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她又想起，还没顾得上看一眼刚诞生三个月的女儿。只见她走到床前，轻轻地抚摸着江河的脸蛋，恋恋不舍地说：“妮儿，娘又要走了。你在家，多喝点牛奶，快点长大，将来一道大干社会主义啊！”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是玉兰的一贯作风，也是她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体现。就是当省委书记的这几年，仍然是这个样子，工作繁忙、事务众多，以致忙得从来没有时间同自己的家人上过一趟街、逛过一次公园。跟玉兰一道工作过的许多省委领导同志告诉我，别看玉兰是女同志，干起工作来总是风风火火的，有一股子闯劲和急劲。就拿回临西来说，从1974年开始到省上工作后，玉兰还同时兼着县上和村里的职务，一有空就回村里和县上抓工作。有时，白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天都黑了，只要有重要精神，她吃过晚饭，还要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子赶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回两回，而是有好多次。
　　　
    凡是看过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新闻照片的人，都会对主席团中两位头裹白毛巾的北方农民打扮的成员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山西省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另一位，就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吕玉兰。有的报刊在报道玉兰事迹时，就称她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
　　　
    “为什么要头扎白毛巾？”我曾问玉兰。
　　　
    “这是北方农民参加劳动的习惯打扮。北方风沙大，头裹毛巾，可以防风沙，冬天还可以御寒，夏天热了还可以擦汗。俺从小就喜欢扎白毛巾。”她说。
　　　
    后来，我同临西同志谈起北方农民头扎白毛巾的习惯，他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其他地方农民的毛巾都扎得比较低，甚至盖住了眉毛，只有临西一带农民的毛巾扎得高，把前额都亮了出来。他们还说，这是学玉兰的扎法。我问玉兰为啥这样扎，她回答：“这样扎精神！”
　　　
    常年头扎白毛巾，这是参加农业劳动的一种习惯。然而，它对于玉兰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含义，说明她当了省委书记后，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从小就热爱劳动的玉兰，从1955年起为改变家乡面貌，什么脏活累活也干。后来，她走上了公社、县的领导岗位，继续坚持参加农业生产，长年劳动在100天以上。从1971年5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后，她仍然注意参加生产劳动，而且不搞花架子，做到真干实干。正如东留善固老人们对我说的：“玉兰干活，从来不闹虚腰。”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后发生5小时，当时刚从北京新华总社调到河北分社工作的我，就随同省委领导乘坐“安·二”型飞机，从石家庄赶到地震灾区，成为第一个进入唐山采访的中国记者。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新华社对派到唐山采访的记者，实行了半月一换的轮换制。而我竟一口气在唐山连续工作了两个月，从而成为新华社在唐山灾区坚持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
　　　
    8月25日中午，玉兰从石家庄来到唐山，参加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她住在位于唐山飞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里，离我们新华社的营地不远，我便去看望了她。当时，她住在一个像火车车箱一样的简易房里。时值炎夏，简易房里又闷又热，犹如火笼。我见她挺着已怀有7个多月身孕的大肚子，身子又胖，汗水不止，脸和脚都肿了，坐在地铺上直喘粗气。我想到她过去流过产，有点担心地说：“天气这么热，肚子这么大了，你还坐飞机，跑来跑去的，身体顶得住吗？要不，住一段医院吧！”
　　　
    “没事儿，俺能顶住！子厚，马辉在唐山，家里常委少，能顶就顶吧！”玉兰说到省里的工作，情绪忽然高昂起来，用手挽了挽袖子，“这一段，省委每天来开会的，汇报情况的，要原材料的，送这送那的，人来人往，电话整天响，大伙忙得手脚不着地。俺就喜欢这种紧张劲儿，说办就办，当天的事当天完，省里的同志们都说，这段工作干得挺痛快！”
　　　
    9月1日，我以新华社唯一代表的身份，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这时，我坐在大会堂里，眼前首先映现的是我那挺着大肚子的好妻子－－吕玉兰。
　　　
    玉兰一方面抓好工作，一方面注意学习。周总理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玉兰经常把它挂在嘴边。玉兰曾多次向我谈到毛主席、周总理教育她抓紧理论学习的情景。1966年国庆节观礼，周总理送给王进喜、陈永贵和玉兰工农兵代表每人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再三叮嘱他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那几年，玉兰确实把学习抓得很紧。她除了开会、下乡，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就是节假日也不放过，每天都学到深夜。她学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做笔记，包括摘录革命导师的语录，写学习心得体会。这些，几乎占了她笔记本的主要篇幅，先后记了几十本。除了学理论，她还学历史、学地理、学农业科技知识，甚至学英语。
　　　
    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对玉兰的培养和学习十分关注，多次安排她参加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和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习，几乎年年都有，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到一年。而玉兰也是把它们当作一次次提高自身政治理论修养和增强领导工作能力的大好机会，认真加以对待，积极吸取营养，并同自己的实际工作密切联系起来。
　　　
    那是1977年9月，玉兰来到位于北京颐和园旁边的中央党校，参加了“文革”后举办的第一期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学习班学习。这次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和来源的论述，主要经典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著作。他们还先后听取了当代著名学者钱学森、胡绳，以及胡耀邦、余秋里、张平化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
　　　
    博大精深的理论，精彩纷呈的报告，把玉兰引入了科学的殿堂。她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党的高中级干部，如果还继续停留在过去基层时那种“敲钟喊人上工”、光懂得“敢想敢说敢干”的状况，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而必须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革命理论和现代科学知识。她当时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来抒发自己决心学好革命理论的强烈愿望：“地位高、荣誉大，学不好真后怕，身体壮、还年轻，要在学习上下苦功……”为了学深透，她认真地听报告、做笔记、抄讲义，碰到疑难问题，还把有关教员请到宿舍，给自己辅导。有时看书入了迷，错过了开饭时间。
　　　
    理论联系实际是玉兰一贯的学风，这次在中央党校学习也不例外。她在学习结业前写的题为《到第一线去  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小结中，谈到在学习恩格斯《“法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所说应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感想时，这样写道：“当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可俺从1974年到省里工作后，出门坐专车，办事有秘书，开始，对这套还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这几年，下基层少了，参加劳动少了，接近和联系群众少了，调查研究和了解实际少了。过去，整天同群众在一起，在风雨里爬，在泥水里滚，浑身尘土，满手老茧。现在，经常是泡在会议上和机关里，脸变白了，身体变胖了，老茧不见了，身上也没劲儿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陈云同志的这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从1969年中共“九大”到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玉兰先后参加了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党代会，全国四届、五届人代会，全国四届妇代会，以及河北省第四届到第七届人代会，而且是历届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并先后当选为三届中央委员、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一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作为人民和党员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我国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参政议政活动，特别是敢于反映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的呼声、愿望和困难。
　　　
    对新生事物一向接受较快的玉兰，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同样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当然，这对曾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带头人之一的玉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但她从来都坚持实事求是。她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包干”这种形式责任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她在笔记本上，抄录了许多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赞扬“大包干”好处的顺口溜，同时她自己还编了不少。比如，她在说明实行责任制前后，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不同效果时写道：“过去干活‘朝阳沟’，现在干活‘满天星’，没人打钟没人叫，提前完成高工效，粮棉丰产收入高。”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玉兰在同我一起探讨农村工作时，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农村工作的关键是政策。”是的，玉兰作为一个合作化时期的劳模，深知组织起来集体经济力量大，也深知领导集体经济的不易。每一个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如果缺乏坚强的领导、模范带头作用和有效的思想教育，集体劳动就会变成“一窝峰”、“大锅饭”，东留善固和其它一些劳模所在的社队之所以搞得好，就在于基层干部真正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切身体会到，这个作用的发挥是多么的艰难。同时，她还深深懂得，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实施按劳分配政策，而这一政策又是多么的难于落实。今天，她看到实行了联产承包，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多劳多得，劳动生产由“干部敲钟，社员听喝”，变成了家家是土地的主人，人人多动脑，户户想致富，农民真正落实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这种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起来的积极性是自觉涌现的。这在集体化多年的领导不力、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村庄，表现的尤为明显。玉兰认清了这样一个道理：集体力量大，承包责任制更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正如任何新生事物在其成长和发展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生产责任制既有它强大生命力的一面，也有它遇到种种阻力，以及不断暴露自身缺点的另一面，需要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和提高。玉兰在热情赞扬农业生产责任制优越性的时候，也不断发现和纠正着它的缺点。那几年，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分管农村报道，对责任制的施行情况了解不少。玉兰就经常同我讨论责任制的问题和纠正措施。她还几次把有关情况加以整理，带到北京，通过参加中央全会和全国人代会，向中央领导反映。
　　　
    那是1981年9月1日晚，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她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考虑到这时玉兰已被免去省委书记等省上的一切职务，下放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便劝她见好就收。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玉兰两眼闪动着热切、坚定、自信的目光，习惯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不是省委书记，还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哩！如果都把责任制说得天花乱坠，有了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果然，她这次到北京后，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她的发言，也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年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会议第7号简报上，共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任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
　　　
    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形势确实越来越好：粮满仓，油满缸，住新房、吃细粮，身上穿的的确良。但是，在农村也有问题。邓副主席讲的思想工作涣散软弱的现象，在农村照样存在。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表现在：一、损公肥私。有的人卖棉花掺水，卖粮食掺沙子。二、办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浪费严重，没有上千元钱过不去。三、迷信活动猖狂，烧香拜佛、问卜占卦的越来越多。四、偷鸡摸狗、偷盗抢劫的多了。五、有些青年人不关心国家大事，开会不参加、学习不努力，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六，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建议：一、思想工作要全党抓，认真抓；二、各级党校要培农村政工干部，帮助他们在新形势下学做政治思想工作；三、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四、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要经常总结、交流、推广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后来的事实表明，玉兰及时发现并建议纠正当时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1976年初，玉兰再一次怀孕了。因为在上年流过产，医生便嘱咐她各方面要多注意，千万不要干重体力劳动，以防出现习惯性流产。然而，这年是个多事之年，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先后辞世，保定动乱不已，唐山发生大地震，“四人帮”被揪出……一件大事紧接着一件大事。玉兰也一直忙于工作，挺着大肚子，多次跑保定、上唐山、进北京，坐汽车、乘飞机、搭火车，上街参加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期间，玉兰几次喊肚子疼，经过医生治疗，有惊无险。这年的11月18日，通过剖腹产，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江河安然降生。就在这前几天，省委办公厅为我们在省委机关医务室所在的平房里，挤出了两间房。我们向公家借了张双人床，买了锅碗瓢勺等几件常用物品，算是第一次有了家。

    当时玉兰户口还在农村，没有正式工资，报酬实行工分加补贴，工分就是村里每天给记一个工，补贴就是由省委机关发给的每月40元钱。村里记的工分，主要用于给玉兰和她的父母拿口粮，年底“分红”分到几十元钱，给她父母做零用钱。我那时的工资级别是26级，每月工资36元。所以，我和玉兰每月的经济收入加起来也只有76元钱，孩子生下来后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由谁来带，有人建议，我们俩工作都很忙，应该请个保姆。但是，这一点工资，根本请不起。这样，我们一边想着办法，一边由我带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同时照顾正在坐月子的玉兰。我们考虑到玉兰经常出门开会，带着孩子不利于工作，同时小孩子吃奶也不方便，尽管玉兰奶水很足，还是让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吃牛奶。后来玉兰给我说起没有让孩子吃上一口母奶，总是感到十分遗憾。
　　　
    我带了两个月的孩子后，便请我老家江苏武进农村的妹妹帮助带孩子。当时，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是“两个最好”，而且允许35岁以上的妇女可以连生两个孩子。我们考虑到玉兰工作忙，晚生不如早生，于是第二年的12月1日，她又剖腹生了第二个女儿江华。为了照顾第二个女儿，玉兰的母亲从临西来到石家庄。玉兰的父亲也经常来住。
　　　
    说来可怜，省委书记却过着石家庄市民最低层的生活。我们俩76元的工资，要负担大小7个人的生活，其艰辛不堪回首。就在这时，省委几次动员玉兰，让我们从平房搬到了省领导住的石家庄市红军路上一栋二层楼里。房租先是一个月两元，不久就涨到十几元，后来又涨到了20多元。这样，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人均还不足10元钱，生活显得非常紧张，小算盘打了又打。
　　　
    由于家庭经济紧张，玉兰就动员我们“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拣废旧物品去卖，家中所有的废纸，都装起来卖掉了，5分钱一斤。节流，就是千方百计节省开支。我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费用比较低。玉兰就常说：“江山这个对象找对了，光烟酒得省多少钱！”我们成家后有十几年，买不起一件家用电器，包括收音机。在红军路的时候，我们想看电视，就到别的领导家里去看。玉兰开玩笑说：“这样既省电，又充分利用了电视。”
　　　
    我从北京往石家庄调，全部“财产”就是两床被子一床褥子，一纸箱书和一提包衣服。玉兰从县里往省上调，也基本上是这些东西，只是多了一个从老家带出来的暗红色木头箱子。我们刚在平房建立小家庭时，没有一件自己的家具。我们搬到红军路，屋里由公家配备了双人床、书桌和椅子。后来，因为交不起房租，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又搬到维明街上省政府宿舍的一栋四层楼的一楼，红军路的家具没让带过来。搬家时，被褥和锅碗瓢勺，连同饲养的一窝小鸡，只装了不到半卡车。
　　　
    吃饭也十分俭朴。玉兰每次回老家，都要带粮带油。为了节省菜钱，玉兰带领我们全家人，在门口开了一块菜地。我们除了种菜，还养了好几年的鸡，吃鸡蛋基本上没买过，一直养到石家庄市禁止在市区养鸡。玉兰的父亲在农村过惯了苦日子，在城里看到人家扔的白菜帮子可惜，总说：“哎呀，这么好的菜呀！”就从街上拣回来吃。每天，我们家的主食就是蒸馒头和窝窝头，副食就炒一两个素菜。平时，很少买鱼买肉，油条也难得吃一回。当时，我们住的红军路这个大院，逢年过节，都要供应一些鸡鸭鱼肉和高级烟酒，而且是平价，但我们也常常买不起。每逢开会的时候，是她改善生活的时候。许多领导不在会上吃，可她却在会上吃。她说：“在会上吃饭，既便于接触从基层来的同志，还可以改善生活。”怀二女儿时，她就想喝点桔子汁，没钱买，我说只买一瓶，她也不干。后来，有个亲戚送了一瓶，她留给大女儿喝，自己实在要想喝了，就轻轻地在瓶口舔一下。

    玉兰的穿着也很朴素，平时老爱穿蓝白相间的粗布方格褂，的卡蓝布裤，的确良衬衣。脚上一直是平底布鞋。就是到北京开会也是这套服装。她衣服不多，平时出门只带够换洗的几件，打个小包袱就装完了。
　　　
    她很要强，再穷也不收礼。再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和党风也比较正，很少有请客送礼的。即使最要好的朋友，生了孩子，也只是带一瓶桔子汁，或送一斤红糖，表表心意而已。我认真回忆，其中只有一回例外，那是我和玉兰结婚不久，回到东留善固，刚进家门，玉兰母亲拉着玉兰的手往里屋走：“玉兰，你来看看，这咋办？”我有点纳闷，也跟着进去。只见里屋炕上放着好几块用红纸包着的被面、布料，我便明白了。还没等母亲说完是谁家送的，玉兰就打断她说：“俺们家啥时候收过礼？还不赶快退回去！”母亲有点迟疑说：“他们说，你好不容易才结婚了，太难得，这辈子就这一回。”玉兰坚定地说：“这是搞特殊的事儿嘛!一户也不能留！”母亲答应了。
　　　
    玉兰对自己要求很严。当时石家庄电视机厂刚试产彩电，给她送来一台免费“试看”，她坚决不要。后来，这台彩电被搬到了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放在了办公室，让秘书和服务员们看。不久，又将这台彩电还给了电视机厂。
　　　
    当时，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对玉兰还是比较关心的，包括她工作安排、理论学习和家庭生活。对于我们家庭困难，有次省委主要领导主动提出年底一次性补助200元钱，但玉兰不要。她给我说：“咱们家困难，国家也困难，咱们还有吃有住有穿，能过得去就不要伸手。”那年春节，玉兰的秘书冀平，给她拿来100块钱，说是机关给她发的生活补助，所有拿工发加补贴的工农领导干部都有，她仍然不要，叫冀平退回去了。
　　　
    玉兰对自己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一直十分重视。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上党校时，她联系实际，考虑到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她1978年4月写在笔记本上的一首自编顺口溜儿，表达了这位身为省委书记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农民后代的决心：“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
　　　
    相助
　　　
    同玉兰的多年共同生活使我感到，作为女干部的她，其工作和生活的艰难，要比男同志付出的更多。玉兰从1955年到1974年的20年间，一直坚持晚婚，没有成家，所以家庭负担较少，可以说把自己的整个青春，都献给了党的工作。但是她在1974年成为我的妻子后，不久就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她父母的年事已高。这样，她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要当好省委书记，还要尽到一个女人的职责，真是难以两全其美呀！她曾经几次对我说：“江山啊，担负领导工作，使俺没照顾好孩子和你，也没有照顾好爹娘。俺不是好母亲，好妻子，也不是爹娘的好女儿。”
　　　
    不，我要说，“玉兰，你是我的好妻子，你是父母的好女儿。”
　　　
    玉兰对老人是那样的尊敬和感念，曾多次跟我深情地谈起父母对自己的教育之恩。还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她讲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等女英雄的故事，经常教育她要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大后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并从小就带她下地劳动。母亲多次对她讲，对人要心眼好。母亲热心助人、和睦邻里和为人诚实，对她的影响很大。
　　　
    尤其使玉兰难以忘怀的是，父母亲多年来支持她工作的情形。从她当干部后，老人曾埋怨过她光是一心工作，不管家务事、不干家里活；曾埋怨过她因坚持原则，得罪了邻里乡亲；也曾埋怨过她常常拿着家里的财物，去补贴外出开会。但是，当她给两位老人做通思想工作后，他们叫是积极支持女儿的工作；为了让她随时能骑自行车去公社和县上开会，父亲学会了修自行车，而且在她每次出门前都打足了气；几十年来，上级领导部门和外地有关单位，一批批数也数不肖的同志，先后到东留善固办事，父母亲总是热情地给予接待，递烟倒茶，忙个不停，需要的还管吃管住，晚上给烧好洗脚水……
　　　
    父母亲不仅支持玉兰当干部，而且要求她当个好干部，特别是要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玉兰曾对我说：“俺在村里任职后，爹一再叮嘱俺，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能为个人谋私利。有时，爹变卖点家里的农副产品，或者卖点棉套子什么的，给俺弄点开会的路费，而绝不让俺去沾集体的一点光。后来，俺到县上、省上工作，有的亲戚、朋友就带些礼品上门，托爹说情，让俺给他们办上大学、转户口或找工作等后门的事。对这，爹的态度一直很鲜明，一概将礼品退回，还要好言相劝。”
　　　
    然而更为令人揪心的，是在玉兰当干部以来，曾经在政治生活中“四上四下”。这对玉兰的父母，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刺激呀！特别是80年代的这一次，我亲眼看到，玉兰父母常常流露出的那种担忧、揪心、愤懑而又不屈的复杂心情。
　　　
    1980年11月，玉兰被免去河北省委书记等所有的领导职务，下放正定县委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玉兰都劝父亲留在石家庄，可他坚决要回村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俺不愿留在城里吃闲饭。”这时，东留善固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玉兰的父亲和母亲，分到了几亩地，就由他一人耕种。他亲手栽的200多棵棉花苗，已经长到几寸高了，竟然在一夜之间，全被人拔光。他喜欢种西瓜，栽了130多棵，经过精心培育，结出了一个个又大又圆的西瓜。突然，在一天中午，也全部被人偷去。他一气之下，把剩下的小瓜和瓜秧，统统拔掉了。至于种种的冷言冷语、讽刺挖苦、造谣诬蔑，他都得往自己的肚里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留在农村劳动。
　　　
    期间，他曾几次来到石家庄，向玉兰、玉霞和我，诉说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那天傍晚，我在会客室里写稿子，只见父亲又在向玉兰、玉霞谈起他在农村的遭遇。在他那低低的话语声中，不时发出叹息声、哭泣声和怒骂声。当我走进去时，只见他们三人都泪流满面。我有点气愤地说：“爸爸，是不是有人又欺负你了？”父亲看到我们又为他的处境和生活担心时，他用粗糙的手背擦了擦眼泪，强打着精神，又极力劝我们放宽心：“没事儿，这点难算个啥？俺能顶住。”
　　　
    凡是见过玉兰母亲的人，无不对这位老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身体瘦弱，腰弯背驼，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玉兰对老人是那样的孝敬，在生活上百般关心和体贴。为了照顾好母亲，玉兰总是把鸡蛋让给母亲吃，自己却舍不得吃。她一次又一次地及时把母亲送进医院治疗，让母亲得以长寿。有一回，她听说母亲病重，连夜奔波数百里，从石家庄赶到临西家中，找来医生进行抢救，使母亲转危为安。
　　　
    80年代初，母亲由于体弱多病，差不多每年都要住医院进行治疗，有时一年要住好几次。1983年4月，母亲由于肠炎复发，拉肚子不断，病情又严重起来。当时，从保定回到石家庄参加人代会的玉兰，决定再次送母亲住院。4月29日上午，我两手抱着老人，玉兰拿着零用东西，一块儿坐公共汽车，前往河北省人民医院。中间，要转一次车。我抱着老人，坐车、等车，先后有一个多小时。本来，母亲很瘦，体重挺轻，可这时她穿着棉衣，抱起来很不顺手。她看我抱着她，一个劲地喘气，挺费劲的样子，轻轻地说：“把俺放下吧！俺能走。”我说：“没事，我能抱得动。”她闭了一会眼睛，然后就睁开眼，看着我，问：“小妮儿谁带呢？她这两天，也不得劲，晚上还老蹬被子，别感冒了。”我安慰她：“由我妹妹帮着带几天，你就放心吧！”
　　　
    我们来到省医院，在这个医院上班的玉兰妹妹玉霞，已经安排好了母亲住院的病床，便立即将母亲送进了病房。这次，母亲由于肠炎同时并发肺心病，病情很快恶化，第二天心脏就出现衰竭。医院的医生、护士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由于母亲长期百病缠身，身体极度衰弱，再加上这次数病并发，不幸于1983年5月3日上午就病逝了，享年69岁。
　　　
    这对母亲怀有深厚感情的玉兰，常常向我和女儿忆及老人的情况，表达自己不尽的思念之情。那一次，在母亲的周年祭日，玉兰在她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摆上了一盘饺子，这样对我和两个女儿，谈起母亲对自己和孩子的关怀：“三年困难时期，娘为了重点保俺，常常蒸一碗瓜片，或馏一个窝窝，或烙一把花生仁，或煮一个鸡蛋，放在炕头上，等俺晚上开完会，回家来吃。可是，娘自己呢，却是啥也舍不得吃。1970年，娘有病，请邢台的医生看，医生诊断是慢性肠炎，还有营养不良，让每天保证吃两个鸡蛋，再吃点药，就会慢慢好的。娘这么吃了一个月，身体大有好转。后来，娘的身体又不太好。复查时，医生问她，吃鸡蛋了没有？她说，吃了几个，就不吃了。医生说，主要是营养不良，还得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到这时候，娘还是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特别是俺到省上，娘又帮着照看小妮儿，连油条、鸡蛋都舍不得吃。”
　　　
    玉兰在说到母亲这一辈子的命运时，这样说：“想想俺娘过去的那种苦日子，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为了支持俺的工作，费心操劳，走过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真没想到，到了1980年，又从天上掉下一块大黑石头，砸到了俺身上，栽在了俺头上，硬说俺有‘八大问题’。这顶沉重的帽子，压得俺喘不过气来。整整3年时间啊！为这，俺娘担惊受怕，连气加病，最后这次住院，只见她使劲地坐起来，从褥子底下找出平时省下的零用钱，要留给俺们，这都是因为钱太紧呀！娘的丧事，只用了200块砖，埋在了俺们村北树林的公墓里。娘这一辈子，只灌了一肚子苦水，啥福也没享。当时，俺只会笑，不会哭，像傻子一样。娘呀，你养育了俺几十年，俺报答了你啥呢？俺真对不住你啊！”有谁懂得这份深情，不会心碎呢？
　　　
    1984年9月，我们忽然接到一位亲戚从临西县打来的电话，说是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了。当时，玉兰正在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学习。我和玉霞听了，十分震惊，连忙让玉霞回去，把老人接到了石家庄。原来，父亲早就患病在身，肚里都有了腹水，却一直没有告诉我和玉霞，也没有告诉在保定上大学的玉兰，生怕牵挂我们的心，生怕耽误玉兰的学习。
　　　
    玉兰一听说父亲患病的消息，就急急忙忙从保定回石家庄。从河北省人民医院到省二院、省四院，从石家庄又到位于正定的部队医院，反复给他检查和诊治。玉兰对父亲很孝顺，不仅为他跑医院、找医生，还为他喂饭、洗脚。父亲想吃啥，玉兰就给他买啥，尽心尽力地伺候他老人家。但不幸的是，父亲患的是肝癌晚期的绝症。只见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玉兰焦急得日夜难眠。她一再对我念叨：“俺知道，爹是为俺操劳病的，爹是为俺担心病的。眼下，爹得这病，俺却治不了，俺对不起爹呀！”
　　　
    父亲在垂危之际，握着玉兰和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仿佛还有千言万语要讲述，还有千情万结要倾诉。但是，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说话了。只有一双大眼睛，还流露着慈祥的目光。此时，玉兰在上年失去母亲之后，仅仅相隔一年半的时间，又要失去父亲，悲痛的心情无法抑制，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那样流下来，仿佛把心都淹了。
　　　
    1984年10月8日，父亲终因病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61岁。据玉兰说，他一生没得过大病，也从来没有住过医院，甚至连针都没有打过一次。然而，这次他从住院到去世，竟不到20天时间。
　　　
    后来，玉兰和我一道回东留善固。临离开村时，她对我说：“俺爹跟俺，从来不说客气话。但看得出来，他欢迎俺回来，不愿叫俺走。不论什么时候，他都要送俺上车，目送俺的车看不见了，才回去。俺觉得，俺爹还活着，还在目送俺外出。”
　　　
    玉兰由于工作繁忙，不能像普通家庭妇女那样带孩子，两个女儿生下来后，竟没有吃过她一口奶。但是，她仍力所能及的给予照料、体贴和关怀，尽到了一个慈母的心。我们的家住在一楼，每到夏天，房里免不了有蚊子，她常常深更半夜不厌其烦地爬起来为孩子打蚊子。有一回，她带两个女儿外出，居住的房间里只有一顶蚊帐，她就让两个女儿睡在蚊帐里，自己睡在外面。她平常抽不出时间来专门为女儿买吃买穿，就利用出差和上班回家的机会，顺路捎带着买点。她没空给女儿做饭，有段时间听说女儿想吃米饭，她就天天在上班时带上饭盒和大米，到机关食堂蒸好米饭，中午再特地送回家来。到了节假日，才能给孩子包顿饺子吃，改善一下生活。我至今还记得，有次玉兰在剁肉馅时，不小心让菜刀在手指上切了个口子，鲜血滴在地上，拉了有好几米远。我赶忙给她包扎，劝道：“玉兰，你很少切菜，使不惯刀，就别剁肉馅了。”可她说：“孩子平时吃不好，长得挺瘦，过节让她们补补，俺流点血，没啥。”
　　　
    他还十分注意培养女儿有个好品德、好作风，这是玉兰教育孩子的一个特点。由于经常出门，玉兰同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她就找机会带她们出门，这样既增加了母女之间的接触机会，又使她们增长了见识。玉兰曾带着女儿到过北京的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给她们讲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使她们从小就热爱社会主义；曾带着女儿去长城，上山海关，下白洋淀，给她们讲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物产，培养她们爱国主义的思想；还曾带着女儿到山东聊城拜访过身残志不残的我国当代优秀青年张海迪，鼓励她们向张海迪姐姐那样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每逢节假日，她在家里不论是做饭，打扫卫生，还是在菜园里拔草、浇水，总是叫孩子一块儿参加。有一回，我劝阻道：“孩子这么小，别叫她们了。”她说：“人都是从小看大。树立热爱劳动的习惯，从小就要培养”她看到女儿有啥缺点，总是及时指出，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女儿小时候不懂珍惜粮食，玉兰就给她们讲1943年大灾荒的情景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教育她们永远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常听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然而对于我和玉兰来说，它却是爱情的起点。从1974年我们结婚到玉兰1993年3月31日逝世，在长达20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们一直相敬相爱，如胶似漆。我喜欢她的一切。特别是她的思想敏捷、工作泼辣、敢说敢当，令我敬佩。每当她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比如她探索的某项工作经验得到了推广，或者她在某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或者她的某个观点后来被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所印证，我总是由衷地向她表示祝贺：“这回你又对了！”玉兰则常常称赞我为人坦诚、甘于谦让、埋头苦干。每当有人邀请我去采访，她总是很愉快地转告我；每当看到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她总是将这份报纸拿回家来，兴奋地对我说：“嚯，又上了一篇！”每当家里需要弄文舞墨的时候，像给亲朋友好友复信、帮助孩子修改作文，玉兰总是说：“大记者，这回看你的啦！”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敬慕和信任开始的。
　　　
    当时，玉兰担任的领导职务比较多，联系人很广，每到节假日，我们家的会客室里总是坐满了人。开始，她跟人谈话，我在旁边听。有一次，玉兰对我说：“江山，你出去一会儿，我跟这位同志谈点事情。”我听了很不自在。可想想，的确不该听。后来，每当玉兰同别人谈话，如果她不提出来让我参加，我总是主动离开。
　　　
    这些年来，担负领导工作的她，要经常出门，当记者的我，也常外出采访，我们每年在一起相聚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当我们需要暂时分离时，她总是恋恋不舍地不愿让我出差，可又无可奈何。她几次在北京开会和参加长时间学习，都给我打电话或写信，让我去，但了解到我有事不能前往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久别重逢之际，她是那样温情脉脉，仿如新婚燕尔，同时又深深地叹息：“我们这对正常人却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这样，玉兰对我的爱，就更深更浓。
　　　
    爱，是在饱含酸、甜、苦辣的人生道路上，同承一方风雨。自从省委找了几间平房，安了家。从此，也就有了家务事。玉兰工作忙，很少有在家呆的时候，可她一有空，总是抢着干家务事。她爱干净、拆被褥、擦窗台，是她最爱干的活。此外，她还十分乐意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浇水种菜。这样，洗衣做饭、买米买面、换煤气罐等家务事，就落在我的身上。多年来玉兰一直主“外”，我主“内”，久而久之，玉兰送了我一个“男内助”的雅号。她几次对河北省农业厅的同志说：“俺在家里，全靠江山的理解和支持，使俺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江山是俺的精神支柱。”
　　　
    其实，别看玉兰在外面工作时总是表现出许多女干部常有的那种泼辣、豁达和敢说敢当的性格，可在家里却时常流露出女人、母亲和妻子所特有的温柔、关爱、恻隐和体贴。像对我，玉兰一直像大姐姐那样体贴和关心我。在四季换装之际，她几次找来缝纫师，为我做棉袄、棉裤和短袖褂子。在我出差的时候，她把刚刚煮熟的鸡蛋，塞进我的提包，嘱咐我：“出门要多注意饮食卫生，少在大街上买吃的。”我有午睡的习惯，每当家里来客人，她总是对我说：“你睡吧，俺去看看”。在我采写稿件的过程中，她还主动帮我出点子、定题目、改稿子，甚至提供有关材料。像我采写的反映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斯诺事迹的长篇通讯《斯诺一家同中国》和电影文学剧本《无冕之王》，记叙胡耀邦同志事迹的《总书记三上太行山》，描写河北农业大学师生深入太行山区传播技术的人物通讯《他们的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和《科技上太行》一书等，都留下了她的帮助。又有多少次，我挑灯写稿，她陪伴身边，给我做荷包鸡蛋吃。我几次出版专著，她配画设计封面，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这是一回终生难忘的救命之情。1984年11月初，我到河北农大采访师生们送科技上太行山的事迹，同时去看望正在那里上学的玉兰。第二天，就开始头疼发烧。我以为是感冒，就到校卫生所看了一下。过去，我也曾多次得过重感冒，都是边工作边吃药，连抗带磨顶了过来。所以，这次我还采取老办法，一边治病，一边采访。接连几天高烧不退，又加大药量。谁知，一星期后，吃药打针不仅无济于事，而且病情更加严重。细心的玉兰感到，这次感冒不同往常，会不会是其他毛病？当机立断劝我停止采访，并陪我从保定回石家庄治病。到河北省人民医院一检查，我被确诊为斑疹伤寒，随之住院治疗。当玉兰听说伤寒病有生命危险时，十分焦急，几次找医生询问病情，研究治疗方案。经过抢救，在医院连续四天四夜昏迷不醒的我，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玉兰在河北农大学习期间，常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工作和学习，要我注意身体。她还特地为我纳了一双鞋垫子，密密麻麻的足有千线针。她温情脉脉地对我说：“俺这辈子，第一次纳鞋垫。针针线线，都是俺的心啊！”
　　　
    我和玉兰的事业心都比较强，时间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见了面也都是议论国家大事，交流学习体会，很少讨论家务事。玉兰比我大6岁，可社会知识不知要比我多多少倍，是我增长社会经验的好老师。她告诉我，同人交往不能好坏不分，要同好人交朋友。她外出串门看望友人，常常叫上我，说：“俺去看望的人是有考虑的，从来不看刚刚升官发财的，都是看年纪大了的，生了病的，有了困难的，犯了错误的，他们这时候最需要人的温暖。”每当社会上出现政治风波，她总是及时地提醒我：“不要光看上头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要听听广大群众怎么讲。千万不能当墙头草来回摆，更不能当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要有自己的主心骨。”
　　　
    玉兰性格直、脾气急，有时也发火。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主动让她一步，跟她开玩笑说：“你是我们家的‘一把手’，‘最高领导’，你说咋办就咋办！”等她消了气，我又说：“人家都说大媳妇让着小女婿，咱们家却是小女婿让着大媳妇!”一句话把她逗乐了。
　　　
    大约是在1986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打扫卫生，卖掉了长期放在床底下的一个纸箱内的旧鞋子。玉兰开会回来，我兴冲冲地向她“请功”，不料她立即瞪了我一眼：“看你干的好事，谁叫你动俺的鞋？”我真有点莫明其妙，争辩了两句：“现在都穿皮鞋了，老是留着那些旧布鞋，有什么用？”她听了，不禁肝火更旺：“俺就要留！俺就要穿！用得着你管？”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只要一说到鞋子，玉兰就要提起这件事，心疼地说：“俺那一箱子布鞋，保存了多少年，没想到叫你给卖了！”我看玉兰为这双又布鞋这么执拗，不便跟她争吵，就忍了下来。玉兰逝世后，我去临西县来访她的事迹后才弄清楚，原来她当年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鞋子穿得费，就去县妇联拣同志们穿旧的布鞋穿，这箱旧布鞋，正是她保存多年的“老古董”啊！
　　　
    我深感到，我和玉兰的爱情之所以长久不衰，正在于我们能相互帮助，尊重对方的性格特点，容忍对方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