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对未选择回原籍的红军人员，刘纯武曾安排他们在千塘口桥作工（这是刘春和出资建设的最后一项公益工程），他们从建桥费用中得到工资。该桥资金短缺停工后，他们长期的吃饭、生活、就业，如何安置亟需解决。两三个人好说，几十个人是个大难题。在当时贵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一度平息的土匪抢劫又复活。刘纯武向陈廷刚提出，可否允许他们成为区政府所属的保商队队员，陈同意并亲自向红军伤病员宣布。于是，留淋滩的红军人员如本人愿意，参加保商队配发枪枝，维持地方治安。人数最多时约有四十人，因是就业安置，可以离开，有些人挣得薪饷后另谋职业或到别处成家，后来长期在那里的有近二十人。那年代人们见惯了兵打散了变土匪，应该说，像这样给红军伤病员发枪并组成队伍，不容易！是要担风险的。没有相当的胸怀、胆识、眼力与自信，作不出。

    关于淋滩的保商队，始建于刘纯武之父刘春和担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时期，主要负责保护行人商旅通过淋滩至茅台通商大路上的本区范围及与仁怀县交界点前后几十里一段无人地带。七区辖赤水河自淋滩以南约90里之本县地区，邻接上游的仁怀县（淋滩距该县之茅台约260里），北接六区土城（淋滩下游距土城30里、赤水县城180里、入长江口之四川合江270里），西及西南为四川古蔺县，与它的太平渡及二郎滩（著名的‘郎酒’产地）两镇隔赤水河为邻，东北是习水县的东皇区。当年没有公路，从赤水通往省城贵阳的大路，经由赤水——土城——淋滩——茅台，这也是贵州腹地与四川交通的商旅大路，特别是四川自贡盐经赤水河运往贵州的主要通道。那时布商、百货等各种商人及众多往来行旅人，络绎于途。此路从淋滩到茅台一段，位于赤（水）、仁（怀）、蔺（四川古蔺）边区，部分为赤水县第七区行政辖区，沿途历来治安状况较差，常有土匪出没，尤其是前述无人地带。淋滩保商队的组建，正是为了护送商旅安全过境，防止土匪抢劫，由区长刘纯武领导。后约于1938年成立赤、仁、蔺三县边区或仁、蔺、赤、习（习水）四县边区联防办事处，保商队更名联防队由办事处领导，队部设于七区的岔角滩，任务范围则扩大到几个县邻接地区，刘纯武卸任区长后任联防办事处主任、联防大队长。

    原红军人员加入保商队后，这支武装转为脱产的专业队伍，也因此后来由区属转为几县所属的联防队。经刘纯武训练管理，联防队战斗力得到增强，日常保护商旅安全，曾击溃几股土匪（见后述），维护了地区安宁。

老红军陈星渭之子陈巨华保留的老照片之一：留在习水的红军老战士1959年在参加红军纪念会议时合影留念。（中红网红色图库）

    参加保商队的红军人员中，有中共党员数人。1938年5月在本区醒民乡麻柳滩地下党员王国风、中共古蔺地下党领导人熊少阳帮助下，接上了关系，成立党支部，首任支书刘清华（真名张文湘，化名刘清华，红军干部教导团政委），刘清华去世后，次任支书宋家通。1949年临解放之最危险时期，刘纯武将宋家通藏匿，这个支部安全地坚持到全国解放。解放后，原红军伤病员都在人民政府工作。

老红军陈星渭之子陈巨华保留的老照片之二：留在习水的红军老战士在1966年合影留念。（中红网红色图库）

    关于刘纯武帮助刘湘辉（红军23师67团参谋长）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一事，见于刘湘辉后来回忆写的《留在古蔺养伤》一文【注7】。文中说：“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见到红军落下的人就杀，太平渡周德泉就杀了我们几个掉队的红军，芝麻坝王少武也杀了不少红军战士，所以掉队的人日夜躲在大石岩下不敢出来，有的七八天吃不上饭饿死；有的伤口腐烂，没有死的也成了半死不活的人，光淋滩区东皇（东皇不在淋滩区而是习水东皇区）的一个大石山石缝里就死了七八个掉队的红军”。他受伤后在群众的掩护救助下生存下来，流落四川古蔺，还坚持继续做革命工作，并与古蔺地下党取得联系，当时他在古蔺太平渡靠挑水卖维持生活。他写道：“有人对我说，离古蔺太平渡三十里的贵州赤水县淋滩有一个区保安队，要我去看看找事做。我说我不当国民党的兵。这人说，这个保安队主要是保护商人做买卖的，因到处有匪抢人。我才跑到淋滩，在保安队干了四个来月”。期间古蔺地下党领导人熊少阳几次到淋滩和红军伤病员见面讲国际国内形势。“经熊少阳同意，我同他到淋滩区区长刘纯武家，想把那个区长争取过来”。之后，他离开保商队回太平渡边做小生意继续工作。“一次，我路过淋滩，见区政府门前有条消息说：“我敌后游击队大战平型关，消灭日本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缴获很大……”。我就跑去问那个区长，游击队是什么人？他说“就是朱总司令的队伍，现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就问他我写信到前方去行吗？区长问我给什么人写信，我说是给彭付总司令写，他笑着拍着桌子说：“你快写吧，我保证把信邮到敌后彭付总司令收””。两三个月后，刘湘辉在太平渡邮局收到回信，信是周恩来写的，说信彭付司令收到了，希望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在当地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点力所能及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嘱咐多与重庆机房街72号办事处周怡同志联系。有了这个联系，他便与也曾在淋滩保商队的胡金标（三军团团部通讯排长）到了重庆，胡留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1939年9月，刘湘辉最后一次离开太平渡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到了华北去敌后抗日前线。

    刘湘辉如果公开与彭付总司令写信，或许对他有危险，而且寄往前线，层层关卡，也难通过。刘纯武“保证” 邮到，信封上只有写赤水县七区区署寄，这对刘纯武自己也是危险的。刘纯武甘冒这风险，说明他那时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就与一般官员不同，的确是位进步人士。

    从刘湘辉此篇看，前线捷报传来，国共合作抗日，令刘纯武精神振奋、愉快。只要有利于团结御敌挽救民族危亡，他甘冒风险愿尽绵力。“一拍桌子”的“保证”， 活画了这种心境。他虽身居内陆偏僻乡镇，视野却很开阔。可谓立足穷乡，放眼全国，胸怀社稷安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这样的眼光与襟怀，就是今天看来也可贵啊！

位于贵州省习水县良村镇茶园村黎树坝的红军烈士陵园，由当地农民在1967年集资兴建。（中红网江山摄）

位于贵州省习水县的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烈士墓。（中红网江山摄）

    抗日战争期间，刘纯武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用的是像茅台酒瓶那样大的干电池两节，这些都来自重庆，那时颇为昂贵。收音机在赤水都是极少有的，到战争后期坏了，没法修理，作罢。

    又在老年人回忆材料中，记有“那时在淋滩成立抗日义勇军大队，刘纯武任大队长，还骑着马照了相”这样一句。但经过多年沧桑，过去刘家的照片已无一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