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春和刘纯武两代几十年，他们生活的中心是家乡建设。他们一生大部分时光与心力，都用在家乡的开拓、交通、经济、教育建设上了（有些贡献至今还在）。他们一生做了这么多事，这可以说也是他们的幸福。

篙击石穿（十点半（网名）摄 见《我爱遵义 论坛 行走在赤水河畔》）

    网址http://bbs.zyol.gz.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124 照片摄于淋滩河边，解放前没有机动船，上水船全靠人力拉纤与篙撑，竹篙尖是铁匠炉打的钢件，年深日久，石头上撑出洞洞。

    刘春和（1858～1937）的奋斗史的确富于传奇色彩。他生于清咸丰8年，自幼家贫，只读过两年私塾，13岁当帮工，以后作过纤夫——在赤水河上拉上水船，作过摆渡船工。光绪初年（1875年前后），得舅父资助蚕种一筐，他利用当地丰富的青杠林（柞树）养柞蚕（又称山蚕），逐渐脱贫，并优惠支持他人养蚕，淋滩也因此发展成柞蚕基地。刘春和又开设手工作坊缫丝、生产丝棉、织绸，由此致富。人致富后，通常想的是更富或止步，但刘春和却不。他继续从事工商业积累资金，以自己的资金开始了30年建设家乡的历程，完成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建设项目，大部分是公益事业。

    他第一步是开辟乡场。赤水河沿河大约30里都有一个水码头（临河的街场或镇），因为上水船要靠人拉才能走，那是沉重的体力劳动，行30里要吃饭休息或住宿，有时要买点急用的物品或需医药。由于上水船慢，主要承担大宗货运，行旅及小商贩多走陆路，行30里也有同样的需要。码头对下水船也很有好处，更是周围农村商品交换的需要。但唯独土城沿河往上60里内没有码头。刘春和看准这一客观需要，在土城往上约30里处，河边最高洪水线以上买了一小块坡地整平。光绪31年（即1905年，从他开始养蚕的1875年算起他积累了约30年）刘春和在此建商住两用街房12间（一间街房包括一个临街的门面间与里面几个房间，上下为一楼半或准二楼，木结构），带动众人跟着建街房，共得40多间，纷纷开起了饭馆、酒馆、旅店（当时称为客栈或栈房）、百货、药店等商店以及铁匠作坊等。又建立集市，约定五天一集。由此建成了一个新街场，取名为“悦来场”。但地方习惯以河滩名作为地名，所以实际叫淋滩场。又在街场的一端盖了有3间门面宽的一座会所（开会议事等公用），砖木结构，造价高于其他商住房，内有一室塑高大的关帝及其侍卫神像，后来的赤水七区区公所即在此。赤水河乡场大多有千百年历史，如土城在宋代就是滋州首府，唐朝坝（现在叫同民镇）在唐朝时期就是驻军地，此时出现了一个新场，淋滩成为赤水河中游商品集散地之一。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每逢赶集，人流摩肩接踵，市声鼎沸。晚上点着煤气灯或电石灯照亮夜市，很是热闹。（惜百年后如今乡场仅余一半，精华包括区公所毁于火灾）。

    他的第二步是淋滩场的陆上交通建设，特别是将川黔大路改经由淋滩场。这是包含路与桥若干个项目的总工程，历时多年的公益工程。民国元年（1912年，距建淋滩场7年），刘春和拿出白银三千两【注8】，无偿用于开工建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银子的兑换价并不高。但清末一两银子等于制钱两千多到三千多文(咸丰以后)，一斤(相当于今1。2市斤)猪肉只要二十文钱，百两银子能够买得十几亩良田，贵州买得还要多，因为物价更低。在辛亥革命年代，3000两银子的购买力当在今日价格十倍以上。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积累这么多银两相当不容易而且需要很长时间，刘春和能舍得将之用于公益事业，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褒扬、应该载入地方史册的大作为……。而且刘春和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当上清朝的地方官，功成名就，一般人会想安度晚年了，但他却启动了这样一项前后历时超过30年（他逝世后到下一代还在做）的公益工程。这的确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所谓川黔大路，不知始于哪个朝代，从今四川的泸州合江经赤水县城——土城——茅台——遵义贵阳有一条石板大路，很可能是古驿道，即官道。它是川黔交通的西干道，是赤水通往省城贵阳的大路。它是商旅大路，那时各种商人及众多往来行旅人，络绎于途。但在土城——茅台区间的土城这一端头六七十里，这一段路不经过淋滩场，改走淋滩要是不合理，商旅就不会走，如果失败了大量的资金与若干年的时间就会打了水漂。所以这很需要胆识，需要深思熟虑。从1912年起，刘春和开始建设新路段。新路段初步建成后，立即受到商旅欢迎。因为新路段比老路段平路多，爬坡下坡的坡度缓，最高处海拔降低，走起来没有那么累，尤其是肩挑背驼的人。老路段走山顶人烟少走着都害怕，新路段沿河人户多行人较安全，沿河走可与行船互换或互相照应，而且沿路卖饭卖茶的人家多还有淋滩可住宿。这些优点决定了改路的成功，所以新路段虽然长了约1/10，却得到各类行人普遍的欢迎。

    改路成功后，川黔客商经过淋滩街上，淋滩场成为水旱码头，大路商旅络绎相连，河上船运繁忙，纤夫们在淋滩场成立了工会，淋滩场很热闹。由于商业繁荣，加上沿路几十里人家卖饮食，许多人有了钱进。可以说，刘春和在第一步棋——建街房开辟淋滩场之初，早已经想好了这第二步棋，他为家乡建设谋虑很久了。

    新路段为长约70华里的石板大路，刘春和建设淋滩前后这一端约50多华里（其余由另一端的人出资承建）。此外，又建淋滩至千江寺石板大路10华里，通往醒民乡及四川太平渡。这些路全宽4尺（据《赤水县志》），以石板块块相接边沿拉线铺砌。石板全部用砂岩，开凿工整，表面平坦，放眼望去，一条石板路向远方伸去，很是整齐美观。这条路建成至今正好100年，虽经抗日战争时期修公路（实际未建成）、文革后修公路，全路大多损毁，唯仙人坳及陶罐村下边尚可找到遗迹，还可以看到那整齐平坦宽阔的大石板，一蹬蹬的石级。

    路铺通后，工程远没有完，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工程量——兴建路途中的桥。老路山上走，桥很少；新路沿河走，经过溪流多，桥多而且每座桥的工程量都较大。刘春和接续出资并亲自操持建设的桥有：土城淋滩间的宝寨沟桥、淋滩沟桥，淋滩往南的花地沟沟口桥、木桥沟桥、罗锅儿沟桥、三尖角沟桥，以及通千江寺大路上的两座桥。这些桥多为石板桥，也有先是木桥后改变的。花地沟沟口桥则是石拱桥，全长约20米，至今完好。所用大条石长达两米，石材坚硬，錾痕还很清晰。桥宽3米7可单向通行汽车，桥下过水断面净跨度7米5，拱顶高6米7，桥如一弯新月横跨清流之上，颇为壮观。是处杂花生树，流水潺潺，百年景色依旧。其他桥大多是两跨石板粱桥，以又宽又厚的长条石为板粱，桥宽3米，全长约12～15米。未建桥的溪流多以条石砌筑成过水路面通行，只有千塘口桥留待后续建设。

今日花地沟沟口石拱桥 （刘富林摄）

    建设这条路的时候，刘春和已是五六十岁，好在他的长子刘纯安已长成人，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协助他的交通建设与工商业经营。不幸刘纯安于1921年1月因救人身亡，次子刘纯武辍学回家接过兄长的担子，协助父亲。

    刘春和的这样的眼光、才干、人品，即使今天也很出众，何况他那个年代。所以在清代即被任命为仁怀厅（衙署在今之赤水县城）土城里之（第）三甲总甲、保董。他当了官不利用官职去贪去捞，而是开辟淋滩场，开辟陆上交通大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大家增加收入，他的作为证明他对得起社会对他的赏识。人们从刘春和几十年一步步的足迹，可以看出，这位身居穷乡僻壤又识字不多的人，他的抱负，却是连周围几个县都极少有人可与比的；而且不单有锲而不舍追求目标的决心、坚强的意志，也有实现目标的深谋远虑、战略眼光与组织指挥技巧。正是看到刘春和是位杰出的人，在土匪猖獗到围攻县城的那时期，社会想到了他，给他加上重担。民国12年（1923年），刘春和被任命为赤水县第七区区长。七区是面积最大的区（包括今两镇一乡一个工业区及一个镇的大半地区），区长的年龄是65岁，那时知天命就算进入老年，任命如此老龄者为区长没有先例，可见赤水县对他的倚重。七区区署就设在淋滩。

    刘春和不论任总甲保董还是后来的区长，为官清廉、公正。一直保持他曾经是劳苦百姓的本色，经常为劳苦百姓伸张正义。刘春和断案（当时地方官集行政军事司法于一体），一般不坐堂，相传他头包青丝帕，衣着长衫，手拄旱烟袋，立于街头即可接访断案。他既不准进酒馆，也不进茶馆。由于他不徇私情，便断人邪念，加上他超人的洞察力和分析力、替人作想的力陈利弊、切中要害的而又公正的决断，因此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化干戈为玉帛。于是远近官司都不辞辛劳前来淋滩。后来，刘纯武为官后也继承父亲精神为百姓说话，秉公执法，为当时百姓所称颂。七区辖区内的同民乡地藏寺大路旁，人们为刘春和父子立巨碑一块，上书“以德服人”四字。此碑于文革被毁，作为同民街左侧大堰过桥石，而今埋于土中。

    刘春和担任区长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匪患。民国时期，全国大部分省有匪患，贵州也匪患较重。七区离县城最远，邻接的也是相邻县的边区，所以历来“匪风甚炽”。刘春和出任区长后，着手用募兵付酬办法组织武装队伍（这就是上节所述保商队的前身）。这时刘春和已年近七旬，他的大儿子早逝，他依然让年纪不到三十的小儿子刘纯武担任区武装队长，亲自带队与土匪作战多年。经过他们“剿抚兼施，严惩首恶，保护商旅，竭力维护地方安宁”（赤水县志语【注9】），七区匪患显著减轻，治安状况有很大的改善，地区发展经济有了较为安定的环境。

    民国17年（1928年），刘春和父子动手在淋滩建学堂（为学校建校舍）。此前淋滩连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都没有，想为家乡建学堂，刘春和早在1905开辟淋滩场时就有打算了，那是他淋滩建设规划的第三步棋。但他在区长任上拿出自己的钱来建淋滩学堂，则有进一步的意思，那就是给七区各乡各地方树立榜样，向我看齐。“我出大笔钱了，你们也应该出钱在你们那里办小学吧。有庙有祠堂能用就用，但总得有相当一笔钱。有房子得修缮粉刷吧，桌椅板凳总得有吧。你们哪里校舍准备好了，我就可以向县里申请派校长老师来”。于是，在七区治安状况显著改善、而且他家的工商业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后，刘春和刘纯武在淋滩动手建学堂了。

    建淋滩学堂的大部分资金材料由刘春和家负担，也有乡人捐谷捐树表示对他的支持。设计施工请来外地著名建筑师何海全主持。砖瓦从刘家一块土地取土制坯烧制（取土坑挖成长方形砌石成蓄水池今犹在）。木料从老岩坪刘春和家买下的青山砍伐上等杉木，老岩坪与淋滩高山阻隔，原木绕道运输有七十里之远。历经一年时间学堂落成，同时制备了桌椅板凳等设备，学堂后侧还盖有一座平房供老师生活用。学堂为二层楼砖木结构建筑，长约28米，宽约12米（一端山墙条石地基今尚存），高近12米。建筑对称，像一架风琴，高过屋顶的山墙像风琴两侧的挡板，山墙顶部的曲线装饰好像上面是云朵。二楼的吊脚走廊使各房间独立。窗户高，有的房间窗户是很少见的可旋转木制百叶窗。难得是还有专用的礼堂。这样，一座在当时是高大的西式建筑，矗立在赤水河河谷中，很远都能看到它，像一架风琴掩映在绿树炊烟景色中，很是壮美。

    这样一座校舍，当今不突出，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单幢校舍像这样大的全县各区没有，土城这个千年古镇没有，邻近的几个县城没有，就是赤水城当时也没有。既然各地学校大多是用庙宇宫观或平房，刘春和刘纯武父子完全可以上行下效，只建平房、建中式夯土墙或木板墙校舍，省下自己的钱。他们的财力足以给自己建造极好的区长宅邸，但没有，他们的所有房屋依旧是辛亥革命前的老样子，依旧是普通民居，却拿自己的钱给公家建了超群的学堂。他们家的老宅今还余西厢房一角在，当年红军伤病员一部分曾住在此，见照片。（按理作者作为传主的后裔写史应不做评论，但为了鞭策我们自己与提醒后代，请容许我们说一句：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也属难得！他们桑梓建设的真诚、他们干事业“干就干得漂亮”追求完美的性格，今天也可贵啊！）建筑师何海全在淋滩学堂之后设计建造了土城最好的建筑——罗氏私家花园洋楼，刘春和父子何尝不可如此呢，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刘春和刘纯武家老宅今尚存的厢房一端的吊角楼墙，当年红军伤病员曾住此 （刘富林摄）

    学堂落成后，赤水县政府于民国十八（1929）年在这里设置学校，取名“河东两级小学”。初级一至四年级，高级五六年级。开国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本区赤水河东几十里都有学生来此就读，最多时学生近三百人。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都颇为兴盛。几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材，是赤水河中游新文化摇篮之一，也使淋滩得誉为“文化之乡”载入县志。

    同时，刘春和刘纯武于民国十九（1930）年利用庙子山刘姓宗祠办女子学校一间，开设新学，专供女子就读。因为一女孩毁损神像的手指，学校曾经迁至刘纯武家老房子堂屋继续办过一段时间。虽然开初学生只有一二十人，但当时全县女子学校也只有两三间，在远离县城的小地方竟然办起女子学校来，在那时是相当先进的事。可能与刘纯武五四时期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有关。学校延续到抗日战争初期停办，由“河东两级小学”招收男女生同班就读。

    那时，刘春和刘纯武还曾经专聘教师教青年工人学文化。后来的一九四五年前后，刘纯武还在同民乡老岩坪办了一个识字班，请陈瘸子任教，学生是他家农场的青年农工十多人。这也是没有人作过的有进步意义的事。

    刘春和在淋滩建学堂，激起了七区辖内各地民众办新学堂的热潮。刘春和一方面催促七区各乡各地方准备校舍以及桌椅板凳等各项设备，一方面向县政府申请设立了多所小学，到民国二十年，七区有了20所小学，其中有五六年级的两级小学两所，及淋滩一所女子小学。而在他出任区长前的民国十年，七区只有两所初级小学。从2到20，增长十倍！再横向比较一下吧，民国十年，全县有小学27所，七区只有2所。民国二十年全县有小学62所，其中县城5所，一区6所，二区8所，三区7所，四区4所，五区3所，六区9所，七区20所！【见1990年版《赤水县志》教育篇】。七区小学从最少变到最多，是其他区的几倍！虽然七区版图大，但要从那原来多土匪的状态，转变到学校增长十倍，多大的变化啊！刘春和这位识字不多的人，却有宽广的胸怀，希望尽量多的年轻人有文化，他在教育上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历史不应忘记！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刘春和，可以称之为他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民族的脊梁！

    淋滩学堂的建设，离不开刘纯武的重要贡献，辛苦操劳事是他在承担。应该说，晚年刘春和的事业是他们父子两人的事业，刘春和的作为是刘春和刘纯武共同的作为。

    1930年72岁的刘春和卸任区长职务。但刘春和没有安享晚年，他继续指导着他家的工商业（关于他们父子的工商业及经济建设，本文另以一节叙述）。1935年，刘纯武救护红军伤病员，是在刘春和的支持下进行的，已如前述。之后，刘春和老人启动了他人生事业的最后一搏，他要在他二十年前改动川黔大路时未建桥的一条河口——千塘口建桥。那里没有桥，行人商旅过往不便，他心里始终挂牵着。为此他卖青山一幅作为启动经费，当石料已备齐，桥墩台已开始有了模样，不料遭一场洪水冲毁，更糟糕的是一场山火烧掉他家大片青山林木致使资金短缺，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1937年春，79岁的刘春和老人撒手告别人寰，这位不平凡的老人临终前留下的遗嘱也很超出人们的想象——他吩咐：入土时他的灵牌不火化（当地风俗人亡入土时将写有他名字的灵牌火化），要等千塘口建桥竣工时到桥上火化！丧事不大操大办，不做斋（不请道士作法事）不包坟（堆土为墓，墓周不砌石），将节约的钱用来建他那座桥【注8】。什么叫“死不瞑目”？这就是啊！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还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执着这样的坚持，不能不令人赞叹！一个临终的老人，对他的事业仍然如此耿耿于怀，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依现代人看来他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但很少有像他这样，身后也要完美。

    遗憾的是，千塘口桥址是在那条河的河口冲积扇（三角洲）上，土层很深不见基岩，要用现代的技术如钢筋混凝土钻孔桩之类才行。刘纯武后来从工商业筹措了资金，在当时当地连蒸汽机都没有的技术条件下，虽经几年一次次努力，但一端的桥台桥墩一次次冲毁，始终未能建成此桥（当地还残留有遗迹在）。刘纯武不得已改为在赤水河对岸，以举家之力，建设同民（唐朝坝）至土城间之鱼溪大石桥，建成时在桥上火化了父亲灵牌，此时已是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这些路与桥用了几十年，中国自古有“修桥补路，胜造七级浮屠”、“ 修桥补路，积善积德”之说，以历史的眼光评价，这是刘春和刘纯武家两三代人用自己的钱为社会作的一个贡献。而且，他们家拿得出几千两白银建桥铺路，刘春和之墓却至今仍是一个土堆，这在无坟不包砌的当地是极罕见的。这的确是一位不看重世俗观念、独立特行的人！

在赤水河对岸高山之上人迹罕至处的刘春和墓 （刘富林摄） 是处土地贫瘠，七十多年过去，依旧荒芜人烟，坟上的两棵树是近年自生长成。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以现代人们的眼光、观点回望，刘春和无疑是位成功人士。他为何能获得如此的成功？后人从他的经历中能学得什么有益的教诲？看来，首先是他有追求，而且把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的需要结合（也是民族国家的需要）。曾是地位最低微的的纤夫，不是梦想如何吃穿享受。富了不‘小富则安’，几千两银子买良田美池盖华堂深宅安乐窝，如果那样刘春和不过是凡夫俗子。但他却有要改变家乡山河面貌、发展经济带动众人增加收入的志向。或许正因为他穷过，他希望大家生活都能好起来。这的确是一位“志存高远”的人。再则，他善于决策。不轻易决定，却善于作出决定，可以说令人羡慕。他致富的过程、开辟新场、开辟新路、发展工业、区长任上整顿治安与教育建设……步步都走对了。这得益于他的志向与格调，更因为他思想深邃，勤于思索善于思索。古语说“行成于思而毁于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想得远。第三是性格。坚韧的性格，对追求的坚持几十年至死不懈，而非‘易涨易退山溪水’。温和的性格，对他的成功也有重要作用。

    总之，刘春和是一个幸福的人，一生能做这么多事，令人羡慕。的确，一个人来人世一回，一生就应该这样渡过。

    刘春和的精神与为人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儿子刘纯武。另一方面，由于刘春和任区长时年事已高，刘春和晚年的事业，不论淋滩学堂的建设、公益事业、区长政务，都离不开儿子的协助进而代劳。刘纯武也迅速成熟起来，更在与土匪多年的作战中脱颖而出，人们看到了他的确是个人才。所以，当刘春和卸任区长职务时，接任的是他的儿子刘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