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宁宁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把一束鲜花献上。我带来你们战友的怀念，更带来后人的敬仰。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像：烈士们以宝贵的生命铺平通往胜利的道路。用那血肉之躯，把密集的弹雨阻挡。在雪山草地，他们让出最后一点救命的青稞，牺牲前还给战友留下身上仅有的军装。面对死亡是那样的平静。他们面带微笑，因为他们看见胜利的曙光。他们视死如归，因为他们怀有崇高的理想。”这是年届60的梁宁宁以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子弟的身份，沿父辈当年走过的足迹，重走长征路时写下的诗。爬雪山、过草地，他一个人走过万里长征路，以此向父辈伟大的长征精神致敬。

    正值立春时节，记者在梁宁宁家里对他进行了采访。甫一见面，他便把记者拽到书房，顶到天花板的书几乎都与长征有关，他酷爱长征那段历史。

    父亲是“娃娃政委”

   “父亲牺牲那年，我刚4岁，我平生最大的遗憾是没在父亲身边生活过，哪怕一天都没有。父亲带着使命离开时，我母亲正身怀六甲。但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高大的英雄形象，我对父辈的经历和业绩充满向往。”梁宁宁站在父亲遗像前动情地说。

    梁宁宁的父亲是当年红二方面军的梁诚，长征时担任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的党总支书记，21岁担任山西五寨县县委书记，23岁任冀中军区四大队（老八团）政委，年轻有为，享誉冀中，是有名的“娃娃政委”。

    “我父亲原名叫梁金龙，1916年出生在湖北洪湖，在家乡当过儿童团长，参加过贺龙领导的洪湖赤卫队。他1930年参加红军，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被派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改名梁诚，以表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我爷爷兄弟两人只有我父亲这么一个儿子，一家人缩衣节食送他上了两年私塾，后来实在交不起学费，父亲便辍学回家打鱼务农。尽管父亲只念过两年私塾，但能读能写，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编口号演节目，成了长征队伍的宣传骨干，贺龙亲自指定‘有表演才能的梁金龙’担任‘战斗剧社’的党总支书记。‘战斗剧社’要战斗，解放后，包括欧阳山尊、严寄洲等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曾在‘战斗剧社’工作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诚随120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领导山西兴县和五寨县抗日游击队，投身到激烈的抗日战争。

    “1939年，中央调一批团以上干部加强冀中军区，我父亲有政治工作经验，中央便把他派到冀中军区四大队担任政委。这支队伍里两千多名指战员大多是旧军人和农民出身，思想比较混乱，参军打仗的目的各不相同，旧军队作风、游民习气尤为严重，虽然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但几千人的队伍里连个党组织都没有。到这样的部队开展党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而且那时四大队队长王禄祥40多岁，根本看不起上级派来的这个23岁的‘娃娃政委’。但父亲凭着坚定的信念，运用他在红军中学到的政治工作经验，迅速在部队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仅用三个月时间，部队的精神面貌和凝聚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抗日战争中，梁诚先后担任29团、27团政委，率部参加了数次冀中地区的“反扫荡”战斗和百团大战。激烈的抗日战争后，接踵而来的是更加惨烈的解放战争。1946年6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企图围歼我中原部队，我军分几路向外突围，这就是著名的“中原突围”，它标志着解放战争的开始。“战斗打得很激烈，我军部队损失惨重，父亲突围出来，收拢了几支打散的部队，到达皖西，组建了皖西人民自卫军。”

    “1948年7月1日，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7周年的日子，大批敌军分几路合围皖西。父亲带领部队行军转移，在转移的途中，路经一个三叉路口遭遇敌军。父亲最早发现远处的敌军，为保全大部队，他让身后的副政委带领大部队掉头向另外路口转移，自己则带领几个战士镇定地站在原地没有移动。等到大部队差不多安全转移，敌人也缓过神来，加速喊叫着冲了过来。这时，父亲才带领战士撤离，敌人蜂拥般追赶着，越来越近，为了引开敌人，父亲他们没有沿大部队方向行进，而是跑向没有任何遮挡的田野里。在这片开阔地里，敌人密集的子弹扑了过来，父亲接连中弹，鲜血喷涌，他倒下了。父亲就这样永远离开他的战友，离开他热爱的党。”

    “我们的国旗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对这句话我有着深刻的体会，因为那些用血浸染祖国大地的先烈中，有一位就是我可敬的父亲！父亲牺牲那一天，恰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7周年的日子，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仅仅只有一年多点的时间。父亲没能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时激动人心的画面，但他用生命履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常年查看党史资料，梁宁宁的眼花得厉害，摘下厚厚的老花镜揉眼睛，记者看到他的眼角已闪现晶莹的泪花。“我心中常想，不管怎样，父亲还是留下了姓名的烈士，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但我们党的战斗史上，还有多少革命先烈，他们牺牲时是那样的年轻，连自己的姓名、籍贯都没留下，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就是这样千千万万连一天福也没享成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吗？！”

    父辈精神激励他前行

    出于对父辈事业的敬仰，重走长征路，成为梁宁宁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他本打算2004年退休后实现这个想法，但有一件事促使他提前了这个计划。

    2002年，两个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马普安正在行走长征路，许多国外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把文章题目写成“中国的长征没有那么长”，在文章中写道，“两位英国博士，以史学家特有的严谨，通过点对点的连线，用双脚去丈量了他们所走的里程，得出结论，长征没有那么长。”梁宁宁看了报道感到很气愤。“这个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史实，就是在长征时期，敌我力量极为悬殊，为了摆脱、调动和消灭敌人，红军翻山越岭地进行大迂回是常有的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渡赤水和乌蒙山回旋战。作为红军后代，我决不能落在这两个外国人身后重走长征路。”

    于是，梁宁宁提前办理退休手续，按规定单位要停薪，对此他毫不在乎。“在我行前，许多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嘱咐我，在将走的路上有些地方可能还有长征时的老红军战士，这些人也大多90多岁左右了，在世的越来越少。此外，沿途还有不少红军烈士墓，让我代表他们去看望祭扫一下。” 就这样，梁宁宁怀着一个红军后代的心愿，带着老前辈们的期望和嘱托，带着家人、朋友的祝福和牵挂出发了。

    “因为父亲长征时是红二方面军，所以我基本上是沿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走的。” 2002年10月7日，梁宁宁一个人的长征路从湖南张家界桑植县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一天起，至2002年年底，他严格按照红军长征时所走的路线，经过了湖南、贵州、云南3省14个市48个县，到达云南昆明市，由于入冬天气越来越冷，有些路面不适合自行车骑行，梁宁宁不得不中断行程，返回北京。休整半年时间，2003年7月26日，梁宁宁又重走长征路，经过甘肃、宁夏、四川等省区，于2003年底再次回到云南。两年来，他骑行了中国西部106县，每天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中骑行100公里，足迹踏遍红二方面军绝大多数长征路线，行程上万里。

    这上万里的漫漫征程充满了各种挑战，山路坎坷、打滑摔跤是家常便饭，顶风冒雨、夜宿山林更是见惯不惯，途中所受煎熬难以想象。

    “在泸定县到石棉县一段，我沿着大渡河在盘旋起伏的山路上连续骑行了11个小时，那天还下着雨，当我已经筋疲力尽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当年红四团为了抢占泸定桥硬是用两条腿跑了240里路，难道我今天骑自行车还办不到吗？我边骑边唱‘红军不怕远征难’那首歌，坚持到夜里，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

    行走在新时期的长征路

    艰难困苦并不是长征路上的主旋律，温暖与感动时刻涌动在梁宁宁的内心。梁宁宁自行车后座挂着“重走长征路”的横幅。“有一天中午，天气闷热，我刚好路过路边一个西瓜摊，摊主是个20几岁的小伙子，他把我招呼下车，挑了个好瓜，‘啪’地拍开，我正诧异还没付钱怎么就让我吃瓜了呢，小伙子笑着说，你不是在重走长征路吗？我对红军佩服得不行，红军长征从我们家门口走过，我是听着红军长征故事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