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汪杰。（转自《光明网》）

在尚待解放的雪域高原打出了第一面新中国的五星红旗。（转自《光明网》）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会见西藏人大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左）和原西康省代表平措汪杰同志（中）。（转自《光明网》。齐观山摄影）

西藏和谈成功后的宴会上，平汪同志（右三）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转自《光明网》）

1955年3月9日，平汪同志(正面右二)出席由周恩来总理主持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决定的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转自《光明网》）

西藏和谈协议签订后毛主席送给平措汪杰同志的亲笔签名的《实践论》。（转自《光明网》）

作者杨岭多吉及夫人、子女专程赶到北京参加平汪同志的遗体告别，并向平汪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图中左二是三子平阳、左一是孙女梅朵。（转自《光明网》）

    “平生风义兼师友”，葛然朗巴•平措汪杰（以下简称平汪）是中共巴塘地下党的创始人（书记）、著名的革命家、哲学家、民族问题理论家、全国人大民委顾问、全国人大民委原副主任委员。平汪于藏历十七绕迥木马年月三十日（公元2014年3月30日）上午七时，在首都北京逝世，享年93岁。哀乐低回，盖棺论定，党和人大给了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藏族人民的好儿子”的评价。以习近平为首的政治局7位常委，以胡锦涛牵头的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他送了花圈。在平汪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深切怀念他。

    一

    平汪于藏历十五绕迥金鸡年十月，公元1921年12月出生在四川甘孜州巴塘县。13岁时，他随舅舅去南京就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9年，平汪与同学根秋扎西、昂旺格桑、西绕、马甲邓珠等人，在蒙藏学校秘密建立“共产主义运动小组”。平汪等人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叶剑英同志，汇报“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活动，表示想去革命圣地延安。叶剑英同志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边区，延安难以到达，还是应当回藏区开展革命工作。最后一次会见时，叶给平汪等人发了活动经费；平汪自重庆返回后先赴拉萨建立“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宣传革命理论和民族政策。1946年他同恭布次仁（海正涛）等多名藏族青年，在今云南德钦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此举被暴露而失败。恭布次仁牺牲，平汪脱险后再到拉萨以教师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平汪涉嫌“共产党秘密人员”，被西藏噶厦政府驱逐，从拉萨经印度回云南，与滇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重新入党。

    怀念平措汪杰同志：雪域高原上的不殒星辰

    1949年平汪回到故乡巴塘，建立中共康藏边地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巴塘地下党），担任书记。平汪在巴塘先后培养发展中共党员46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还建立“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简称“东藏民青”），由他担任总书记。地下党和“东藏民青”在平汪的领导下，着手建立与滇西北背靠背的康区革命根据地。1949年11月，巴塘地下党由地下转为公开，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为迎接解放开展一系列活动。我是1949年9月在平汪同志处参加“东藏民青”的，并于11月宣誓入党。平汪还在巴塘创办“新文化之家”，从内地运来一大批进步书刊，有些图书是40年代初从重庆秘密运来的，一直就埋藏在他们家的菜园子里。

    平汪也是第一位将革命歌曲翻译成藏语的人。早在1939年，在重庆读书时，他就将《国际歌》翻译成藏语，在青年学生中传唱。40年代初，在拉萨他又将歌词作了进一步修改，又把《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黄河颂》《黄水谣》《在太行山上》《青年颂》，以及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风之曲》和《假如明天战争》等翻译成藏语。一些藏族青年，就是唱着这些歌曲，走上革命道路，迎接新中国诞生的。

    二

    1950年1月，平汪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电召平汪赴重庆与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等见面，汇报中共巴塘地下党工作，商讨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平汪遂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兼昌都分工委副书记、18军民运部部长等职。

    1950年10月，平汪成为康定军管会16个委员之一。中央指定李维汉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代表，平汪为列席代表。平汪自始至终参与谈判的全过程。那期间，他白天要一起参加谈判，晚上既要同中央代表和有关领导一起研究情况，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又要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交谈、协商，进行说服教育和解释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代表团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很深的误会和隔阂，平汪作为列席代表兼政治翻译，为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5月23日，中央和西藏地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当天晚上，为庆祝和谈成功而举行的酒会上，李维汉举杯祝酒，说：“今天第一杯酒要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和谈成功立了大功。”平汪随后来到北京，毛主席送给他一本《实践论》，在扉页签上“平措汪杰同志 毛泽东”的字迹。这份最珍贵的纪念品，随平汪历经磨难珍藏至今。

    1953年，中央调平汪到北京工作。1954年秋，达赖和班禅来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同达赖喇嘛谈话时，几乎全由平汪翻译。

    1956年上半年，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派陈毅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平汪被调去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跟随陈毅到拉萨，不久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式调回西藏，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同年当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平汪在新中国成立前培养和发展的中共党员和盟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藏区的新生力量。和我一道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担任了县、州、省（自治区）部级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

    平汪同志作为当年西藏工委11名成员中的唯一藏族干部，在西藏工委与达赖喇嘛、噶厦政府、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为党在藏区建立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

    1960年，平汪以“反革命嫌疑”和“民族主义”罪名被捕入狱，单独囚禁18年。在北京秦城监狱，平汪排除一切干扰，将所能借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通读了几遍。一本《矛盾论》，至少看了50遍以上，并同马恩的有关论述、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的著作对照起来学习、思考。平汪同志在监狱中受尽了牢狱之苦。他以博大的胸怀和坚韧顽强的意志，在无纸笔情况下，把学习心得打成腹稿。

    1978年，他获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后，除了日常公务，则一心从事哲学研究，撰写了8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研究专著《辩证法新探》。1990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平措汪杰《辩证法新探》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任穷、彭冲、阿沛•阿旺晋美、胡绳等出席座谈会。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在座谈会上说：“平措汪杰同志是我国藏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藏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为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会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平汪的《辩证法新探》给予肯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编纂的《思辨之花》前言中，称赞此书“在我国理论界和各族人民中引起重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