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索我理想之中华”——李大钊就义前后

    一九二六年年初，李大钊先生与一批国民党精英分子，领导了北京学生、市民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运动。三月十八日，李大钊率示威队伍走在最前列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露了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示威群众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殴打了教育部长章士钊，捣毁了为军阀政府服务的报馆。段祺瑞恼羞成怒，命令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死伤百余人，李大钊先生头部受伤，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借着，段祺瑞政府又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颜孟余等五人。其中除李大钊一人为中共党员外，其他均为国民党员。

    李大钊被通缉后，携其妻子逃往冀东昌黎县境内的五峰山中避难。在五峰山隐居期间，他依然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痛斥军阀割据、侵食共和的罪恶行径。不久，段祺瑞下野，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组成大元帅府，对国共两党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从昌黎回到北京，为保存革命力量，他迅即将邓仲夏、罗章龙、何孟雄等人转移到武汉、广州等地，自己却继续留在北京坚持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斗争。期间，他撰写了《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发表于《政治生活》杂志。文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进攻，异常凶猛。日前，张作霖躬往大连，与日本关东卅儿玉长官会见，亦颇蹊跷。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在国民革命讨伐勾结英日帝国主义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战争中，我们应时时刻刻地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展现及其侵略蒙满的阴谋和行动。”

    面对李大钊毫不留情的揭露，大元帅府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怒不可遏。他步段祺瑞府的后尘，再一次下令通缉李大钊。罗章龙闻讯后，由武汉返回北京，苦劝老师暂时离开北京躲过风头。但是，李大钊先生执意不肯，相反，却要罗章龙立即返回武汉，合集工会执委会，向广大工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勾结，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的阴谋，并嘱托罗章龙号召工人大众维护业已形成的中国国民革命阵线。罗章龙无奈，只好服从。行前，罗章龙帮助老师迁至北京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区，即中东路办事处地带，以求安全。

    然而，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竟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奉系宪兵闯入苏联使馆区，包围了苏联驻华使馆，搜查苏联使馆附属的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逮捕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国共两党六十余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军阀张作霖悍然绞杀了李大钊和同时被捕的六十余人。李大钊先生从容镇定，在绞刑架下慷慨讲演，号召人民大众“站在民主自由的前列，向着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中国之再生是必然的！”

    李大钊先生享年仅有三十六岁，但他所走过的道路，与国共两党早期诸多精英所走过的道路是共同的，他们共同为民族、民生革命奋斗一生，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英勇奋斗一生。李大钊先生就义已六十多年了，然而，“理想之中华”尚未到来。当然，毫无疑问，“理想之中华”必然到来。

    安息吧，李大钊先生！

    笔者注：今年十月六日是李大钊先生的诞辰一百周年，笔者将此文献给李大钊先生的诞辰。

    先烈英名 万古永存——李光华同志谈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前后

    深秋季节，迎着殷红的枫叶，我们来到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瞻仰了李大钊烈士的墓地。

    公墓的管理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介绍了李大钊烈士陵墓遭到的摧残。他说：“李大钊烈士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真理英勇捐躯已经半个世纪了，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万恶的四人帮公然歪曲历史，极尽诬陷攻击之能事，推倒了烈士的墓碑。然而，李大钊烈士的历史功绩早在五十多年以前就被党和人民所肯定。就在烈士墓地的深处，掩埋着党和人民为烈士建树的‘墓志铭’，它象征着烈士的英明万古永存，世代铭刻。”

    这块万古永存的“墓志铭”是怎样建树的？它的珍贵内容包括些什么？我带着这样的问题访问了李大钊烈士的次子、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李光华。

    李光华同志已经年过半百，两鬓斑白。他举止端庄，举止质朴，谈吐从容，使人深深感到先烈的遗风当然长驻。光华同志讲话时态度和蔼，还带些冀东乡音，显得既深沉又亲切。因为我是刚从李大钊烈士墓地赶来的，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李大钊烈士的英勇就义及六年后北京人民公葬李大钊烈士的情景上来。他说：

    “父亲就义时我刚满四岁，留在记忆里的事情并不那么多。以后，从许多革命长辈那里，从长姊、长兄的口中才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

    父亲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到一九二七年英勇就义，一直在反动派的心腹之地北京坚持斗争。北洋军阀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剪除他。但他镇定自若，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

    军阀张作霖从奉天进关以后，控制了当时的北京政府，首先下令逮捕我的父亲。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许多同志劝他暂时离开北京，他却婉言谢绝。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为了长远的革命利益，他护送一些同志伪装疏散，自己则和一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工作。形势越来越恶劣了，他烧毁了秘密文件，学会了打手枪，为应付猝不及防的事变作了积极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北京的反动政府调集了警察、侦探和奉天宪兵共四五百人，在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和配合下，包围了我们在东交民巷的宿舍，逮捕了我的父亲。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内，蒋介石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乌云一时笼罩了中国的天空。

    父亲在监狱里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一根根竹签被钉进手指里，指甲带着殷红的鲜血脱落下来，他几次疼痛地昏死过去，却始终动摇不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据理痛斥了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残害人民的罪恶，庄严宣告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宣告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拯救民族危机的正义行为，而对党的秘密则只字不吐。当时许多报纸对此都有报道。有一家报纸说：

    “李着灰袍青布马褂，满脸髭胡，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崇信者，其它一切，概不知晓。”

    父亲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同情。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设法营救他。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父亲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冒险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党组织同意了我父亲的意见。

    张作霖政府，不顾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谴责，组织特别法庭，判处了父亲和一同被捕的十九名同志的绞刑。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父亲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一起，被敌人押到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的临时刑场。父亲第一个泰然自若地走上绞架。他翘首仰望天际，对着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慷慨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遍洒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父亲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八岁。

    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又不准安葬，灵柩寄于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内达六年之久。一九三三年四月，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父亲的生前好友，发起为父亲举行公葬的活动。那一年我刚满十岁，听说，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我父亲的公葬捐款。当时，参加父亲公葬活动的各界人士不下万余人。表明了人民群众对我父亲的深切怀念和爱戴。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清晨，送葬的队伍从浙寺出发，在白色恐怖中，为我父亲举行路葬。送殡的队伍越聚越多，人群堵塞了马路，车辆断绝通行。人民群众胸前挂着蓝色或白色的花朵，臂上佩戴着青纱。母亲和星华姐姐、炎华姐姐、欣华弟弟我们这些遗属，乘坐了两辆马车走在送殡队伍前面。向后望去，只见一眼望不到头的群众队伍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洪流。花圈接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他们时而高呼口号“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时而唱起悲壮的《国际歌》。送殡的队伍每到一处，就有许多群众团体沿路公祭，祭桌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醇酒。反动派互相勾结残杀了父亲又多年不许安葬，群众早就为此愤愤不平，又加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国民党卖国投降、镇压人民的爱国行动，群众怒不可遏。送殡的群众边走边撒纸钱，纸钱上印着抗日救国口号。送殡变成了示威，变成了对反动派的抗议行动。

    反动派害怕了。他们在西四一带布置了大批军、警、宪、特。当送葬队伍行至西四时，遭到敌人的枪击和抓捕。后来，成千的革命者先后被投入监狱，被杀害的就达四五百人。

    当父亲的灵柩被送到香山万安公墓时，只见一辆骡子车飞驰赶来，车上拉的是用棉袄和花圈覆盖着的石碑。记得碑额上镌刻着镰刀和斧头，碑文记述了父亲的生平和功绩。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最高奖赏。但是，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共产党人的墓碑是不能在墓地公开竖立的，这块珍贵的石碑只能与我父亲同埋于地下。

    我父亲的灵柩下葬的时候，几十个工人铲土培墓，当他们听说我父亲是为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的切身利益英勇牺牲时，都感动得痛哭起来，一个个都不要工钱，含悲而去。

    当我问到埋在大钊烈士墓中的墓志铭时，光华同志回答说，被掩埋的碑文他已经记不清了，据说当年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曾受人委托，起草了一篇碑文，碑文中说：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光华同志接着说道：“就是这样一篇对烈士寄予同情而对反动军阀表示义愤的碑文，国民党反动派不允许公开发表。所以，刘半农先生虽起草了这篇碑文，却不能够采用。后来由刘半农先生书写了一块仅有父亲的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简单墓碑，树立在父亲的墓前。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理论权威’勾结叛徒江青对父亲横加诬蔑，所示所谓‘造反派’，推倒了那块简单的墓碑。”

    讲到这里，李光华同志心情很激动，意味深长地说：“曾经无耻攻击父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林彪、四人帮，已经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而父亲的英明却是永存的。父亲在生活的征途上，只迈过了短促的三十八个年头，而他那坚实的步伐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却始终成为我们后来人所效仿的榜样。父亲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捐躯已经半个世纪了，而他的雄文和事业却是永存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当我告别李光华同志的时候，西山上飘起了灿烂的晚霞，映照着山坡上的枫叶，天上地上一片殷红。李大钊烈士临刑前讲的话又响在耳边：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是啊，烈士的鲜血浇灌的红花开遍了祖国的原野，烈士的伟大革命功绩将与青山共存，将鼓舞着新的一代胜利地跨进光辉的二十一世纪。

    4、共产主义者的本色——记李大钊烈士的生活片段

    在李大钊烈士诞辰九十周年的前夕，拜访了大钊烈士的一些亲属，他们讲了许多烈士生平事迹的动人佳话，使人感受很深。我整理和记述了烈士生活中的几个片段，让我们从中学习这位共产主义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

    “两袖清风”

    李大钊同志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付于他每月的工资是一百二十元，他同时还兼任当时北京师大等四五所大学的十多门课程，每月的薪水不算少，可是他却一直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他的衣食非常简单。平日吃的是夫人赵纫兰做的农家便饭；他常常穿一件洗褪了色的布长袍。他没有包月车，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租赁的房屋也很简陋，一直不肯置买房产。他不会吸烟，一生没有任何嗜好。
  
    那么，他那优厚的薪水用在何处呢？大钊同志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如饥似渴地读书，购买各种中外书籍，是他的一大笔开支。可惜，他那大量的藏书，在他被捕的时候全部落在反动政府的手中。大钊同志在监狱里，提起那些书籍来，非常痛惜，要求当局把他平日搜集的书籍保存起来，他认为那些书籍对于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是有好处的。可是，这善良的愿望，遭到了那个根本不要科学文化的野蛮的军阀政府的拒绝。
  
    大钊同志的薪水除了用于购买书籍之外，他还以工资的一半用来资助革命活动和穷苦民众。一次，他从天津乘船去南方办事情，见船卫正在毒打一个买不起船票的老人。大钊走上前去，一面制止船卫的暴行，一面掏出自己的全部钞票为那个老人买了船票。下船后，大钊同志没有钱雇用车辆，只好步行寻友，到达亲友家里时，已经筋疲力尽，气喘吁吁了。
北京大学每月发薪的时候，往往给大钊同志送来一大叠借条，当月的薪水所剩无几。这些借条，大都因革命工作临时急需，或是周济穷苦学生借支的。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他又以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所以，他不但没有积蓄，家里的生活往往也很困难，使得他的妻子经常为柴米油盐发愁。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经吩咐会计科的职员，每月发薪的时候给大钊扣下五十元，直接送给大钊的夫人。蔡元培说：“李先生吧钱大都周济了贫困学生，李夫人不好生活呵！”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大钊同志被捕的那一天，他的妻子以及星华，炎华两个女儿一同被捕。当警察局进行搜查的时候，只从他妻子身上搜出了一块钱和一个金戒指。这枚金戒指是他家唯一的一件首饰；这一块钱，也是家里仅有的一块钱，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说他：“身后萧条，两袖清风”，“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

    进攻在前

    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北京市的十余万群众和二百对个团体在天安门举行示威大会，反对日、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强令中国军队撤除大沽口的一切防御工事，向段祺瑞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会后，两千多人组成请愿团，向段祺瑞的国务院进发。当队伍行进到铁狮子胡同广场时，遭到军阀段祺瑞军警的枪杀，当场惨死四十七人，伤者二百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反动报纸登出一条造谣新闻，说：“三.一八”李大钊没有到现场，还胡说李大钊乘坐小汽车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六国饭店去了。

    李大钊看了这条消息，只是嗤之以鼻，讥笑那是“墨写的谎言”。许多革命群众都唾骂这家报纸是造谣报纸。敌人妄图离间大钊同志与群众的关系，完全落了空。

    “三.一八”大钊同志在哪儿呢？成千上万的群众听到了他在天安门作的长篇演讲。此后，又同请愿团一起游行，还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在枪弹纷飞的街头，他沉着地指挥群众同反动军警进行斗争。以后，他在执政府门外的影壁跟前，从容镇定的指挥群众撤退。在撤退中，他被挤倒在路边的水沟里，额上受了轻伤。在他站起来时，敌人发现了他，正要向他开枪，一个警察连忙喊：“抓活的！抓活的！”这个警察跑到大钊跟前，却对着他往东一挥手：“朝那边跑，快！快！”就这样，他奇迹般地最后一个离开发生惨案的现场。

    当大钊同志走出铁狮子胡同的时候，天已经黑茫茫了。大街上戒了严，商店都上了门板，街上除了警察和侦缉队来回巡逻外，一个行人的影子也不见了。大钊同志沿着墙往前走，眼前的一个小店铺的板门忽然透出一道亮光，有人探头朝外看。大钊问那人说：“我可以进去休息一下吗？”那人说：“赶快进来！”店铺的伙计发现这个来客只穿了一只鞋，脸上带着伤，便知道是白天参加游行请愿的。于是，端来一碗炒饭请他吃。伙计们热情地问起了请愿情形，大钊同志向伙计们讲述了请愿的真情，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阐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主张。伙计们听了点头称是，保护大钊同志直到脱险。

    大钊同志就是这样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在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为群众所衷心爱戴。表现了共产党人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的高尚品格。

    做列宁的好学生

    大钊同志非常推崇列宁的伟大人格，他多次向人们介绍列宁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刻苦俭朴”的生活作风。他向亲友们称赞列宁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战士，是弱小民族的良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他说列宁对于人民的功绩，就象“日月柄天，江河行地”一样。他不只一次地赞扬列宁自奉菲薄的高贵品质。他说：“俄国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由俄国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需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勤俭精神，真可谓无计国民革命者的模范！”他还说：“列宁为共产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维持他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大钊同志艰苦朴素，数十年如一日，但他还是感到“惭愧无地”，还是责备自己享受得太多了。他就是这样时时刻刻以列宁为楷模，真不愧为列宁的好学生。

    4、“西山红枫叶红”

    在李大钊烈士诞辰九十周年的前夕，我受托赴北京拜访了李大钊烈士的一些亲属，当我将要完成任务向有关亲友告别的时候，我少年时代在冀东革命第三中学读书时的老校长——李大钊烈士的同乡，时任文化部人事处长的李晓光同志，手里捧着一本精装的《李大钊选集》对我说：“李大钊烈士的遗作在白色恐怖下能够保存下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位老妈妈，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便接受我北平地下党的委托，保存了李大钊烈士的遗著，为革命事业建树了功绩。老妈妈今年已经八十九岁了，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几经颠簸，但革命锐气不减当年…..”这引起了我亲身拜访这位老妈妈的强烈愿望。
  
    一个晚霞如火的傍晚，我的老校长引我来到了距“北大红楼”旧址不远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等候着我们所敬仰的赵妈妈。
赵妈妈以稳重的步履，沉着的姿态走进来。那如霜的白发，深陷的眼睛，刀刻的皱纹，记录了这位革命老人的艰辛历程。

    我们说明了来意，老人非常兴奋，她以炽热的感情向我们介绍了她当年保存李大钊烈士遗著的经过——她说：“我终身没有子嗣，生下一个女儿叫赵文兰。我母女两人自一九三二年开始，跟随女婿李月光做北平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工作。”

    我的老校长怕我听不明白，便插话解释说：“李月光是我同胞兄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曾担任中共河北省文委书记。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病故了，”

    赵妈妈点点头接着说下去：“月光和晓光同志的父亲和大钊烈士一同在永平府中学读书，两人非常要好。大钊同志任北京大学教授传播马列主义期间，乐光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他在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投身革命。大钊同志英勇就以后，乐光挥泪发誓继承烈士的遗志，搜集整理和出版李大钊的文集。乐光那时一面进行革命活动，一面抄录编选大钊烈士的文稿。”

    这位年近九旬的赵妈妈，谈吐是那样从容，记忆清晰，思绪缜密。她生动的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出版李大钊的文集，就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一件很艰巨也是很危险的革命工作。开始乐光不敢把这些文稿放到家里。先是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抄录，编选，后来藏到一位西医司药的朋友家里，每天抽空到那里去整理。环境越来越恶劣了，乐光感到天天出入司药的家里很不方便，赵妈妈就帮他把那些文稿取回家来，用一张大油纸包好，埋在院子南墙根的向日葵下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乐光常常工作到很晚很晚，赵妈妈等到他停手，再帮他把文稿埋起来。这样，埋进取出，持续了几十天 。在那些日子里，每当有人敲门，赵妈妈心里就扑通扑通直跳，老是惦念着向日葵下面埋藏的文稿。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的夜晚，天阴沉沉的，死寂的大地毫无声息。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乐光等待着约好的一位女同志，但等到深夜，一直未来。风停了，雨息了，门外依旧是令人窒息的寂静。乐光料定是出事了，他非常从容地把大钊的文稿最后整理了一遍，交给了赵妈妈，照例把它埋进南墙根的向日葵下面，准备第二天转移出去，交给地下党组织。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早晨，天刚麻麻亮，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三个特务，穿着便衣，闯进家里，把乐光和赵妈妈的女儿押走了。家里还留下一个特务等着捉捕前来街头的地下党员。赵妈妈急得心里就像火烧着一般：惦记着乐光和女儿，也惦记着向日葵下的烈士文稿，更惦记着赶来接头的同志。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趁敌人不注意，她迅速的把危险信号发了出去，即在门前撒一堆花生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