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蔡和森的评价，毛泽东在1939年与老同学萧三谈到他的牺牲时说了很短的一句话：“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1]余下的是良久的沉默，对他的评价在毛泽东看来再多的语言文字也不为过，再多的语言文字又成了多余。杨昌济给章士钊推荐毛泽东、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人 (毛蔡) 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此二子”，[2]蔡和森36岁的短暂华年证实了恩师杨昌济的预言远见灼识。

    对蔡和森一生贡献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蔡和森对赴法勤工俭学的贡献，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蔡和森党建思想研究，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蔡和森对《向导》周报创刊的历史贡献，蔡和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蔡和森社会进化论思想研究，蔡和森对党史研究的贡献等等。2015年是蔡和森同志诞辰120周年，笔者近年来对青年毛泽东的研究，使我对蔡和森充满着敬意。如何缅怀纪念他？我从他对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及世界革命形势的科学判断这一角度来纪念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影响。但鉴于本人的资料《蔡和森文集》是1980年版的，有些史料还有缺漏和本人阅读的伧促及专业知识储备的有限，即使在这一角度或截面对其研究亦难以达到真实反映其高度的客观要求。

    一、誓言“新民学会”必成中国重心

    1918年8月，蔡和森在北京《给陈绍休、萧子璋、萧子升、毛泽东信》中说：“前将启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吾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3]毛泽东、蔡和森于1918年4月14日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在蔡和森家成立新民学会。学会初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人心风俗”，后确定“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而此时新民学会成立才4个月，蔡和森即信誓旦旦作此誓言。但历史证明新民学会成立后长沙的革命形势为之一新，五四运动期间，该会联合长沙各界反日爱国力量进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干部培养上作了重要准备，为我国近代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除毛、蔡外，还有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1920年下半年，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湖南的早期党组织骨干成员大多来自新民学会。1923年，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对湖南的党组织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湖南的党组织工作做得最好。可见，新民学会、建党先声、中国重心、当之无愧。

    二、预言中国必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且美日必有一战

    1920年9月，蔡和森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共产党之重要讨论》，这封长信中，由于纸张不够，临末在简单讲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后，最后一句：“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4]以此语结束全文，警醒新民学会诸君。此言一语成譏，17后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的主战场。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曾预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毛泽东预言后正好20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位挚友、湖湘才俊的预言相互呼应，成为忧国忧民的绝唱。1922年11月，蔡和森在《红军在海参威胜利后的远东时局》中分析帝国主义远东殖民政策后，指出，“以前爆发的日俄战争，和今后必不可免的日美战争，就是国际帝国主义造成的远东形势。”[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美日战争爆发。蔡和森在此文中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场的被压迫民族要取的胜利，必须与苏俄联合。1945年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根据《雅尔塔协议》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以三个方面军上百万的兵力，跨过中苏边界进入我国东北，在4400公里的边境线上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势不可挡的总攻。在中国人民的英勇配合下，苏军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击溃了日军主力关东军，8月22日，旅大地区获得解放，结束了日本法西斯在旅大地区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

    三、预判中国革命不可避免且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蔡和森1920年9月，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信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诸多矛盾时，指出，“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他，那革命是一定不能避免的了。你看中国的社会今日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现社会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避免。”[6]北洋政府上层建筑的政制虽新，但其掌握政权的军阀是封建遗留的旧军阀，经济基础是封建的。因此，大胆地判断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夜，革命形势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此时，中国很多智识阶层还憧憬着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可见蔡和森是中国革命的先知先着者。中国后来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民族革命及解放战争，充分证明了蔡和森预言的科学性。

    《给毛泽东的信——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信中，蔡和森还向毛泽东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的大趋势，谈到国内中国民众运动幼稚落后时指出，“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7]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也在信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早于同年11月上海共产义小组制定的《中国共产主义宣言》。蔡和森是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蔡和森成为中国当时建党理论水平最高的人，其理论水平比李达更系统，建党理论的文章发表也较其早半年。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中国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除了国民党还有其他一些党派，但他们都无力也无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任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建立新中国证实了蔡和森的预判。

    四、提出中国革命“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程式

    1921年2月，蔡和森在知道陈独秀主张社会主义在中国积极筹备党组织时，非常高兴，与陈独秀写了一封《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长信。开门见山表明立场“和森为极端的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8]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程式，唯物史观是革命的出发点指导思想，阶级战争是手段与方法，无产阶级专政是目的。信中指出中国绝大多人是无产阶级，中国的资本阶级是五大西方列强的资本阶级和国内的少数军阀、财阀和资本家，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纵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基本是按这一程式发展的，我国革命胜利建立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为本质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五、指出中国的阶级战争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1921年2月，蔡和森给陈独秀《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长信中还指出指出，“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着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中国已经兴起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庸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西方列强的资本阶级和国内的少数军阀、财阀和资本家，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9]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为中国革命确定彻底反帝任务、寻求和接受国际支援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一认识，我国的革命与苏俄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也在实际上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新中国成立后也对亚非拉的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与援助。

    六、预判中国近代已无发展独立资本主义国家可能

    1922年5月，蔡和森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分析了工农劳动运动的目的与原则、中国资本主义可怕的形势，在分析工农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中指出，“自近世资本主义国际化以来，业已把东方隶属于西方了，农业国隶属于工业国了，野蛮国隶属于文明国了，还能成立锁国自立的‘本国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在中国必然的要倒霉，要短命，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要行运，要快来对照。”[10]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灼识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到处找帝国主义寻求对辛亥革命的支持，结果是屡屡碰壁。中国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智识阶层也认为应与资本主义强国建立友邦关系，由他们来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有些党的领导人，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提出错误的“两次革命论”。蔡和森的判断贡献到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制定了中国革命的两阶段论，并且在新民主革命完成后及时用和平的方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要行运”。现在，当世界“共运”处于低潮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秀于世界，中国和平崛起。如今再联想蔡和森的“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要行运”，其预测是多么的准确。

    七、预判中国在短期内能成为新兴工业国

    1922年9月，蔡和森在《中国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中国国际地位无政治的独立可言，被帝国主义变为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后，指出，“中国政治地位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最忌刻的，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工又多，假使政治修明，自动的开发实业，必不难在短期间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国，不但国际资本主义将丧失其惟一可以延长命运的市场和销路，而且中国更廉价的制品将与之竞争于世界市场。”[11]他立足中国具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预测在短期内中国能成为新兴工业国，而正是这一点，国际帝国主义不愿意中国政治上独立和经济上自由发展。但蔡和森的预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了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新兴工业国，并且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对此仍然忌恨，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

    八、指出谋求与旧军阀合作、妥协的国民革命是条绝路

    1922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至张作霖剿灭后的吴佩孚怎样，乃系另一个问题，决不要因此而疑虑张作霖灭亡之不利于势力均衡，因为革命党要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均衡，是不能存在的。……”政治上的统一，显就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12]孙中山的革命依靠一派军阀打到另一派军阀，而当革命一触及军阀本身利益，军阀立即发对革命，导致孙中山的革命动辄得咎，革命要么失败，要么不彻底而流产。1922年10月蔡和森在《孙吴可在一种什么基础上联合呢？》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军阀吴佩孚合作提出批评，“我们认为民党与军阀，截然为两个新旧不同的阶级。这两个阶级的争斗，现在虽还未到你死我活，但民主革命的潮流总是一天高一天，军阀的命运总是一天促一天，除了时间问题，新兴的革命阶级总会要战胜封建的军阀的，所以我们根本上主张民党应极力与民众势力联合以贯彻民主革命，除有意义之单方面的联合外，我们反对混合或调和个大军阀的势力，去谋那不可能的统一。”[13]1922年10月蔡和森在《批评汪精卫军赴奉返沪后之谈话》中批评国民党谋求与军阀张作霖的合作，“今民党不然，只知四面‘报聘’， ‘为民意求援’于军阀，而不‘为民意求援’于民众，误信与红胡子可以‘长时合作’。‘永久互助’，我们实为民党前途危呵。”[14] 1922年，国民党内部对此还没认真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迷恋于均衡旧军阀的势力，与军阀谋统一。蔡和森认为，辛亥革命已11年，为什么革命仍没有结束，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政体虽然是新的，但掌握这个政权的阶级是旧的，是封建军阀与官僚。而国民党仍迷恋于均衡旧军阀的势力与军阀谋统一，不敢继续革命，其必丧失先进性，并且被历史淘汰。果不然，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与军阀谋均衡、形式上的统一，结果国难当头时，军阀与国民党貌合神离，使中国陷于危亡存续之秋，国民党丧失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九、定性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本质

    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定性，早期共产党人经历过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蔡和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掌握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武器后，开始有意识地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和研究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他在1922年5月1日发表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说：“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5]最早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的性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紧接着，陈独秀在1922年6月《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最早使用了“半殖民地”的概念来说明中国政治上不独立的现状。[16] 中共二大以后，蔡和森最早起来赞同并确定地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术语。1922年9月，他在《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中，不但使用了“半殖民地”一词，而且还阐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特别是1926年底，他在给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员做《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时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蔡和森率先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给中国近代社会定性，并成为共识。“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本的依据。”[17]有了这以科学的定性，所以共产党人能正确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任务，革命的主力军等基本问题。

    十、提出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任务和新三民主义思想

    1922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结尾时指出，“总之，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涨高，……”[18]提出了国民党要“联俄”、“联合民众”。1922年9月他在另一篇文章《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在对胡适的批判时指出，“我们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的第一步在民主革命。”[19]“中国政治的乱源既然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换过说就是怎样革命。”[20] 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一文中关于国际帝国主义干预中国事务，排斥国民党时指出，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谁主沉浮的决定因素是彻底反帝。“从旧的历史看来，领导中流阶级向国民运动走的有中华国民党，从新的历史看来，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但今后那一阶级为这个运动中的真正主人，便要看谁最忠实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同时指出国民党面对国际帝国主义排斥时，“国民党更应与共产党亲密联合前进”[21]即国共合作。同年6月，中共 “三大”采纳蔡和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联共”与前面的“联俄”和“联合民众”主张成为了孙中山建构“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来源。1923年2月蔡和森在《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中对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主张与军阀妥协及与外国帝国主义合作进行了批判，“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到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持中国军阀的外国帝国主义。军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前清遗留和外力扶持的产物，所以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尤为重要。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甚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22]综上，蔡和森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对象，并且指出要使革命成功，必须联合苏俄和民众，革命要发动群众。这些主张后来被孙中山接受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1924年，孙中山逝世，很多人对中国的国民革命形势表示担忧，蔡和森在《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一文中 指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信的信念，即孙中山死后，中国革命运动决不至于停止或消灭；只有完全推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这种运动才会停止或消灭。这种信念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科学的。”[23]他运用唯物史观坚定地分析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将继续，目标仍是反帝反军阀。革命潮流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大势不受特殊人物所左右，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