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策略

    1923年9月，蔡和森在《国民党号召国民发对英国的侵略》一文中，针对铁路权和威海卫主权的丧失危机，国民党应持的态度时，指出，“有人说，孙中山要打得广东推翻北京政府，自然不能开罪英国。这完全错了，国民党要无情的反抗英国一切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才能打到曹吴陈炯明诸军阀而管理中国。”“我敢断言：国民党不反抗英国，国民党的革命始终不会成功。”[24]蔡和森认为坚持他一贯的主张，国民革命的任务要彻底反帝，要不国民党的革命任务就不会成功。革命的国民党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应该是“安内必先攘外”。可惜后来背叛革命的蒋介石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攘外必先安内”，导致国家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民心丧失殆尽。而共产党坚持彻底反帝方针，采取蔡和森提出的“安内必先攘外”策略，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逼蒋联共抗日。

    十二、指出工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解决农民问题者得天下

    1925年3月，蔡和森在《广东反革命势力的覆灭》一文指出，“这次打败陈军（陈炯民）的要素有二：一是国民党新在黄埔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党军，报纸上统称学生军，外国帝国主义者目为‘赤军’；一是东江农民纷起袭击陈炯明，帮助国民党。几年打不破的陈军，今日所以大破而特破之者，完全因为国民革命的阵线里参加了工农阶级的新势力。”[25]而学生军为什么战斗力强，因为他们多属于工农子弟、有觉悟的贫苦学生，他们所受到的外力和军阀的压迫比任何阶级要严重，所以革命战斗的净胜格外坚决，并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开始不再依赖军阀力量而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共产党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组建自己的军队时依赖的力量就是工农阶级，因为这两个个阶级受压迫最深，革命精神最强最彻底，所以共产党的部队战斗力也最强。

    1927年4月，蔡和森在《在湖南省国民党部欢迎会上的讲演词》中指出，“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现在农民问题，较秦以来尤为重要。国民革命，如不能将此问题解决，证之历史，可断定不能成功。[26] 1928年11月，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中进一步指出，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实际就是农民革命，要求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及驱逐帝国主义，只有土地革命深入发展，中国这一革命才能达到成功，国民党就在这一革命深入的开始背叛了革命，出卖革命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27]这一认识贡献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十三、提出“武装割据”的革命策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特别是当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后，蔡和森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主张在两湖发动工农群众，扩大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两湖革命根据地。蔡和森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把在两湖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提了出来。蔡和森认为：“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 [28]为此，他提出了在两湖号召和发动农民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为中心内容的“两湖方案”，要求政治局讨论。蔡和森的这种建议，是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到达以前提出的，反映了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独立见解。蔡和森的这一主张与毛泽东提出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的主张不谋而合。蔡和森的思想中闪烁着“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的芽蕾，对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十四、预判中国革命的两阶段论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接着批评了“两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同时指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国与印度——这些地方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同时也不能像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万里长城。”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仅有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之历史的可能，而且有历史的必要。”“中国革命固然有社会主义前途，因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29]蔡和森写这篇文章时，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共产党举行的几次起义均已受到挫折而失利，但他却不为时局障眼，不为革命暂时失利而悲观。他研判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引中国革命的道路。这确实是一个革命必须要解决的先决问题，因为这决定革命的战术与策略，党内一些人领导人对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正确认识，导致中共在革命中犯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等付出了惨重的教训。蔡和森分析中共领导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且预判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可以走与苏联不同的道路。1931年9月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清理党内陈独秀孟什维克路线时，再次论证中国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快速可能，“因为他具有很优越的转变条件——国际的和国内的。国内的条件，如1927年以来，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惟一的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国际的条件，如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大工业化与农村的集产化之异常迅速的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潮，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些条件对于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都有决定意义。”[30] 1956年，中共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国革命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平稳过渡。这在世界共运史上是个伟大的创举，而这是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伟大预判。

    十五、预判苏俄是中国外交关系首善之选、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

    蔡和森在1922年9月《中国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判断，“在历史上必然的历程看来，中国将来真正的独立与解放，非经过世界革命的潮流不能成功；而现在要提高国际地位，更非与业已在国际上占新的重要地位之苏维埃俄罗斯联手，不能为力。”[31] 1922年10月，他在《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一文中最后呼吁，“苏维埃俄罗斯更没有可使一个殖民地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啊！中国的独立与平等的国际地位，是要首先联合他才能做到的。”[32] 1922年11月，他在《国人对于苏俄的同情》一文中，再次强调，“换句话说，中国人民能否得到自由和独立，就要看中国人民能否与苏俄建立亲密关系。”[33]孙中山奉行的“新三民主义”和后来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抗日民族革命都得到了苏俄的帮助和支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苏联成为第一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并对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在当时国际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形势下是非常珍贵的。有了苏联的支持，新中国与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了国际社会。中国的经济体制、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向苏联学习。直到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但俄罗斯仍然是我国外交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新的领导人当选，往往彼此互为首访国。

    1922年12月，蔡和森在《巴尔干新形势中的保加利亚》一文末尾指出，“横在巴尔干的英法，意希的利害冲突，又永远使他们不会一致。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是顶好活动的，末了，我们要告读者，从巴尔干的新情形中，可以看出世界革命的消息。”[34]他认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利害冲突使帝国主义永难协调一致形成利益共同体，而这给被压迫民族革命提供了突破口和契机。最后他通过巴尔干的革命形势预言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将风起云涌。蔡和森的这一伟大预见在随后的三十年得到了证实。

    1923年5月，蔡和森在《日俄谈判》一文中指出， “只要国人觉悟到苏俄是我们惟一的好友，苏俄始终不会与他所要铲除净尽的资本主义强国打做一片来宰割被压迫民族。”[35]分析苏联是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的，而苏联要铲除资本主义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加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国内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际问题，即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十月革命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建成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国际上势必会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会议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两大阵营对峙局面。

    蔡和森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代表那个时代中国脊梁和高度人物之一。在法国的那两年，他猛看猛译，完成了思想的升华，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掌握了时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并具有国际视野，学会了运用唯物史观等马克思列林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中国革命道路和进程进行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对若干重大是非问题进行了科学预判，证成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他的这些重大判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革命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上海与蔡和森共事过的中国文学巨匠茅盾用一首怀念诗对他进行了评价：“建党初期理论家，蔡公健笔万人夸。当年海上环龙路，正气凛然半倭邪。”[36]

    (注：作者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省青年毛泽东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本文为2012年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湖南一师著名法政人物思想贡献研究”（XYS12Z0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赵丛玉,杨眺.蔡和森在周家台子的故事.湘潮,2005-3(22).
    [2]黄露生.毛泽东尊师风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版,第164页.
    [3][4][5][6][7][8][9][10][11][12][13][14][15][18][19][20][21][22][23][24][25]
[31][32][33][34][35]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8,35,117,34,33,51,55,61,77,65,96,103,103,69,73,74,152,169,370,244,362,78,93,114,156,212页.

    [16]陈独秀文选（中）.北京: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1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页.
    [26][27][29]30]蔡和森文集(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324.191,194-212,238-239页.
    [28] 颜微,王大鹏.蔡和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纪桥,2008-1(5).
    [36]罗绍志.我是怎样从研究蔡和森到研究其他党史人物的.湖南党史人物研究（组织卷1980-2003）,长沙:湖南人民出版,2005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