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红军老战士肖发文团长遗孀钟学勤（中）和威信县人民政府县长肖顺兴（左）同志于威信荒田坝

2016年10月6日红军老战士肖发文团长遗孀钟学勤和小坝小学（发文小学）的学生们合影

    肖发文（1917——2000）男、汉族、私塾二年级；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扎西镇小坝村半林村组人；他在1935年2月上旬，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进行“扎西扩红”时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历经“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西路军失利”、“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多次负重伤。历任红军第五军团37团通讯班班长，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班长，解放军步兵358旅炮兵营排长、副连长、连长，步兵第1军炮兵团1营营长，步兵1师炮兵营营长等职。1943年秋，在延安劳模表彰大会上，被评为劳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出席表彰大会。1944年荣获“贺龙炮手”称号。曾三度率部入朝作战和帮助进行战后恢复建设，一直担任六十三军炮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主要是负责侦查地形，指挥前线作战；解放后，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55年春从沈阳高级炮校毕业取得大专文凭；1956年7月被授予陆军“少校军衔”；1958年8月作为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1959年5月，转业到四川省绵阳四机部涪江机器厂（即国营783厂，即现在的“九洲集团”）工作，历任厂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副厂长等职，连续三届当选为绵阳地区人大代表。1980年经四机部批准以正厅级干部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一、光辉战斗的一生

    （一）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出的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极大的推进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而给后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长征的影响下，无数劳苦大众踊跃投身革命，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不怕流血牺牲，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扎西（威信县的俗称），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边隅，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享有“鸡鸣三省”的美誉，隶属于昭通市。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失利，“北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于2月4日转兵折入国民党统治力量十分薄弱的滇东北威信（扎西）进行集结，党中央从2月5日起至10日止先后连续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花房子、石坎庄子上和扎西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举世闻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次重要会议，史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及最后完成，它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自此走向胜利”。中央军委根据《扎西会议》决定精神之一，于2月10日颁发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依新颁布的编制表编为充实团，精简机构，并决定其多于人员经过选拔与补充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同时，开展了“扎西扩红”工作，当时在扎西就有3000多劳苦大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肖发文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于民国6年（即1917年）出生于威信县城扎西镇郊区小坝村半林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冯氏在本人生下我三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间。后母熊国贞约1928年到肖（他）家。父亲肖泽安，1954年4月逝世。

    他八岁时就在本地黎寿昌个人开办的私塾学习了两年，初步了解《百家姓》的部分内容，并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由于家庭十分贫穷，不得不中断学业，被迫在附近的祠堂租地十余亩耕种为生，但是生活过得仍然很窘迫，又在当地背煤炭卖和到长官司（旧城）帮人背纸求生；因此，穷日子过得很艰难，常常是食宿艰苦，衣不蔽体，冬天四肢冰口到处可见。大约在1932年，扎西居民谢光聪在罗布镇簸箕坝帮吴幺老板娘做活，他认识谢光聪后，并随同谢光聪到了吴家做工，谢光聪见我为人忠厚老实、勤劳，做工满意，于是便把自己的女儿谢彩云嫁给了他。以后爱人在家（半林）做活。他就和父亲从吴家背酒到镇雄大湾子卖。由于父亲重朋友，讲义气，赚了点钱，常把老本吃得精光；所以，他们付不起吴家的利息，大年三十刚把肉煮好，吴老板便派人来把他抓走，第二天谢光聪知道此事，便一脚踢开吴家的门，强令吴家放了他。以后他和父亲商量，投靠谢光聪家，便住在镇雄县坡头镇林口任国安家（谢有一妹妹出嫁在林口），在此租地种植，年终收成很好；第二年（1935年2月初）他背包谷到四川叙永县两河换盐巴来吃，回到老家半林后便听人们说：“红军，共产党来了，朱毛厉害”，他就悄悄的到树林里去看。看见路上行走着很多的人（中央红军），相隔甚远而连成长线，有的背抢，有的背铺盖，有的背锅，看上去中央红军是非常的疲惫。不像人们传说的“见人就杀？”，他看不是这样。于是他对其他人说：“我要到扎西去看！”，这时就有人阻拦他不要去扎西看红军；他说：“我不怕！”，于是他就装成了一个卖柴的进城（扎西），当时他和一个姓周的（名字记不清楚）一起背起柴到扎西老街，刚走到红军放哨处，红军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卖柴的！”。红军说“卖柴的可以进去”。当他们把柴卖给红军后，红军就叫他们坐一会儿，便拿钱给他们，当怕他们拿着红军付的钱不好用时，于是红军就干脆拿当地“硬通货（烟土）给他们，每人付柴钱烟土两斤左右；之后又叫他们吃饭，当他们吃完饭后，红军说“你们不回去了，跟我们推下磨”？这时老周说：我要回去！他说：你去你就把我的烟一起带走。后来红军问他“你当不当红军？”，他问“当红军做什么？”红军说“打土豪分田地”。他想有地还不好吗,马上答应“我要当红军！”这样便参加了中央红军，之后就与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了。当时的情况是“扩大红军三千几，浩浩荡荡四川行”。正如后来（1935年10月）定一、拓夫合编的《长征组歌》中唱到的“二月来红军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成立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2月14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扎西境内。此时虽然已经进入了初春，但是乌蒙山区的天气仍然十分寒冷；他跟着大部队迎着冷飕飕的、寒风刺骨的天气，艰难的走在胜似烂田一般的泥泞崎岖的山间羊肠小道上，从县城扎西走了一天便到了川南叙永县分水岭，插长坝，出枧槽，当他们走出了川南叙永县枧槽乡时便同敌人交了战，随后进入了黔西北境内；在参加中央红军“二、三、四渡赤水”战役中，经过中央红军老战士的教育和手把手的教他，使他这样一个对枪械的“门外汉”，从第一次打枪时，把枪抬高，就打到天上去了；抬低了，打矮一点又打到土里去了；反反复复的训练他：瞄准靶心，对准敌人打。以后慢慢便学会了，掌握了射击作战本领。当时，他们吃饭除了当地缴的粮食外，中央红军还把从江西出发时后勤都备有白洋，用来向当地老百姓购买粮食，吃不完的就用袋子背上，打仗时为了轻装上阵，又用剪刀把袋子剪烂，让米漏掉。参加“挥师北上，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战斗时，他们到了娄山关时，敌人的飞机一天要来好几次，老战士就叫他戴上草圈，他才知道是做掩蔽用的。第二早，听说娄山关已经攻下，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又一天，当他们在贵阳附近参加“兵临贵阳逼昆明”的激烈战斗中，天空上天然有一棵手榴弹在他的身旁爆炸，幸亏他当时是处于卧位才幸免于死。

    中央红军长征中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具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克敌制胜的“精气神”；特别是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要求。回来他回想起来，中国革命能够取得伟大胜利，这是同正义的战争、严密的组织纪律要求是分不开的。当部队走到了金沙江边时，他很想去砍一根甘蔗来吃，同志们便阻止了他，说不能随便动老百姓的东西，他也就未动。渡金沙江是用竹竿编制成竹排渡过去的，打了邓锡侯部队后，每人得一条军毡。他记得当年爬一座大山，口很干，有钱也买不到水喝，许多同志差点因缺水而倒下，幸亏到了川西天泉县，才使同志们得以解渴。休息一天多，用水碾碾米，准备干粮，翻越夹金山，当时连长说想办法带点辣椒，他说“报告连长！我刚才看到老百姓的家里面有一串挂起来的辣椒不敢拿，怕你们说”。连长说：你们去找！后来他到这个老百姓家里面，发现无人在家，就放上几个白银，便把辣椒拿走了，然后每人分几个辣椒。他仍然不明白拿辣椒来做什么用，于是就问连长“拿来做什么”？连长说“明天就知道了”。后来他才知道夹金山氧气稀薄，人受不了，用辣椒嚼可减轻缺氧，当时他也顺利的翻越了夹金山，但身后仍倒下了几个同志。翻过了夹金山后，中央红军就遇到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大家互相说着，开玩笑，但他听不懂。到了荣领司藏民地区，准备20天干粮过草地，干粮主要是刮榆树皮烤干，擂成面，与青稞面混在一起。他分得20斤左右，估计不够吃，又用白银跟藏民买上一点，结果藏民没有要钱，送给了他20斤豌豆，每次进餐都必须有命令，不能随便吃。下午出发，没多远就遇到草地（自然条件相当大恶劣），行走时必须照着草窝大的地方踩，否则。稍一不慎就会掉下去，有的同志掉下去便无法爬起来。当时他携带的炒面打湿了，霉烂很凶，发出臭味，他就只好吃豌豆，吃完豌豆就扯车前草吃，有的同志生病没法医治，加上饥饿，走着走着就倒下去死了，从江西出发长征时一直跟随着大部队前进的许多江西大汉（中央红军）就是这样永远长眠于草地；虽然过草地时，发生的战争较少，但是因为饥寒交迫，被饿死的红军战士较多。有的是先遣侦察部队过草地时扔下的牛肚、牛骨头，已经发绿了，后面过草地的红军战士由于没有“食物”吃，只有把这些已经腐烂变质的牛肚、牛骨头，放在水里冲几下后又当成“食物”弄起来吃充饥。可见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既面临着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又面临着“没有吃的”的生活艰难考验。

    我们原是红一军团朱德总司令同志带领的部队，听说草地快要走完时，因又遇到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是我们就被编到了红五军团；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和方针，企图“伪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于是就下令不准我们部队继续跟着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前进进行北上抗日，而是非要南下四川，结果部队又倒回了四川。部队第二次过草地，又回到了阿坝、甘孜面临着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考验，张国焘部队打天泉县，我们打驻康定的国民党李焕兵部队（李的部队番号记不清楚了）。当时，雪山上风很大，稍不注意就会被大风刮起走了，后来我们部队被李焕兵的国民党部队打散了，有的红军战士就只有钻进深山老林躲避敌人，当出来烤下火时，用手一摸下耳朵，耳朵就掉下来了。有一次他由于太饥饿，又带点病，同志们把他抬到了当地藏民的厕所里，还算命大没有死，过几天就慢慢的好了。同志们就找了一点胡豆磨成面给他吃，立刻就随军前进。

    1936年，贺龙、任弼时带领的红二军团和肖克带领的红六军团一起来到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会师”；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口号是“欢迎二六军，羊毛几十斤”，捐献羊毛给红军二、六军团做衣服穿。当贺龙和肖克带领的红二、六军团来到甘孜后，张国焘感觉到自己就有一些“降不住”贺龙，因为朱德、贺龙、任弼时、肖克等坚持贯彻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和路线，所以坚决要求带领部队到陕北找到毛泽东，开展“抗日战争”；于是，张国焘被迫取消“伪立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于是他们又开始了第三次过草地。有一次，他把干粮给马驮，就去检查另一个山头的部队去了，口袋摩擦在岩上，岩石把口袋刮破，干粮漏掉许多，之后别人吃半碗，他就只能吃一汤勺。此次还好，10多天就走出了草地，到了腊子口，甘肃的陇西，有人告诉他们快要过黄河了。

    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然后又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的任务；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红九军、红五军、红军三十军一起西渡黄河；西路军西渡黄河后，由于遭遇到以国民党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两支以骑兵为主力的国民党正规军3万余人“马家军”和10万“民团”反动武装的疯狂围追堵截。1937年3月，奉命西征“马家军”的红军西路军在祁连山山区悲壮失败。从此，“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开始了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

    这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经历了最惨烈的战斗，虽然失利了，但是谱写出了一曲悲壮激越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正如后来毛主席评价“西路军”的是“虽败犹荣！”。张国焘的部队是八八师。他们三七一团、三九一团是四方面军是3O军。八八师在红四方面军中是武器装备较好的，枪弹堆在河边，但敌人的工事是早就修好了的，有几艘船到了河中央就沉下去了，红四方面军八八师的船到了离对岸不远就跳下来浮水，他不会游泳，这时一名江西籍红军战士就用手把他拉过去。过了黄河，到了甘肃河西走廊永昌县，此地气候比草地恶劣得多；由于，张国焘指挥部队确定的行军路线不对，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追截，导致了红军“西路军”的兵力无法扩充，弹尽粮绝，突围跑了一个晚上，又进了围子，工事还没有修好，国民党马步芳反动武装部队的骑兵就敢到来了。天天如此，气候寒冷，水泼出去立即冻成冰，有的同志呼吸时胡子也被冻成冰。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来回和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周旋，是整整一个冬天，红九军团全军覆没，红五军团只剩下他们团的残部，他们动员当地人参军，但是人们思想动摇，都不愿意参军，说要参加红军的话你们到苏联拿武器回来。董正堂带领骑兵团，当时他是排长。没有进高台，他们留在山丹，山丹出城就是万里长城。一天，董正堂部队出去，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在前面伏击，当敌人下马后同红军作战就不如我红军，所以，红军把敌人赶出了长城。正月初一打下高台，董带领了一个炸弹队，子弹打完了就用炸弹。之后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又返回来，董军长在长城上喊：“让他们进来，进来后再收拾他们”，敌人听见不敢进来。敌人有个规矩，缴获了红军的一支枪或俘虏一个军官，就奖给多少钱。当他发现有一个敌人背了7支枪，还想再捡一支时，他就举起大刀，一刀就将这个敌人的头劈在地上。最后，红五军团一个营从河西走廊走回去的只有几个人；可见战斗之残酷，回想起来时大家都在掉泪。

    以后他们就到了富营进行战斗，董军长带领两个团朝前打，此时正是1936年12月12日，仗打得正惨，听说西安捉到了蒋介石，他们就发电报到党中央，要求把蒋介石杀掉。

    6月1日，敌人反攻，开始没有拿下高台；20日又反攻，打开高台后，血流成河，红五军团进去两个团和一个军部（后勤机关），共2000多人全部战斗至死，董正堂军长英勇牺牲。

    从富营突围那天，离此40华里的高台炸弹响如炒芝麻，心想不能突围，因红五军团剩余部队的伤员太多，于是重伤员们就抱着没有受重伤员同志的腿不让走；但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受轻伤的只能悲愤含泪丢下受重伤的同志进行突围。第二天接近30军，当时30军的政委是李先念，西路军是徐向前的总指挥,陈昌浩的总政委。总部组织两个骑兵师援救，沾不上边，到半路就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阻断，红五军团的子弹打完，敌人往城墙上爬，红军战士就用石块和砖头打下来，有时将梯子打断。当时高台有个国民党的保安团，兵工厂制造炸弹的工人与部队同行，工人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活捉，虽然未被残害，但是工人们的手是制造炸弹炸敌人的，所以，敌人就把工人们的手全砍掉了。最后，红军“西路军”还是从富营突围出去了。比较激烈的一仗是打杨家营，总部说，没有枪，石头也要拿一块，锄头也要拿上一把，李先念在此指挥，消灭了马步芳部队3000多人，但马步芳知道，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已没有了，仅有红军3O军很少的红军指战员仍然在坚持进行战斗；之后，红30军就往山里黑水寺大庙撤退，然而敌人从三方面来夹攻，但是红军在上面，敌人在下面，双方都死了不少人；之后，红30军便到了祁连山。

    过祁连山时，比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还要艰苦得多，除了冰河、冰山，就是沙漠，因缺水断粮而饥饿和病痛时时向“西路军”剩余干部战士们袭来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这是1937年2月份的事。红军“西路军”在血洒征途中，是革命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他们：即使遇到千难万险上刀山下火海，无论如何心中也无比坚定地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绝不能脱离党的队伍，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回到革命队伍，东山再起，继续为伟大理想奋斗。此时祁连山的气候非常恶劣，刺草一下可把脚刺穿，大腿腰部到处可见冰口，红军“西路军”被敌人打散后，党中央立即通知徐向前、陈昌浩两位红军高级指挥员马上离开部队，否则将会被敌人活捉。红军（独立团）中的一些女干部战士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活捉后，就被带到青海，强嫁给国民党马步芳反动武装部队的军人，姿色差一点的就嫁给老百姓。红军“西路军”剩余部队“突围”到了祁连山后，总部就把剩余部队编制成若干支队迷惑敌人，花了一千多大洋买了一批羊群，合并其他做成干粮，继续往西前进。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知道后，又来继续骚扰，红军丢了一些羊肉继续走。一天，他遇到了一头牦牛，去捉未捉到，牦牛把他背了一里多路，最后下来时脚被刺了个大洞，差点赶不上部队。到西安，看到庄稼很好，但是四城已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占领了，总部下令攻打，他们与李桂芳抬梯子上城墙，刚刚往前送，敌人一枪打中他左侧口腔，牙齿被打掉。后来无法攻下，又后撤退往西走，红3O军是张国焘部队的主力军，二六七团、二六八团到新疆是张国焘个人的目的和主张。他们走到西安附近的一条河边，看见一地主老财赶着马车向前跑，他们想夜间行走的肯定不是好人，于是就把这个地主老财打下来，但结果一样用也没有，只缴获一些金条、元宝到了半路也甩掉了。到了江家弯子，晚上休息。想再也没有追兵了，可刚躺下，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骑兵部队又追上来了，敌军两路将他们包围在中间，他们就用沙包做掩护，与敌人战斗。敌人用六O炮打。他感到身上湿湿的，用手一摸，原来是伤口在流血。敌人见红军的人不多，团长又被打死了，便放声说:“你们上不了新疆了，投降吧，我们会给你们出路的！”他与一个团政委（江西人），这一名红军团政委人比较年轻，但他受重伤后身体非常疲惫，行走非常十分困难。由于当时他们都是各个部队组合而成的，相互之间也不熟悉。他就对这一名红军团政委说：“我扶你走，有我就有你。”这时这一名团政委不同意，就推他出去阻击敌人，当他刚走不到二十步，政委就扣动了手枪，他听到枪响，回头一看，政委已经牺牲。

    他们就剩下了这几个人，然而敌人的骑兵来了又要分散，一天夜里他走到了一个山坡，发现了一栋房子，看见屋子里面有灯光有火，有几个人，不像是敌人，是我们红军。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在扎西入伍时的班长，具体名字他记不得了。当这个班长邀请他说：“我们去找老百姓，当老百姓算了”。他说不行，怕找不到就已经饿死了。这个班长就对他说：“你看我大腿上，绑得有大洋”。他说：“等我方便一下来商量”。这样他就一个人走了，没有与此人再接触。就继续沿着沙漠走，又遇到一群人，是我们红军，一共有七八十人!他们选了一个连长，带着他们仍继续往西边走。到了一个村庄，老百姓误认为他们是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来了，马上驮起粮食就跑。他们也误认为这些“老百姓”是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他们部队又分散开来；之后，他又遇到几个人，大家为躲开敌人的搜查，白天藏匿于干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继续往西潜行，渴了，喝一口路边的积水；饿了，嚼一把野草，或向民家讨口饭吃；困了，就在荒野中露宿；若遇到有马站的地方，就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干粮后又走，慢慢的人逐渐多起来，他们想可能快要到新疆了。听说新疆有一个叫盛世才的军阀，是国民党的督办。与我们红军合作的苏联领事馆就在新疆。之后（1937年5月），他们走了几天，果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碉堡，抬头一看，上面架着一挺机枪，楼上有人问他们：“你们是什么部队的？干什么的？如实招来，否则开枪打死你们！”他们队伍中有些人也较大胆，回答站岗的说我们是“朱毛部队！”楼上的人听后没有吭声，随后下来几个人，便是陈云、毛泽民等红军高级首长（党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之后给他们换了衣服。

    他们非常庆幸，西路军失利后，历尽艰险，跋山涉水，辗转千里，经过几个月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后终于“回家”（红军的行列）了！找到了党组织；纵然，现在既是是死了，也有一个栖身之所了。

    （二）在新疆

    1937年5月，他们离开陈云部队以后，到了新兴峡。当时，由于国民党新疆省督办盛世才保护共产党和红军，盛世才手下的一个师因此不满，便公开起来反对他；于是盛世才就派飞机和部队配合哗变部队去攻打。红军是坐汽车去的，这回他第一次见到了汽车。当红军的部队开到时，反盛世才的人已全走光。晚上，哗变部队又反扑回来，红军又撤回新兴峡。当时，红军部队虽只有200多人，但由于受沙漠丘陵的阻碍，反盛世才的部队不敢到新兴峡来。李桂芳(连长，外号“钢盔",因头部七次中弹未死而得名)说:“让我去收拾他们。”他带一个尖刀连插入敌人中间。敌人的阵脚大乱，红军就乘机将哗变部队一举歼灭，俘虏的敌人押回新兴峡。大约一星期后，陈云、毛泽民下令他们去迪化(今乌鲁木齐)。他们乘坐几十辆车子到达后，被改编为“盛世才新兵营”。驻迪化东门外，旁边是盛世才军官教导团。时间稍长，盛世才部队就识破他们说新兵营是“共匪”。此时因抗日受挫到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百多人回来和他们编在一起,虽然盛世才的部队中有人说“新兵营”是“共匪”，但是因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教导团”的人也不敢杷“新兵营”怎么样。“新兵营”四百多人分成四个大队，分别学习文化，装甲，汽车驾驶和无线电。他是骑兵，半年功夫就学会，由于成绩较好，曾受到过教官的表扬。半年后改成炮兵，那时叫旧炮（山炮）。他虽然没有文化，但虚心好学，头脑灵活，进步很快，每次比赛都是第一名。1938年8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秋，参加野外训练。

    那时，因盛世才有钱，加上苏联的援助，“新兵营”的生活开得很好，每天都吃大米饭、炖鸡、炖羊肉等。

    有一天，他们正在野外训练，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两位领导来看望他们，此时大家心情都是非常激动，都想听两位红军高级领导讲几句好话，因为红军“西路军”被整得太惨了，且又打了败仗，过去两万多人只剩下现在的几百人。这时徐向前、陈昌浩两位红军高级领导也觉得十分惭愧，上台后都讲不出什么话来。

    后来，陈昌浩去苏联疗养，徐向前回延安。“新兵营”这些学员中有文化的、身体好的便去苏联学习飞行驾驶（约有四五十人），他因没有文化，就没有去成。

    （三）从新疆到延安

    1939年秋，在新疆的红军部队全部调回延安，军阀盛世才派一个参议员护送他们，当时，正逢苏联援华抗日，几百两汽车一路同行，浩浩荡荡往延安方向出发，车子都用羊毛毡篷布封盖防寒，只将其中一辆的篷布开一个小口，一个人伸出头来观望，起放哨作用，看有无敌人和后面的车子是否跟上。车队到达甘肃省高台县城小憩。他悄悄溜到一个老百姓家里，故意问一个老太太这里以前是否打过仗，老太太当初不敢说，后来回答：“你们年轻人懂个屁”。

    第二天。到山丹，国民党甘肃省地方政府部门提出要“办招待”，名曰办招待，实际上是要杀人，毒害红军。苏联领队打招呼：“大家先不要动筷子，等我看了再说，”他知道饭菜里有毒，于是高喊：“叫你们的头头出来！”不一会儿，办招待的头头出来，被苏联领队扇了几个耳光，说：“你们要杀人，就明来，不要暗算。”接着就叫他们走了，要不是苏联领队，他们已经被毒死。

    到西安，安排他们住纺纱厂。纺纱厂里面全是工人，不整共产党，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运馒头给他们吃。

    以后，苏联领队到南京去了，国民党西安地方政府就不再安排供给他们的汽油。纺纱厂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处找汽油都找不到，于是就把车子缩减，原一车30人改坐一车50人。

    丢下部分车子，离开西安，到达洛川地带，当地国民党军队意图害死他们，叫他们去洗澡。盛世才派的丁参议喊部队不要去洗，等他进去看一看，若他们要动手，就给我们信号，有动静我们做好准备，直插省政府。丁参议看没有动静，就叫部队出发，往延安继续前进。

    他们脱掉毡鞋，换上胶鞋，做好战斗准备。那时他们精神振奋，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

    当走到离延安不远的地方时，汽油全部耗尽，车子再也启动不了。于是，丁参议就到国民党区发报给延安，叫延安送汽油来。电报发出去不久，延安就派人把汽油送来了。

    到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接见驾驶员，并盛情款待。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驾驶员们看到共产党并不像平时所说的那样凶狠，而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于是这些驾驶员都不想回去了。后来经领导做思想工作，说不回去不行，不回去新疆军阀盛世才要造谣，所以，这些驾驶员才含着眼泪依依不舍的离开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四）在太行山上

    从新疆回到延安的部队不到一个月，遇到了彭德怀在山西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要人，于是就把他们全部派往晋东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出发。

    途中脚磨起血泡，仍保持前进。

    渡过黄河，到达晋西北的临县，贺龙抽人打球，能打球的就留下来，共留下10多人，贺龙派一个旅护送他们，通过阎锡山朱怀兵的地盘时，敌军与他们发生交战，们他要求参战，但是不准，怕到彭德怀处找不到人交差，所以由贺龙的部队和他们打，贺龙部队最终将阎锡山朱怀兵部队打退。

    到同普路，过汾河，河里大部分是泥潭，需用侦察兵插标记才能通过。

    过了汾河过铁路，有的人过了铁路还不知道，听说后还想返回去看一看铁路是否是铁铺就的，非常的搞笑。

    到晋东南太行山后，他们住在东井村，这时生活比在新疆时差多了，每天就吃黑豆，往里边撒点盐巴就吃，不久许多战士就病倒，天天都要抬几具尸体出去埋。当时他也病了，屙出一些血不像血，水不像水的粘液。那时他是连长，一天下午，他叫通讯员扶着他出去走一下，走到城门，遇见一老人，两鬓斑白，老人问他“是不是生病了？”，并叫他到自己的家里去坐一坐。到了老人的家里之后，原来才清楚：这位老人是个老中医，老中医给他诊脉后，开了一个处方，但又怕他付不起药费，他就叫通讯员回团部批，团长胡兴看是给他看的病的药方就批准了，药煎好服下几个小时后，病情就有所好转，当天夜里，肚子就不再疼痛，这时想吃点东西，老中医便就叫自己女儿煮了一碗面条给他吃。第二天就不在屙那样的血浆了。

    他病愈以后，就参加了“百团大战”战役。本想打算战斗一结束，就赶回来感谢老中医的，然而，等“百团大战”战役结束后，他们还没有到东井村，那里就已经被日军“扫荡”，当他拿着两瓶罐头去看望老中医时，可惜老中医已经离开了人世。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光政策”很惨无人道，窑洞门窗全部被摧毁，锅瓢碗盏被砸得稀烂。

    到了夏天，首长就安排他就带了一个连去割马草，晒干冬天备用。任务是十万斤。当时每人还发两团羊毛，自己纺成线制毛衣过冬。

    （五）南泥湾开荒

    没多久，党中央就命令将他们炮兵部队调回延安，保存实力。于是,他们又向 延安出发。

    部队到达蟠龙，接到上级通知，说朱总司令给炮兵找了一个好地方，并要求大家不必带武器去。什么好地方？后来才知道是“南泥湾”，“屯地养兵抗日”。

    炮丢下，牵着驴子走。到达南泥湾一看，这哪里是好地方，到处荆棘丛生，野狼成群。到了陶包玉，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大家去砍草来做房子，挖窑洞。一星期时间，各班就把窑洞挖好。

    他们离津浦湾三五九旅有20多里路。以后接受任务，缩编人口，他由连长下来任班长，去接受了几个山头，响应党中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号召，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丰衣足食”的道路。

    第一年很艰苦。第二年他们就把原来的荒山野岭改造成大米粮川，人称“陕北的好江南”。高梁、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廷安购去的猪仔也长得很膘肥。1943年秋评劳动模范时，他被评为了“劳模”。到廷安开劳模表彰大会，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了会议。

    “南泥湾”的生活虽比以前明显好转，但还是相当的艰苦。他们每天大多是在凌晨三点钟就起床，然后上山开荒。由炊事员送饭。有的同志一天可开三亩，而他只能开二亩半。秋天烧木炭，他是能手，天天自己砍柴自己烧窑。他一天要砍万余斤柴，烧制出几千斤木炭。有的人没有经验，不把木炭烧成灰烬，就是没有燃过，他严格掌握好火候，见烟就灭火，恰到好处，所以就被评为“劳动英雄”。

    冬天练兵，他也取得较好成绩。由于气温很低,早上去打炮筒，不小心手就要凝在炮筒上，然而他仍然获得“贺龙炮手”的光荣称号。

    （六）在华北战场

    1945年秋的一天，他正在烧木炭，窑还没装满，营房来通知，说什么都不要了,赶快回营房擦炮，检査驴子的掌，明天就要出发。回到营房才知道，原来是日军巳宣布投降，要他们离开南泥湾，到晋西北贺龙一二〇师去。

    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下五个师17000余人，从山西省临汾、浮山，冀城等地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企图控制晋东南。为保重抗战胜利果实，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31000余人，发起“上党战役”。

    他们几天功夫就赶到黄河边,那时正是汛期。撑船的人相 当紧张，唯恐损害着共产党的部队，渡过黄河就去攻打文水国民党阎锡山的反动武装部队，他主动请示黄兴庭旅长：要求去侦察地形。他说： “如果相信我，你们准备好攻城部队，我准时把门给你们打 开”。果然黄旅长就同意。

    他越过一道涵沟，观察好地形，回来带几个兵转到西城门，把墙打通,支起四门大炮。只打了20发炮弹，敌人的主要工事就被摧毁。大部队乘势冲进去将敌人全部俘虏。里面有大烟、 纸烟，我拿了几条纸烟。后黄旅长对他说：“你还真有办法”。

    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蒋介石令傅作义部主力约50000人，沿平绥路东犯，企图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中央军委决定集中解放军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主力39个团共53000余人，发起“察绥战役”。10月18日，以卓资山为会师目标发起攻击。他们攻打卓资山，炮火映红了半边天，许多人的耳朵被炮弹震聋，他的耳朵也被震流血，听力明显下降。几天后，敌人又占領卓资山。他们就把炮架在高山上，才把 敌人轰退。 10月25日，敌人撤至归绥、包头地区。卓资山之战后，随着进攻绥远，他们住城外八里庄。傅作义部队的炮火十分厉害，尽在空中狂蹈乱舞，所有树木都被炸毁，他们挖洞隐蔽。才幸免于难。他们去拆铁路，惹得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乘火车直追我们。 10月31曰，完成对归绥地区的合围。11月10日晚上，部队紧急集合，他还以为是在搞演戏。领导说“不用管他！”,所以他连行李也未带。然而却是真的，要部队行军到包头(绥远至包头360里），且必须在24小时内赶到。部队走得精疲力竭，身上被雨淋湿后很快就凝成冰。11日晚到达包头附近，安排他们驻黄草湾，炊事员为他们准备好几只羊，说吃了羊肉再打包头，第二天凌晨起来一看。锅面上漂浮着大量的羊毛和羊粪。但他们顾不了那么多了，随便洗一下就吃，吃后就去围攻包头。

    步兵己准备好,他们炮兵打了几十发炮弹。敌人的灯就被打熄灭，解放军两个营阻止城外的敌人增援部队，解放军一个营冲锋进去， 把敌人围起来，但来不及缴枪。天亮，敌人看解放军没有几个人，又同解放军攻入城内一个营打起来；这时，他建议用山炮打六三弹,打了两个小时，敌人被 大量杀伤，城外敌人便丧失了战斗力。然而因敌我势力悬殊太大，连攻三次都未拿下，于是解放军攻城部队就撤出了战斗。

    12月14日，解放军撤出对归绥、包头的包围。

    丢了包头后，去打大同。大同城外有座天主教堂，他们就住在教堂里。外国人不敢打他们。他们天天和大同的国民党军来回骚扰。大约20天外围全部被扫尽，最后剩个车站拿不下，为了打车站的一个水塔(里面住敌一个营），解放军不知牺牲了多少战友；后来他们就拿人躲在铁桶里，背炸药去炸(炸药爆炸后三十里外的玻璃都被震碎)，仍没炸开，最后用辣椒浇上汽油点燃来薰，才把敌人呛逼出来投降。

    接着去打大同的西关。他们用话筒喊:“你们若有本事，毎天派一个班出来，他们拼刺刀。”敌人来一个班死一个班。拼了几天，不敢再来,于是拿下北门。这时，他们刚作好攻城的战斗准备，就接到命令，部队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