣传部长，戴元怀担任组织部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担任参谋长，杨德胜（红军总部第四局供给处干部）担任供应处处长，张梅凤（红军干部）担任地方工作团团长，龙厚生（原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讯学校特派员）担任特派员，李桂洪（女，卫生担架连指导员）担任司令部指导员，阚思颖（中央妇女部秘书）担任司令部秘书。中共中央对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高度重视，中革军委在扎西江西会馆禹王宫召集从各单位抽调出来的100多名干部开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到选调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会议作动员讲话，周副主席讲了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斗争任务，宣布了中央作出的决定，组建游击纵队的任务（即具体任务：一是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击与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二是没收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取消捐税，减少老百姓的疾苦，安置和保护好红军伤员；三是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消灭国民党地方政权，开辟与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搞起来，力量就更大，你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开展新局面，坚持游击斗争，直到革命胜利）和领导人员的任命，直属党中央领导和开展川滇黔边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在川滇黔三省边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2月14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扎西境内。扎西整编”后的 中央红军部队机动性强，行军速度快，于2月19日完成“二渡赤水”，重入黔北，27日占领遵义，共歼灭黔军吴奇伟、王家烈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两千余件；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红军斗志，扭转了长征初期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只顾逃跑和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这一仗，也是“扎西整编”后的第一个伟大成果。紧接着又进行“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直插昆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继续“挥师北上”，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四十多万大军“围追堵截”圈子，获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长征是播种机”。2月12日刚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随中央红军回师东进进驻石坎子，国家政治保卫局第5连和一部分留下来的红军人员前来报到。中革军委还号召行军中掉队的红军伤病人员留下来进入纵队。在石坎子老街旁的河沙坝上，中共川南特委召开纵队全体人员大会，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徐策和特委委员、宣传部长余泽鸿先后发表讲话，要求各军团、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同志团结一致，在此地区迅速广泛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纵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牵制敌军，完成战略转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和基层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全体红军指战员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保证完成任务。此时纵队有400多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有4挺重机枪和1部电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川南特委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在敌后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深入川滇黔边区进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坚持开展武装革命游击战争，声势浩大，攻打和占据了威信县的大部分乡镇，如长官司、罗布坳、马家坝、三口塘、簸箕坝、双河场、水田寨等地，赶走了国民党滇军镇雄独立营，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建立了中共高田区委、中共罗布坳支部、中共斑鸠沟支部、中共簸箕坝支部等地方党组织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高田乡铧咀革命委员会、半河乡革命委员会、长官司乡革命委员会、林凤乡革命委员会等地方苏维埃政权。制定了《川南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及其《游击区域红军家属暂行优待条例》在川滇黔边区广为宣传，在民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卓有成效地掩护中央红军和红军二、六军团进行长征北上抗日的艰巨任务，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巨大影响，传播了革命火种。正如中央红军总部机关报《红星》1935年第14期报道：“他们（注中共川南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半个月内扩大了三倍。并且建立了七个乡的革命委员会”。动摇了川滇黔边国民党的政权统治地位。所以，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云贵川三省军阀部队，掉转头来在川滇黔边区部署“围剿”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当3月26日，中共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同志在川南兴文县大石盘英勇牺牲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王逸涛经不住战争艰苦，思想动摇，被敌人收买利诱，随后叛变投敌，为重庆行营招抚为特派员，死心塌地为敌效劳，向国民党反动派呈递了《我对于消灭川南共产党及赤军游击队布置的意见》，积极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策划“围剿”纵队，提出在川滇黔边区要地要配置重兵，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等，加强对纵队进行“围剿”。在王逸涛的鼓动下，跟随其参加纵队的一些人员思想发生动摇而相继逃跑；中共两河口区委等党的地方组织相继遭敌人破坏；王逸涛的叛变投敌行为使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给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斗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灾难。同时，王逸涛还亲自带领国民党别动队探报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行踪和破坏地方党组织，搜捕我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人员。1935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后勤部和三军团留下部分干部和战士组建的两支游击队合队后的黔北游击队，由陈宏、张凤光率领经过转战来到川南，已在川南叙永县朱家山休整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会师，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的需要，特委和纵队决定将部队番号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处，合编后达800余人，下辖两个支队6个大队，游击纵队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中共川南特委也改成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管辖和活动范围由川南扩大到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曾春鉴负伤寄养罗布坳，由陈宏代参谋长，李青云任特派员，杨德胜任供给处处长，钟昌桃、陈兴才任地方工作团正副主任，龙厚生管组织，阚思颖管宣传。原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编为一支队，支队长刘干臣，政委胡方；黔北游击队为二支队，张凤光兼支队长，胡紫键任政委。

    面对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地方军阀部队的重兵“围剿”，中共川滇黔特委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遵照党中央的嘱托，坚定革命胜利信心，团结一致，在任何艰难险阻中敢于挺身而出，为国捐躯，为民族生存而战，百折不饶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将革命进行到底。运用游击战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地对付数倍、数十倍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武装的跟踪堵截，纵队英勇战斗，迂回穿插，进占扎西、黔西赫章县，打到川南筠连县城，巧取蓬叙溪，闪击川南泸州市城郊区蓝田坝，奔袭黔西燕子口，打到黔西重镇毕节和黔北习水、桐梓、娄山关等川滇黔边区地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威胁川南宜宾、泸州和黔西毕节等敌，解除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分浮财，组织农会和革命政权，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丁、抗粮斗争，促进了边区人民的觉醒，播下了革命火种。纵队由4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纵横驰骋于川滇黔三省边区20多个县（区），开辟了上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建立了以威信县为中心的1200平方公里的“新苏区”，为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云、贵、川三省的武装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了川滇黔边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主力红军的围追堵截，掩护中央红军和红军二、六军团北上抗日，较好的完成了配合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

    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由于孤军深入敌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而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浴血奋战于敌人“三省会剿”中，根据地巩固不下来，加之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纵队常与数倍、数十倍的敌人战斗，党中央选拔的中共川南（川滇黔）特委和红军川南（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领导人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同志相续英勇牺牲。1935年底，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三省敌军的残酷“围剿”中被打散，剩余人员转移上长宁连天山隐蔽，继在兴文县洛柏林举行会议。会议认真的分析了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敌后斗争的发展问题；选举了特委成员，决定由龙厚生、刘复初、李青云组成特委，刘任书记兼政委，龙任司令员，特派员李青云，并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针。特委认为：云贵川的广大劳苦群众深受国民党军阀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剥削，“兵如梳，官为篦”，逼得穷人没活命，对革命要求迫切。红军游击纵队除了打仗和牵制敌人，保护好红军伤病员外，还要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威信县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是国民党滇敌控制力量薄弱地区，群众基础好有利于发动，地势险峻，山高林密，有回旋余地，为开展滇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决定以威信县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对农民武装要认真的做阶级分析，属本质好，表现勇敢坚决，真诚拥护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主张的通过教育、培养、考察，还可以发展入党作为骨干，组织游击武装在地方配合纵队活动。云南威信县殷禄才领导的云南支队、四川兴文县金鐩领导的川南支队、贵州毕节赵文海领导的贵州支队便是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被挑选、培养、发展的革命火种。

    1936年6月，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毕节后，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带地方3支武装前往会见。军团领导决定把他们组建为“贵州抗日救国军”，下属3个支队，派第三支队政委欧阳崇廷和支队长阮俊臣到川滇黔边寻找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支队并积极的策反中央军暂编五旅二团三营连副陶树清率队起义与支队汇合，突破地方民团封锁来到镇雄县大湾。8日到镇雄花射与纵队汇合。9日在花射阻击暂编五旅二团皮光泽部的追袭，转移进入威信院子。特委在院子街上召开了各队主要负责人会议，根据党中央号召开展全面抗日的指示，决定3支部队合编后（有90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司令员阮俊臣，副司令员陶树清，政委刘复初，参谋长曾春鉴，特派员李青云，下属3个支队。活动在威信、镇雄、叙永、珙县、兴文、毕节、黔西一带，积极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令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恐惧不安，遂调集强大主力“围剿”先遣队。国民党军麋集滇、川、黔边境，一步步缩小包围圈，把关设卡，占领要隘；从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面对敌人调集强大兵力追剿极端不利的严峻形势，特委主要领导因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对陶树清的正确意见不仅不采纳，反而视为“动机不纯”。采取“军事冒险义”行动，特委即带原纵队武装悄悄的离开阮、陶一、二支队，仍然单独分开行动。阮、陶部被甩掉后在毕节对坡，遭到柳旅雷团和镇雄县独立营的袭击，受到一部分伤亡。“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解体。所以，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敌众我寡的十分不利情况下，遭到了川军、滇军的围追堵截，纵队伤亡和失散人员较多，被国民党军追击“围剿”中失败。1936年12月6日，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在大雪山（威信县长安乡安稳村中坝村民小组）养伤被俘；1937年1月下旬，特委委员、纵队政委龙厚生，特委委员、纵队参谋长曾春鉴，大队长刘少成等特委和纵队领导人在水田寨惨遭地霸郑香谷、郑耀东等人密谋杀害。由于特委和纵队最后几位主要领导人的牺牲和被捕关押及惨遭厄运，失散的游击队员没有人再进行清理组织，红军川滇黔边区纵队斗争的主体历史宣告结束。殷禄才、陈华久组织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
张爱萍将军1986年春为纪念“威信旧城长官司（红松岭战役）战斗烈士纪念碑”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战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二、“残阳如血”，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孤军奋战12年，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及新中国的诞生谱写出了一曲悲壮激越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

    “扎西儿女爱党信党永远跟着党走”。

    1935年2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特别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活动于川滇黔边区，宣传革命道理，打土豪、杀地霸、济百姓，号召广大工农群众拿起枪杆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穷苦百姓纷纷受到鼓舞和感染。威信县罗布郭家坟贫苦出身的青年农民殷禄才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不堪忍受国民党伪政权和地霸的威逼压榨，在红军和纵队的影响下，立志组织人民武装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2月中旬他邀约几名青年在郭家坟附近的酸水井路边埋伏，用木棒和柴刀拦截了追击红军的川军两个掉队士兵，缴得两把刺刀和两袋手榴弹，从此便组织起农民武装。首出一战，就在四川珙县王家青山坝和麻窝，打了两个伪乡队长的家，夺得几支步枪；6月中旬，他又秘密串联殷崇科、殷禄明、王应田、吴德全四人，借为高田乡坞城陈正杰当团丁之名打入陈正杰自卫队，“拖枪（5支步枪、1支手枪、500发子弹）闹革命”，再加上旧城镇龙马村马草坡的青年农民萧顺才，又带着三支步枪来投，这时队伍发展到10多个人，10多条枪，随即转移到卫靖司山上活动，诱出伪乡队长黄朝兴，当场击毙。接着1936年3月，伪队长、地霸张占云，派其侄儿张发富率30多条人枪，伪装来投，企图杀害殷禄才。被殷禄才识破，先发制人，击毙张发富，机智的解除其武装，缴获长短枪支10多支，壮大了力量。

    但是，没有罗盘的航船是会失去前进方向的。所以，1935年秋天和1936年夏天，殷禄才两次主动地找到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报告了情况，要求参加革命，和纵队一起行动。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向他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当前游击纵队的任务，勉慰他就在本地宣传、发动、组织、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经常和纵队取得联系，传递情报（这实际上是特委和纵队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观察考验）。殷禄才回到郭家坟后，按照纵队首长的指示，继续带领农民武装就地进行活动。1936年6月，殷禄才带领农民武装在川南珙县顺景山凉风坳伏击王场乡乡长杨伯仿的“保商队”，缴获了10多支枪，此时这支农民武装很快地发展的五、六十人。威震川滇边境，引起了地方伪政权的恐惧，国民党军阀视为大患，在组织川滇黔三省“会剿”纵队的同时，也派军队、团防“清剿”这支农民武装。

    1936年秋天，殷禄才在斗争实践中深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想单独闹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第三次找到纵队领导，要求收编到纵队一起行动。特委和纵队领导认为：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殷禄才革命意志坚定，对党忠诚；为了逐步在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配合纵队斗争的需要，就让他随队培训。经过纵队党组织的进一步教育培养和战斗锻炼，殷禄才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均有很大提高，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最后由纵队特委书记兼司令员刘复初同志介绍，特委批准，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入党时改名为“殷国清”。

    殷禄才同志入党不久，于9月初，便接受特委和纵队领导教给的任务和颁发的番号，带着纵队发给的16条枪回到威信郭家坟，将农民武装集中起来，按特委和纵队的决定，正式组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同时，特委和纵队又调红军干部陈华久（真名施仲富，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二排排长，绰号陈二排）及另外5名留在纵队的红军战士大湖南、小湖南（化名）、刘喜成、王恩培、吴××同志到支队工作。任命殷禄才为支队长，陈华久为政委。从此，正式接受了党的领导，打起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的番号，按特委和纵队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闹革命，打击伪区乡政权和地霸武装，把敌人的枪支夺过来武装自己，扩大实力，配合纵队行动，开展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支队成立后，在12年间（即1936年初起至1947年3月）开展武装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组建发展时期（即1936年秋至1938年冬）

    部队番号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五、六十条枪，编为一个大队三个班。大队长由殷禄才同志兼任，班长有张会成（珙县石碑人）、王子明（兴文县建武人）、杨世龙（威信郭家坟人）。支队成立以后，遵照特委和纵队的指示，采取“隐蔽相机出击，狠狠打击敌人”的方针，主动地开展了游击战争。

    1936年9月，纵队由四川兴文县建武、石碑等地转移到威信斑竹时，国民党兴文县蒋富田等保安中队三百多人，由珙县洛亥顺河追来；滇军田富五营和地方民团三、四百人由五谷湾、院子向斑竹扑去，妄图和四川保安队一起，包围打击纵队。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得悉敌人这一阴谋后，便即派人与殷禄才、陈华久联系，要他们带支队火速支援，共同对付滇军和川军。纵队边打边撤，到山羊坝时，就与扑来的滇军接上火。山羊坝中间是一个小平坝，三面环山一面接河，敌人来势汹汹，地形对纵队十分不利。就在这时，殷、陈二人带领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近百名战士由王棚山、木梯山赶到，出敌不意，从滇军背后发起突然袭击，打伤滇军数人，使其昏头转向，朝院子方向溃退下去。同时，纵队也向川军保安队发起猛攻，由于游击队员作战勇敢，川军保安队被迫由原路逃回洛亥。纵队没有进行追击，于当天夜里穿过山梁撤向大坳口，大雪山方向转移。支队隐蔽相机出击，有力地配合纵队粉碎了敌人两路夹击的阴谋。

    1937年1月，纵队被川滇黔三省反动派重兵“围剿”，几个领导同志也相继英勇牺牲，司令员刘复初又患病寄养在威信县长安乡安稳坝大雪山梁子的群众家被敌人搜捕，纵队就此失散。支队与纵队失去联系，只好按照特委和纵队原来的部署，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纲领和红军的宗旨，活动于兴文县的大石盘、石碑口、簸箕峡，珙县的么等岩、周家沟一带。尔后，因敌人的疯狂“搜剿”，支队从珙县回到郭家坟，武装斗争一时处于低潮。国共合作时期，刘复初同志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出狱后，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了纵队及殷禄才、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的情况。李克农同志派刘复初回川滇黔边区了解情况，因叛徒告密，川军派人暗杀，所以刘复初委托原纵队第三大队副队长兰澄清同志以做小买卖为拥护，辗转来到川滇交界的川南珙县洛亥，找到了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领导殷禄才、陈华久，向他们传达了党“坚持‘团结合作、抗日救国’方针，争取劳苦民众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从各方面支援前方敌后抗日战争”的指示。根据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支队决定服从抗日民族解放大局，暂时停止武力攻打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并把支队的名称改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进行抗日宣传。但由于蒋介石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假抗日，真反共，公然破坏刚刚下达不久的停战命令，在1937年7月27日对伪云南省政府下达了“要点”，“近来（共）军到处流窜，兹规定地方政府应行遵守要点如下：（一）查剿匪与抗战不同，抗战固可以敌我装备悬殊，暂时转进；剿匪则须抱定决心，，以示有匪无我之精神....”，于11月15日下达”极密机密“说：“对散匪搜剿，不受停战命令限制....可积极决心清剿”。25日又颁发《对匪军游击战之判断与对策》两份密文，要龙云“其军事部分即遵照办理”。接着先后派兵对支队进行了六次“围剿”，残酷镇压群众。支队忍无可忍，奋起自卫，继续采取“分散隐蔽、相机出击”的方针，狠狠的打击敌人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行为，结果在牵制敌人，壮大自己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1936年9月，支队受到滇军田营和民团的“围剿”，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殷禄才的舅舅杨青云与殷崇科分在一起隐蔽，杨趁机叛变，杀害殷崇科，拖枪逃跑。1937年被殷禄才派人抓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状，准备枪决，殷禄才的母亲赶到说情，但他坚持原则，说服母亲，使之懂得“虽是舅舅，犯了法不处决。怎能保护群众，带好队伍。犯了法，该杀就杀。”于是，当众执行枪决，群众十分称赞，部队深受教育。战士吴天禄，请假回中心场龚家坝老家时，拐带奸污了老贫农郭××之女，郭××气愤已极，跑到支队控告，殷禄才和陈华久二位支队领导立即派人调查了解，查实后在郭家坟一个赶街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吴严重破坏纪律，公开枪决。震动很大，群众更加信任部队。

    1937年8月，正当云南的国民党航特七团出动对支队进行“清剿”时，支队甩掉敌人，突然袭击川南宜宾长宁县洪洞场，抓了劣绅林道帮、刘兴才等人，既牵制了敌人，又筹集了经费。

    1937年9月，支队奔袭川南宜宾兴文县顶瓜山罗天祥（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家，缴获4支枪和一些子弹，同时还袭击了大地主罗德修。12月支队袭击了兴文县五村乡公所，缴获2支枪和一些物资。

    （二）发展时期（即1939年春至1943年）

    “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到处都可见他们以《川南红军南政宣》书写的“劳苦工农武装起来到团堡地主家中去分谷子吃，拿衣服穿！”等发动群众闹革命的标语口号。而且，所到之处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使群众明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只有跟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夺取土豪、官僚、白军的枪支来武装自己，把反动派都打垮，穷人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的道理，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参加红军。由于宣传深入人心，行动博得群众拥护。期间队伍有一定的发展，达二百多人枪。支队下编小队，小队下又编班（其中有个警卫班包括管土豪的在内）。主要的小队干部有张会成、杨世龙、王子明、徐光全等。支队继续采取“分散隐蔽，相机出击”的方针，狠狠的打击敌人的破坏行为，1941年秋，支队到珙县罗星渡杨家沟打了曾经残害三个红军伤员、抓兵派款、欺压百姓的恶霸彭明武，缴获4支枪、20多个手榴弹和一批物资。1942年5月，支队在卫靖司袭击了刚从威信卸职的伪县长陈才宝及其舅老爹，缴获2支枪和一批物资。1943年5月，支队袭击川南珙县王场乡公所，缴获30多支枪，子弹12箱。同年秋天，支队又袭击川南兴文县的江安水栏杆、长宁县红桥乡公所。

    （三）迅速发展壮大时期（1944年至1947年春）

    在这期间，由于支队继续坚持独立自主、机动灵活的武装游击斗争，坚决依靠劳苦民众，发动贫苦农民加入队伍，又接收了部分红军失散人员，队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不久，云南游击支队又由珙县腰蹬岩返回威信郭家坟、水井坎革命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进行活动。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减轻人民负担，除向地霸筹借粮饷外，组织与扩大人民武装力量，殷禄才在新田村水井坎一带采取了“以兵屯田、劳武结合”的办法，组织生产活动。平时“寓兵于武”，战时“集中打击”，创造了“劳武结合、地方游击武装与民众力量相结合”的形式，使支队的基本队伍得到巩固和发展壮大。缴获没收或筹借的一些粮食，除安排支队生活供应外，还经常扶济贫苦群众，帮助民众解决危难，与群众建立起了亲密的军民鱼水关系。此外，支队还进行政治整训，加强统战工作，尊重民族平等做好民族中上层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准备将来反攻，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积极的发展壮大武装队伍扩大需要。队伍发展到400多人，在新田村回龙寺内设立了支队办公场所,成立了支队司、政、后三个部门，下辖8个大队16个分队和30多个小队。司令部有警卫队、司号班，并建立了情报网点。这期间有服从支队指挥和调动的“（边棚）”外围武装三、四百人枪，部队发展到有近千人。1945年在三桃乡建立了“斑竹塘乡革命委员会”和“环房乡革命委员会”两个基层政权；结果在牵制敌人、壮大队伍、扩大革命生存力和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1944年3月，随着支队的扩大，先后袭击了川南兴文县的江安大庙乡公所、兴文县底棚乡公所，并打了3家土豪。秋天，袭击了川南筠连县的沐爱、洛木柔等区乡公所，缴获1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物资，并打了一富豪的银行。在进攻江安大庙乡公所时，同国民党荣誉二师遭遇，于古宋东坝展开激战；陈华久同志指挥部队撤至鹅鹅田一家地主的碉楼里还击敌人，一直打到天黑，趁夜突围，在突围中牺牲队员一名，伤一名。

    1945年6月，支队经过充分准备，组织二百多人，长途奔袭到川南叙永县马岭乡公所，缴获30多支枪。同时在马岭公路上截击了国民党的一辆军车，缴获一军车七九子弹和一批物资。

    1946年2月，支队组织两百多人，奔袭到川南筠连县巡司区小路坳在国民党部队任师长的田栋云家，神不知鬼不觉地摸掉岗哨，冲了进去，打得田家措手不及，缴获100多条枪和大批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要和平。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撑性，积极的发动向解放区进攻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3月，支队探得消息国民党运军火的车队要从川南叙永县江门经过。由陈华久同志立即向部队做动员：“现在前方在打仗。国民党运子弹去前方打共产党，我们要把它打回来，减轻前方的压力，扩充我们队伍的实力”。并率领部队，经过六夜长途奔袭，由郭家坟赶到川南叙永县江门剪草铺，将队伍开到后山。地主发现，跑去向保安团报信，保安团当即派出一个排的兵力赶来阻击，被支队发现，进行伏击，俘虏排长，经教育后，他保证不再打游击队，就地释放。支队顺利开到剪草铺，分散隐蔽于山头和公路下面的涵洞里。过了不久，由云南开往四川的国民党军车开到，放过前面几辆军车后，集中火力打了最后一辆车，打爆轮胎，击毁车子，部分战士迅速地上车打开弹药箱，背走子弹，前车敌人发觉后，在半坡文昌宫停车，进行还击。与此同时，叙永敌人得知消息，派“学兵团”来增援，与支队接上火，在此情况下，陈华久同志立即作战场动员，要大家不要怕，外面还有部队接应。部队沉着应战，战至天黑，才边打边撤，冲出敌人包围圈，连夜迂回穿插，甩掉敌人。经过这次战斗，除缴获一军车子弹外，给国民党川滇公路运输干线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是月，原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有过联系并参加过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配合行动的兴文县曾子云、曾仲文等部，把部队带到威信郭家坟，被支队编为所属大队，直接参加支队活动。

    1946年5月13日，支队抓了威信罗布顺河村恶霸、国民党民团伪大队长、伪乡长张占云（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交出了两班人的枪。后经两个多月的教育，张有悔改表现，交出1200元大洋给支队作经费，予以释放。

    1946年9月支队袭击川南筠连县郑州、木勒、高石乡公所，缴获步枪18支。

    1946年10月，川南珙县中心乡乡长杨文凤（曾杀害过我红军战士）无端寻衅，杀害我支队干部王海云，支队忍无可忍，于19日趁杨文凤上街看观音会，殷禄才同志带领一班武装人员在中心场进行袭击，打死保镖杨正坤，缴获短枪2支、长枪1支，并将杨文凤抓到威信长官司（旧城）扣押，令其交枪赎人。杨文凤承认了条件，为便于交枪，将其押至靠中心场的王棚山住着。但杨文凤暗通民团求援，导致滇川两省发兵联合“围剿”支队，因此，将他就地处决。

    （四）寻找党组织未成功，同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8年刘复初从重庆转赴延安后，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下半年，原中共珙（县）兴（文县）支部负责人张国忠，由贵州省水城返回经秦德清介绍到威信罗布顺河教书，时间长后就认识了殷禄才、陈华久。陈得知张原来是中共川南地下党员，因暴动失败敌人搜捕外逃，就叫他能否再到川南方面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张于1939年秋接受任务后到宜宾、珙县、兴文等地走了一趟，因原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找不到人联系，只好返回威信郭家坟谈了情况。陈华久和殷禄才说：现在找不到，那就等以后再说。1946年8、9月，四川省地下党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从各方面了解到殷禄才、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的活动情况后，向中共南方局作了汇报后，将工委领导机关设于威信县旧城（长官司）街上，以教书、行医作掩护，准备与殷禄才领导的队伍联系。与此同时，中共云南省工委为了开展滇东北地区的工作，也派地下党镇彝威支部陈季伯等人以教书为名到威信扎西工作，陈了解到殷禄才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与伪县政府和当地当权的土豪都没有勾结，也不是封建色彩绿林武装，有红军在里面。曾向中共滇东北工委汇报，准借组织学生旅游为名以取得联系，但因伪县长和教育局不准，未能成行。紧接着国民党即派整编七十九师前来“围剿”，游击队分散隐蔽遭到失败，殷禄才、陈华久英勇牺牲。中共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也被当然抓捕，因敌人拿不出真凭实据，最后才予以释放。因而，四川、云南两省地下党均未能与殷禄才、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接上关系。

    （五）六次智反“围剿”，浴血奋战到底

    随着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的不断发展壮大，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国民党伪基层政权和军队及土豪劣绅，特别是两次袭击了国民党军用汽车运输的弹药，给川滇黔边区反动势力和交通沿线造成了很大威胁；国民党惶惶不安，把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视为大敌，从区、县到重庆行辕，从民团到国民党中央军，对支队进行了六次重兵“围剿”。

    第一次是1936年10月。殷禄才已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联系，接受纵队领导，杀了伪大队长、地霸张发富，又打了川南珙县王场伪乡长杨伯仿的保商队，有枪五、六十支，队伍近百人。国民党派滇军安旅田富五营汇合民团到郭家坟“围剿”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支队获得消息后即将队伍“化整为零”，剩余少数游击队员撤进大硝洞（又名老鹰洞）坚持，田营围攻了一个月，打不进去，就扬言要把威信郭家坟街上的房子撤了烧洞。殷禄才怕群众受损失，就把长枪埋在洞内，隐蔽了伤病员，只带领二十来人，七、八枪，连夜突出重围，引开田营，转移到川南珙县么等岩一带活动。这次反“围剿”，支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保存了部队。

    第二次是1944年4、5月。在贵州独山抗日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军预备二师，师长陈明仁派一个团驻兴文县建武，又派该团第三营营长陈昆震带兵前来大石盘、司营铺、威信郭家坟“围剿”支队。殷禄才和陈华久早获得情报，组织部队，凭借地熟人熟，边走边打，引着敌人兜圈子，从郭家坟到三口塘、斑鸠沟、瓜雄、院子、扎西，最后引到罗布小溪辗转月余，始终未能追上支队。只好垂头丧气撤回叙永。

    第三次是1945年6月。国民党又派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进驻建武，团长徐守春派营长卿云盛带部队前来“围剿”。国民党军队由江安县红桥到兴文县碳厂、簸箕峡、石碑、司营铺追到珙县中心场、威信郭家坟，支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办法，迅速地转移到大雪山隐蔽。卿营还追到威信还房、桃坝、三桃都未能找到支队踪迹，只好又撤回去。

    第四次是1946年7月。殷禄才抓了罗布顺河伪乡长兼大队长张占云后，国民党威信县伪县长赵光斗恼羞成怒，亲自率独立营第三连和高田乡陈子杰、新芬陈昌良、双河刘明忠、旧城赵理龙、花射李洪江、后房民团以及顺河、雨河、林凤杨大千等民团一千余人，从顺河场、长官司、罗布坳三个方面逼进郭家坟“围剿”支队。殷禄才和陈华久同志因事先获得独立营第三连连长彭兴周的情报，带领部队占据了新田村与郭家村交界处的和尚司梁子的有利地形，迅速地挖了战壕，分兵三面，居高临下，沉着对敌，等民团一开始进攻就猛烈还击，打死打伤敌数人。赵光斗命令彭兴周连攻击，彭密令战士朝天放枪，其堂弟彭定奎（中士班长）不知意图。想在伪县长赵光斗面前逞雄领赏，不听我方劝告，拖着机枪硬往上冲，被分队长张永昌一枪打伤大腿，滚了下去，被彭兴周骂了一台，抬走包扎。民团见此就更不敢上，双方坚持到天黑，独立营第三连和民团撤下去吃饭，支队趁机转移。三天后，赵光斗一无所获，灰溜溜率部回县城扎西。

    第五次是1946年10月。滇军航七团团长曹润清带驻威信的谢远华营两个连，协同伪县长赵光斗带常备队又一次到郭家坟进行“围剿”。支队获得密报，提前潜入深沟密林的要隘乓陇沟隘口埋伏，等谢营沿陡峭山路上攻时，支队展开痛击，并诱敌于王棚山坳口，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打伤航七团10余人，并打死排长1人。此时，川南兴文县蒋富廷的保安中队，也由中心场赶来增援，妄想切断支队的退路，从另一方侧面向支队发起进攻，被支队一场分兵反击打退到半山下面，支队毙敌几人，趁隙撤走，保安队从上往下打，航七团看到半山下面也有队伍，错认为是游击支队，赶忙架起机枪扫射，敌方混战一场，到双方接近才发觉是保安队，相互打错了，互相打骂。结果航七团和保安队各死10余人，伤数人；支队只牺牲3人，伤1人。但航七团为了报功不知羞耻，竟然把被自己打死的保安队的人头割下来，背到县城扎西，谎报“战果”，请功领赏，“围剿”取得重大胜利，谎报打死打伤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很多人。

    第六次是1946年11月，在敌人前五次对支队的“清剿”反击中失利。又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重庆行辕指派国民党整编七十九师、滇军航空特务旅七团及川滇黔边七个专区二十四个县地方武装配合，限期3个月对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进行“围剿”（后因“围剿”失利，又延长两个月）。并授权七九师师长方靖统一指挥，成立三省边区五县（毕节、古宋、叙永、威信、镇雄）指挥部（设于毕节）。12月，七十九师先派一个营进驻珙县王场进行侦察，听说殷禄才和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实力很大，就不敢轻进。1947年2月，七十九师师长方靖指派九八旅旅长朱济猛为司令，师部少校参谋陈泣云任参谋长，少校参谋唐余雄任军事法官，指挥部先设于簸箕峡（后移驻大坝），294团团长王卓如团部先驻扎威信郭家坟，后驻顺河，并通知滇军航七团谢远华营长到簸箕峡开会，先说“围剿”，后叫“清剿”，叫嚣“宁可错杀，不可漏脱”。“对参匪的要斩草除根，诸亲六眷都要杀”。“谁知情不报或放脱匪徒以通匪论罪”。同时，王卓如又通知伪县长赵光斗到顺河，对赵说“四川告殷禄才是共产党，要斩尽杀绝”。经过密谋策划，于25日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开始向威信郭家坟地区进行“清剿”。

    此时，支队活动于司营铺，发觉敌294团由兴文建武到石碑口，便迅速地转移到木梯山；但该团姚传群营也迅即尾追至木梯山附近，支队立即占据有利地形，予以阻击失利，主力所在位置完全暴露，敌军294团迅即调派重兵从四面八方包围攻击。由于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支队四面受围，队长潘明章牺牲，号兵冯子云被俘，情势十分危急。面对国民党七九师重兵四面包围“清剿”的严峻局势。支队即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敌人，会上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陈华久同志为代表的，主张集中兵力，利用我各方面熟悉地形之有利条件，能咬敌人一口就咬他一口，整不着就边打边退，突破一点，撤进大雪山迂回作战。另一种是以殷禄才同志为代表的，担心拖累大，怕群众吃亏，加之片面的接受过去的经验，误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是住不长的，主张“先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隐蔽活动”，等国民党军队走了再集中。最后统一执行后一种意见。

    天刚拂晓，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各大队按照预定目的地从几个方向分散突围，但队伍刚一分散，就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分割包围截击。敌人砍伐丛林，放火烧山，实行“保甲连坐，由民团带军队搜山清剿，白天黑夜穷追猛打。支队多数大队、分队被打散，只好与敌人决战，使许多干部、战士被打死打伤或被抓捕杀害。张慧臣带着第一大队奋力冲出敌军包围后向兴文县石碑口转移，至俚俚洞时被川南保安团队围困，游击队员在战斗中大部分壮烈牺牲，其子张安斌亦被敌军抓捕杀害。张占标、殷禄坤分别率第四、第五大队与敌军周旋。张占标带领第四大队突出重围向水田方向转移，至尖山子时又与滇军航七团谢营遭遇，大队英勇还击，激战两天后终因势单力薄，弹药打光，伤亡严重，队伍被打散，张占标退到簸箕峡时受伤被俘，饱受烤大火、坐老虎凳、吊鸭儿凫水等酷刑，始终坚贞不渝，被敌枪杀。殷禄坤队伍被谢远华营打散后，只身逃往珙县，在县城附近被地方民团密探抓捕送交79师。杨世龙、孙德龙带领第三、第六大队顽强阻击敌军进攻，队伍被打散后，杨世龙隐蔽在旧洞汤家沟口岩上，被民团搜剿抓捕押送顺河场交294团团部，团长王卓如下令将杨世龙枪杀于场口，孙德龙逃脱后返回郭家坟隐蔽在亲戚家，后被张占云获悉后调乡自卫队围攻，在战斗中牺牲。殷禄才和陈华久二同志生死不离，带领少数战士突出重围后经王棚山梁子、蹦咚沟潜入观音塘梁子隐蔽，因转移途中走漏消息，支队遭敌军追击。一天夜晚到农民杨子斌家弄一点吃的时，不料又被人告密，敌军尾后跟踪追至。第二天深夜支队被和敦乡自卫大队长张占云率民团伏击，文书员王国清受伤被捕，从容就义。农民杨子斌因给支队干部战士送粮食，被敌军以“窝匪不报”的罪名就地杀害。殷禄才，陈华久带领少数队员且战且退钻入山林，敌军和民团发现殷禄才、陈华久踪迹随即将观音塘梁子包围，严密封锁道路隘口，放火烧山，疯狂用机枪扫射丛林和山凹，被追出的队员一个个被打死或受伤后被杀害，支队伤亡惨重。殷禄才和陈华久怀着极大的悲愤带领剩下的几名队员趁夜突围，又转移到三桃乡依耳山梁子上隐蔽。由于时至初春，山上缺少食物，仅靠猎物、野菜和树皮勉强填饱肚子。3月19日凌晨，殷禄才和陈华久到农民陈子华家寻找食物，刚炒些包谷（玉米）充饥，不料被陈家迫于敌人“保甲连坐”威摄，暗使小孩向敌人告密，民团队长牟正举立即带领敌军294团第八连跟踪追来，迅速包围陈家草房。殷禄才、陈华久突感危急，立即冲杀出房屋，突出重围向水沟头，奔向关子洞坚持战斗。殷禄才协助陈华久爬上洞口，自己躲在洞口下的岩石后面阻击敌军追兵，敌军以机枪严密封锁洞口，向洞内发射枪炮弹，政委陈华久不幸中弹牺牲；殷禄才满怀悲愤，以两支快慢手枪轮番射击，击毙敌军1名排长和几个士兵，打得敌军伏地不敢抬头，此时，枪堂里面只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殷禄才不愿被俘受辱，怒视敌军饮弹自尽。敌军甸伏良久未见动静，方才迂回洞侧，猛扫一阵未见还击，斗胆慢慢接近洞口，发现殷禄才、陈华久二人遗体，指派民夫将其抬到顺河场确认后，再抬到古宋县城拍照报功。几天后，当地群众暗将弃于路旁的殷禄才、陈华久遗体葬于城东苏家坡坟山地。殷禄才同志的姐姐、妻子儿女共6人，在“围剿”中被拖死1人，被国民党军杀害3人，只两个小孩幸免于难。据国民党《新蜀报》载和294团中士班子饶一平提供的资料及支队幸存战士、群众回忆，在这次“梭篦清剿”中，支队被打死40多人，被俘后杀害70多人，有的干部、战士全家被杀害。先后共被国民党军队屠杀的革命战士和群众共200多人，手段极其残忍，有的被割掉耳鼻后活活的折磨致死，有的被砍掉首级后到处乱扔，如战士余顺民，被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敌人便将其怀孕之妻抓来剖腹杀害，余顺民也遭杀害。战士叶吉安，在敌军“围剿”时被群众隐蔽起来，敌军便将群妻子和一个未满两岁的小孩一并抓捕枪杀于珙县马跑函河边干坝子头。枪杀时，叶的爱人身怀有孕，行将分娩，临刑前见孩子在一旁哀哭，值此生死离别，要求给孩子最后含一口奶水。年轻的妈妈搂着心爱的儿子，一边喂奶，一边吻着孩子滴满泪水的脸，肝肠寸断，泣不成声，片刻之间，一棵万恶的子弹便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叶的爱人被枪杀后，几分钟内婴儿还在不停的蠕动。惨状难言，目不忍睹。苗族少年杨少聪（16岁），被七十九师定为“匪老幺”枪杀于珙县马跑函田坝，死后被该团医生抬至官山胡家坟园，开肠破肚，搞药物试验。还有的被剖腹取肾、心肝等，供士兵食用。真是残忍之极，骇人听闻。至此，坚持在敌后斗争12年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就以其同敌人血战到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谱写出了一曲悲壮激越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而结束了它光荣的革命历史。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殷禄才和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被打散保留下来的少数队员，有的继续坚持斗争，准备再干，直至解放。

    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在川滇黔边区坚持武装革命斗争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长达12年，在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纲领和红军的宗旨，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高举武装革命旗帜，宣传发动和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地进行地方人民武装游击战争。这支革命武装队伍在敌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打击和瓦解敌后反动顽固势力，对川滇黔边国民党地方区乡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沉重的打击了特务、地霸、豪绅以及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为解放边区劳苦民众，开展人民革命战争及配合前方抗日，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47年3月，国民党令中央军七十九师等反动武装联合发动了对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进行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力量过于悬殊，最终失利。同时，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也为争取威信乃至云南及川滇黔边各民族的解放及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工农红军川南(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坚持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和信念、无所畏惧敢于同敌人进行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光辉事迹和不屈不饶的革命斗争精神永远留在红色川滇黔边人民心中，永远激励我们走在新长征路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奋斗，实现建设“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

    1988年12月，原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同志为“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革命烈士纪念碑”题词“扎西决策多谋略，烽火席卷川滇黔。三省围剿游击队，孤军豪气战顽敌。团结群众齐奋斗，先后斗争十三年。烈士鲜血染大地，游击纵队谱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