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与父亲起步不同，刘纯武是在与土匪作战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刘纯武生于甲午战争的第二年（1895年），少时受过比较好的旧学教育，后在四川綦江读新学，再后入贵阳讲武堂学习。那时期正是五四前后，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与兄长刘纯安兄弟感情甚笃，当年主掌家政的刘纯安准备送他出国——赴法勤工俭学。不料刘纯安于1921年1月因救人身亡，父亲年迈，刘纯武只好辍学回家接过兄长的担子。在纪念刘纯安的“舍生救人”这块碑上，刘纯武写到他兄弟二人情谊时，用“愧煞夷齐”四字加以形容(引用了商朝末年伯夷和叔齐的兄弟情深典故)。他的哥哥留下6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是遗腹子，作为叔父的他像父亲一样抚养他们多年，直至成人婚嫁。民国十二年（1923年）他的高堂刘春和出任区长后，刘纯武挑起一个更重而且危险的担子——担任区武装队长。

    当时的形势的确危险。从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失败起，四川军阀混战多年，由是匪乱蜂起。民国十一年（1922年），匪首姚、夏、梁率队伍围攻赤水县城，城内紧闭城门固守，城外民房被烧，无家可归的上千户。有军队（川军）来才得解围，但这支军队也勒索了城内居民几万两银子的‘保护费’。姚等匪首早在宣统三年就率千余人在赤水县城的河对岸（四川合江辖地）向城内开炮，索要银两。民国十二年，姚匪等率部招安，后梁任川滇联军骑兵团长，夏任赤水厘税局长。民国十三年，黔军周西城率部进驻赤水县城，开始招剿土匪，赤水治安形势才得逐渐好转。（以上见《赤水县志》“大事记”）。再看邻县习水，民国十年，川匪数百人袭习水县城。民国十一年，匪众打败习水团防第三营，烧长沙镇房千余间。同年，川匪两千洗劫温水镇，烧房数十间。民国十二年，两股匪数千众围攻驻防习水县城的川军某旅，川军败退，匪占县城达2年之久，才被黔军周西城部击溃逃四川。（见《习水县志》军事篇“民国时期的剿匪”）。 刘春和正是在这混乱的时期被任命为七区区长。

    以上是大股土匪，数百上千众。几人、十几二十人、几十人的小股土匪则不计其数，刘春和刘纯武经常面对的正是他们。刘纯武在担任区武装队长期间（1923～1929），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带队与区内土匪多次作战，终于赢得境内较为安宁。防务之外，在协助区长处理政务上也很有成绩。在他父亲告老卸任时，他被委接任赤水县七区区长。八年后他卸任区长，又被任命为数县边区联防办事处主任及联防大队长（人们还照旧例称呼他为“刘区长”）。

    在他担任区武装队长时期，有一次他被土匪围在唐朝坝石碑殿的一座庙中，土匪不知底细，不晓得只有他一人在，就放火烧房子。刘纯武的确是很出众的人，没有慌乱，冷静定下对策。他拿长竹竿作挑着火点的样子，接着退下来脱光衣服与鞋子，只穿短裤，然后在庙的另一方向突然冲出，抢得一个时间差。又接连飞跳过梯田的一连串田坎，扩大了与追他的土匪的距离。不穿衣服鞋子是为了避免土匪抓住或什么挂着拌着，又利用地形地势变动奔跑路线，幸运的躲过了土匪的乱枪。在他来说，宁肯被乱枪打死，也不愿被敌活捉或受伤后被俘，那不堪设想。他拼命飞跑很久，终于得脱。但已累得吐血，造成内伤。被乡人救护还家后，卧床疗养月余。其间家人找来若干山螃蟹，捣烂后又吃又敷疗伤。一双脚底板满是刺，挑了很久。

    刘绳武对待被俘的土匪，多有教化，土匪因此改恶从善的也有。多年以后，当地还在谈论刘纯武与“铁脚板”的故事。有一个陈姓土匪外号“铁脚板”，被刘纯武的队伍擒获，刘见其年青而且有些才气，如果回头是个人才，经教育规劝把他放了。第二次擒获，仍犹豫不忍加害，最终还是给他一个机会释放了。谁知他到底又走了旧路，第三次擒获，刘纯武知道再向县请求从轻已不可能，县里也派来监斩官员。刑前酒食招待，饭后同意他发表演说的要求。面对满街的民众，他站在一张八仙桌上侃侃而谈，他谈了很多，最后对刘纯武深表感谢，说自己“对不起刘区长”，并规劝世人勿入歧途。刘纯武对没能把他挽救过来也觉遗憾。“铁脚板”大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事。

    前面谈到过围攻赤水县城的匪变兵，同样常见的是兵变匪。如周海涛股匪，周原为贵州军阀侯之担部一下级军官（据说是连长），侯之担的队伍被长征红军击溃后，周脱离侯部拉人马上山抢劫过往行商，后被刘纯武率领的队伍击毙。从时间上说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保商队或联防队的战事。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有些地方匪患依然严重。如湘桂黔边区土匪抢劫从广西撤退贵州的难民（日本兵抢劫难民时不知道难民的要紧东西藏在哪里，但中国自己的土匪知道！）；湘西土匪竟然抢走战时儿童保育院的不少少女；贵州腹地土匪抢劫并杀害从重庆来作地质调查的大学师生……等。至于联防队防区匪患，不时还有，如王光辉股匪，经几年方被打散，王潜逃，解放后才被捕获。但由于联防队工作得力，抗战时期，联防队防区这一带治安比之前为好。那时商旅客货运输繁忙，川黔大道、赤水河运、淋滩场都处在历史的黄金时期，很兴旺热闹。

    抗战胜利后，联防队在夜战中击毙过土匪‘地滚子’，此外还抓获过‘长脚杆’等。

    今天淋滩街北面大路旁山岩上，凹刻有四个大字“威靖萑符”；上款刻：“区长、联防大队长刘公纯武德政”。此事缘于当年四川布商徐丙生等人被抢，刘带队追剿，夺回布匹，还于布商。徐等以钱物致谢，刘分文不受，四川布商感激，故镌此石刻以志纪念（因为是刻在山岩上，文革时无法毁掉才得以保存下来）。

四川布商为感谢刘纯武所镌石刻（十点半（网名）摄 见《我爱遵义 论坛 行走在赤水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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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没有刘春和刘纯武父子对地方治安几十年的努力，整个七区及上述川黔几县边区，不单经济和文化很难发展，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受到严重的干扰破坏，而且川黔交通也会如肠梗阻般不顺畅，影响范围就大了。而八年抗战，川滇黔是大后方的主要省份，更需要安定的环境。因此刘纯武带领保商队联防队员（其中有许多是红军伤病员）与匪患作斗争，为大后方所必需，有利于抗战，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