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毛主席与吕玉兰亲切握手（中红网供照）

1959年，吕玉兰全家合影。前排自左至右为：母亲、奶奶和父亲。后排自左至可为：吕玉兰和妹妹吕玉霞。（中红网红色图库）

1963年，吕玉兰和大队铁姑娘队队员们一道爬树打榆树籽儿，为培育树苗做准备。（中红网红色图库）

1965年，吕玉兰在水利工地上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红网红色图库）

1964年，吕玉兰看望村里的五保户。（中红网红色图库）

1966年的吕玉兰（中红网红色图库）

1966年吕玉兰（右二）在山西大寨，右三为陈永贵。（中红网红色图库）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吕玉兰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仍然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中红网红色图库）

1975年，刘子厚（左一）、吕玉兰陪同陈永贵（右一）到河北衡水等农村检查工作。（中红网红色图库）

1985年，担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吕玉兰，经常到田间地头指导生产（中红网红色图库）

    那是20年前的清明节前夕——1993年3月31日，我的爱妻吕玉兰，不幸因病逝世。当年4月9日，河北省委举行了向玉兰遗体告别仪式。至今我还记得永别之际，那些熟悉玉兰的送行者们说：“在党的培养下，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新中国最著名的女劳模和最年轻的女省委书记。她不仅是当代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榜样，也是广大妇女参政议政的杰出代表”；“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今天这么多人自发地向玉兰告别，说明玉兰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活得长短，而在于奉献的大小，玉兰精神不死”……我深深感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玉兰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她的生命的烛光，放射出了最明亮的光华！

    如今，当我回忆起与玉兰共同生活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相识
　　　
    1955年,高小毕业的吕玉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东留善固村（1964年被划为河北省邢台地区临西县），参加农业生产。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她先后当选和荣获合作社社长、副乡长、省劳模、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等领导职务与光荣称号。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是人生中的重要事情，特别是对农村姑娘来说，更是选择幸福、决定命运的终身大事。在临西县农村，许多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有人给说婆家，十七八岁便结婚。玉兰又比一般的农村姑娘具有“优势”：模样俊、身板好、文化高，用农村的话来说，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百里挑一”的“好主儿”。于是，她很快成了媒人的“目标”，小伙子的偶像，提亲的、说媒的、“毛遂自荐”的，简直踏破了门槛。

    然而，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玉兰是怎么想的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66年6月出版的《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一书中，她曾这样坦诚表露自己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的思想：“一个人二三十岁的时候，正是黄金时代，在这时候，集中精力把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一学，为党多做些工作，为贫下中农多做些工作，把青春献给革命，比过早地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要大得多。1956年植树造林时候的几个女伙伴早结婚了，早成家了，如今拉着大的，携着小的。她们一见我就说：‘玉兰，我们要是也像你这几年把力量都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啊！’看到她们今天的情况，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我下定决心，坚决晚婚，改变早婚旧习惯，为阶级姐妹闯出一条路子来。”

    就这样，玉兰在十几年里终日忙于工作。一直到1974年，已经改变了家乡的面貌，自个儿却成了三十多岁的大姑娘，周总理、邓大姐等领导多次催促考虑婚姻大事，玉兰关闭了多年的爱情之花，才终于开放。

    这年春天，新华社河北分社女摄影记者张彬来到临西采访玉兰。她白天采访，和玉兰同吃一锅饭；晚上谈心，和玉兰同睡一张床。不几天，她俩便亲如姐妹，无话不谈。当张彬得知玉兰还没有对象时，便产生了当“红娘”的念头。
　　　
    “玉兰，总理几次催你找对象，你还找不到？真要当一辈子的晚婚典型啊！”张彬笑着说。
　　　
    “俺虽然年龄大了，也不能慌慌张张，乱抓一个啊！还是沉住气好，找就找个如意的。”玉兰道。
　　　
    “你要什么条件？”张彬试探着问。
　　　
    “啥条件也不讲，只要人好。面可以宽一点，工、农、商、学、兵，只要合适就行。”玉兰答。
　　　
    “我跟新闻单位比较熟，给你介绍个记者行不行？”张彬问。
　　　
    玉兰沉思一下：“倒也可以考虑。俺文化低，记者文化高，又见识多广，两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张彬听了，满怀信心地说：“就这么定了！我回去跟老米说说。”
　　　
    老米，就是当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社长米荣运。他和爱人陈秀珍，曾多次采访过玉兰，可说是玉兰的老熟人，对她的婚事也一直很关心，当他们从张彬口中，得知玉兰同意找个记者做终身伴侣时，也热情地当起了“红娘”。
　　　
    当时，与我同在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治外事组当记者、后来担任国内部主任的高级记者李尚志，这段时间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军区蹲点，经常同米荣运等人接触。他们在一起谈起了为玉兰在新闻界找对象的事，李尚志就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觉得我的条件可以考虑，就决定给我和玉兰牵线搭桥。
　　　
    写到这儿，我该作个自我介绍了，我原名江勤泉。1946年3月12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森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江汉生，共产党员，先后当过农民、工人、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车间主任；母亲荆来娣，家庭妇女，曾是人家的童养媳。在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孩子多，家境一直比较困难。我是老大，从小就承担许多家务和农活：洗衣、做饭、喂猪、放牛……成立合作社后，我家由于劳力少，就为社里喂了一头水牛。于是，割草、放牛、垫圈，成了我这个年仅八九岁的孩子每天要做的事。所以，我可以说是放牛娃出身。
　　　
    1958年，我随外出当工人的父亲，来到芜湖市读小学六年级，后来又在这里上了初中和高中。1965年，新华社派人到安徽省重点中学——芜湖第一中学调一名机要员。即将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荣幸地被选中。这样，没有让我参加高考，就调我到北京新华社机要处工作。1968年我被调到国内部工作，不久到政治外事组当记者，1969年入党。我先后参加了美国作家兼记者斯诺逝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英国首相希思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的采访。那几年，我深感自己不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业务能力，都远远不能适应新华社对一个政治外事记者的要求，所以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没有解决婚姻问题。
　　　
    李尚志、米荣运将我的情况向玉兰作了介绍，她表态说：“江山条件不错，先互相了解了解吧！”
　　　
    当时，我曾征求过一位新华社老领导、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多数也表示赞成。新华社社长穆青鼓励我说：“吕玉兰同志是中国有名的女劳动模范，是我们的女中豪杰，思想品德非常好，实际工作经验也十分丰富。你同她结合，可以向她学到很多东西。”
　　　
    “千里姻缘一线牵”，“一见钟情”，这些过去在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常见的名言，我总以为它们不过是文人杜撰出来的戏言，想不到竟在自己的身上得到了应验。
　　　
    那是1974年6月10日傍晚，我作为跟随来自非洲最西端的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访华的记者，自山西大寨前往沈阳路过石家庄，从这里由汽车转乘飞机，同玉兰邂逅在飞机场上。
　　　
    现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青年报》驻河北记者站站长的台恩普，在1969年采写的通讯《她，还是吕玉兰》中，以“飞机上的姻缘”作为小标题，这样记叙了当时的情景：“飞机徐徐降落机场。接待完李先念副总理和外宾之后，新华社的老米笑吟吟地指着一位高个儿青年，向吕玉兰介绍：“这是新华社记者江山同志’俩人握手，相互礼节性问好。‘他用左手跟俺握的。’吕玉兰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点可笑。‘那时，江山看着可老实了，头低着，长头发盖住半拉脸。机场风大，谁也没看清楚谁。’”
　　　
    正如台恩普所说，我和玉兰这次在飞机场上的见面，是我们在婚姻上的转折点，我看着玉兰穿着朴素、待人平易、说话和蔼，一点领导架子也没有，原以为我们俩人地位悬殊过不到一块的疑虑，立即打消了。而且，看到玉兰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脸色红润，虽说比我大几岁，但并不显得比我大，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好感。玉兰后来谈起那次见面，笑着对我说：“飞机场上第一次见你，个子高高的，身板直直的，人也挺老实，像那么回事，还真有点一见钟情。”
　　　
    相爱
　　　
    时隔半月后——1974年6月22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北京来到石家庄，算是同玉兰正式见面。动身前，我特地看了有关她的报道。这次，我们还一起到了邢台、临西、东留善固，见到了玉兰的父母亲，总共5天时间。
　　　
    虽然这次相会的时间很短，玉兰又天天开会，我们只能在晚上交谈一下，可我们俩十分融洽。特别是在生活上，玉兰像大姐姐一样对我百般照顾。她特地向一位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服务员，借了间房子给我住。她有时带我去食堂吃饭，而更多的是把饭从食堂打回来给我吃。晚上，我们两几乎天天谈到深夜，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见如故。
　　　
    当时有人怀疑：“玉兰是中国有名的女省委书记，江山是新华社的一名普通记者；玉兰是农业劳动模范，江山是耍笔杆子的书呆子，玉兰年龄大，江山年龄小，他们差距那么大，能结合到一块儿吗？”
　　　
    其实，这些问题，在思想上比较成熟的玉兰，也考虑到了。
　　　
    对于政治地位上的悬殊，我坦率地说：“我挺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记者，职务上永远比不上你这个省委书记。”
　　　
    玉兰更实在：“别看俺现在地位挺高，可当省领导经验不足，可能还要下去工作，说不定哪天回村当农民呢！请你认真考虑。”
　　　
    关于年龄上的差别，玉兰说：“俺比你大几岁，嫌不嫌？”
　　　
    我说：“女的比男的大几岁，更会体贴人。”
　　　
    至于工作性质的不同，我说：“我尽管是负责政治外事采访的记者，发了不少全国通稿，但毕竟年纪轻，阅历浅，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你多年在基层，可要当我的老师。”
　　　
    玉兰说：“俺没念几年书，才小学毕业，文化低，笔头子不行，要好好向你学习文化。”
　　　
    玉兰愿找个有文化的人，我愿找个有社会经验的人。于是，希望互补，成为我和玉兰结合的基础。
　　　
    大概，我和玉兰的婚姻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玉兰在婚后曾把她戏称“李双双式的婚姻”。因为，从见面到结婚，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期间我们总共只见了3次面，写了23封书信。
　　　
    当时，我们彼此都很倾心对方，可是都很忙，又分居两地，真没机会花前月下，只能主要靠通信来交流感情。结婚后，我把我们婚前写的23封书信，装订成册。如今，当我手捧这些“情书”，不禁又勾起了对那段“热恋”的深情回忆。
　　　
    起先的几封信，我们主要是谈工作，谈思想，而且完全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那种罗曼蒂克。有位看过我和玉兰“两地书”的友人说：“要不是你提示，我还以为是同志之间的工作通信呢！”工作繁忙的玉兰，写信都是利用午休或睡觉前的时间。当玉兰接到我的第一封信时，正值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给我复信已是凌晨一点了。
　　　
    当时，我考虑到玉兰的文化程度不高，尽量把信写的通俗些，详细些。可她在对一封信看过几遍之后，仍怕“理解”不透，又特意把信拿给当时河北省委的“大秀才”、省委宣传部长、常委，后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看，“共同研究”如何复信。她在信上还告诉我：“我先后向邓颖超大姐、陈永贵同志、倪志福同志汇报了我们相识的情况，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不久，就先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支持我们的结合。”玉兰把这些老领导、老朋友怎么回的信，怎么说的话，都一一写在信上。
　　　
    后来，玉兰的信越写越多，越写越长，内容也越来深入，可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长的“文学作品”了。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信中多次流露出对我的爱慕之意：“江山，你年轻有为，你是我们党的新闻记者，中央的精神，新华社知道得多，你进步得快，你看过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开阔了眼界，我给别人谈起你来，都很羡慕你。”她对我们俩的结合，表示出满意的态度：“听到的是赞扬，说我们有共同语言，能互相帮助。”“关于我们的事，领导与同志们都很支持，感到我找到你这样的人，比较满意。他们一直催我们把它早些决定下来，我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候好？”“白天的事，晚上爱做梦，有时候在睡梦里还见到你呢!”
　　　
    她这种真诚的信任，还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出来，就是在信中经常揭自己的“丑”，多次提到自己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方面存在的不足，甚至包括自己身体哪些不适也毫不掩饰。她在劝我要注意身体时谈到了自己的教训：“我过去从不注意休息、吃饭，斗争激烈复杂，精神受到很大刺激，现在身体虽然没有大毛病，但一紧张了，生活一不规律了，小毛病不断，头疼啦，腿肿啊，肚胀呀，总是不太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植物神经紊乱，走起路来抬不起脚。望你注意。今天写的乱七八糟，把你当作自己的弟弟才这样说的。”
　　　
    玉兰的头脑又是冷静的。就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热恋”期间，她还想着工作第一、婚姻第二，一再推迟婚期，并且考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节俭。她先是把婚期从8月份推迟到9月份，后来又从9月份推迟到10月份。她在谈到为结婚做准备时，这样写道：“我什么也没准备，也没打算准备什么，因为这个事影响很大。我和你的工作不大一样，你经常接待外宾，穿的用的整齐一些好。我想我不能脱离群众，如果打扮得太年轻了，省上的工、青、妇、知青办、农办来找我，特别是地区、县里，大部分都是些老同志，我又当小孩又当大人。你不要给我买衣服。”她在谈到婚礼怎么举行时，写道：“刘子厚同志（注：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回来后，又在常委会上讲了我们的结婚的事。经过再三说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个好头。”
　　　
    爱情，就像滴滴春雨，不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在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仿佛有许多话要说……我真没想到，仅仅几天的接触，一个人竟能占据了自己的整个心窝。这种感情，来源于我对您十几年来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的敬佩，来源于我对您那革命思想和纯洁感情的崇拜。”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间敬慕和信任开始的。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说：“爱情的魅力，来源于彼此的膜拜和尊重。”
　　　
    在我和玉兰谈“恋爱”的期间，既有快乐的时光，也有不顺心的片刻。如那天有位同志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来了解我的情况。这本是组织部门出于对玉兰的负责，而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可我听了，心里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太不信任我了”。特别是当我听到有个别人说我是“高攀”、“想当官”时，我反复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和主兰谈恋爱？目的和动机何在？
　　　
    事实上，我对于同玉兰的结合，可以说没有一点奢求和私利。就拿当官来说，我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利用玉兰的影响和威信，去谋过自己的官位，更没有劝说玉兰为我当官搞什么活动，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相反，曾有几次当官的机会，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同时特别热爱记者这个职业，舍不得改行。而且，我在当不当官的这个问题上，曾几次征求主兰的意见，她也不同意我当官，认为我干记者比较合适。所以，一直到退休，我始终从事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工作。
　　　
    说真的，那时我还曾设身处地替玉兰着想了一番。那时已34岁的玉兰，想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又有文化的男朋友。如果要求这个男朋友同玉兰一样，是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她只能找一个地位比自己低、甚至年龄也要小一点的男朋友。这样，所有同她谈恋爱的男朋友，都可以被称为“高攀”、“往上爬”。玉兰是个女人，是个身体健康、生理正常的女人，而且是个非常想生儿育女、当贤妻良母的女人。只是由于一心为了事业和工作，一再推迟解决婚姻问题，才形成了婚姻“老大难”的局面。她应当拥有找对象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不论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条件。如今，既然玉兰已经选择了我，出于敬重，出于爱情，也出于同情，我应当成全她。
　　　
    当时，我在写给玉兰的信中，是这样向她表白自己的“动机”的：“我没有别的企求和目的，只是想着我们能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能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交流思想，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许，这些话语在有些人看来，是那么幼稚可笑，但却是我当时真实思想的流露。
　　　
    我在信中谈到某些人的议论时，这样写道：“您在信上谈到别人讽刺的事，您是不是也听到您周围人对您的一些议论了？我们这里个别人的议论主要就是说我‘眼睛高’，‘向上看’，说我是‘小女婿’，‘女尊男卑’，等等。其实，我在到石家庄去之前，就考虑到和准备着会有一些议论。我觉得，在感情问题上，自己处理的还比较冷静，没有因此影响工作和思想情绪，也更没有从此失去前进的劲头，留恋于建立小家庭或听个别人议论就表现出急躁和自馁……”
　　　
    我们经过恩恩爱爱、曲曲折折，终于踏上了前去同玉兰结婚的里程。
　　　
    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1974年10月3日上午，我乘坐301次火车，8点20分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4个多小进的旅程，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总之，甜蜜和幸福，伴随着焦虑甚至某种慌恐。当我在火车站上，看到玉兰和米荣运来接时，眼里顿时噙满了泪水。
　　　
    下午，河北省委组织部和当地民政部门的有关同志，来到玉兰办公室，为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时我28岁，属大龄青年；玉兰34岁，更是老姑娘了。
　　　
    当晚7点，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会议室——其实就是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我在当天的日记本上，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今天晚上，我同玉兰结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刘子厚，米荣运、玉兰和我，分别说了几句话。我说在座的许多老领导，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今后接触的机会多了，我要多向你们学习，同时也盼望你们多给予指教。同时，玉兰不仅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很好地向玉兰学习。”我记得，当我说到“要向玉兰同志学习”时，在座的同志们都开心地笑了。
　　　
    婚礼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我们俩都没有为结婚购置任何东西，洞房就是她的办公室，是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一层西头带有一个小套间的房子。过满半个月婚假，我就回北京上班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迟到的婚姻尤为甜蜜和珍贵。
　　　
    临离开石家庄回京的前夕，玉兰向我嘱咐了一件事。她说，“总理和大姐一直很关心俺的婚事，上个月俺给大姐写了封信，向他们汇报和征求了咱们结婚的事。但是，大姐还不认识你，你在北京有机会时，向大姐报个到。”后来，我按玉兰的意见做了。
　　　
    那是1975年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我从大会堂北门的第二道门口往外走时，看见了邓颖超大姐正站在那里同人说话。我上不上去给大姐“报个到”呢？正在我犹豫之际，大姐忽然向我走来，看了看我，仿佛要同我说话的样子。她那慈祥的目光，顿时使我鼓起了勇气。我走上前去，向大姐说：“邓大姐，玉兰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大姐马上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噢，原来你就是玉兰的对象呀！你好呀！”
　　　
    我接着说：“大姐，我见过您好多次了，但总是不好意思跟您说话。”
　　　
    大姐亲切地说：“我们不是早就认识嘛！玉兰是个非常好的同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我要向她学习！”
    “你们两个互相学习！”
    “请代我们向总理问好！”
    “好！也请代总理和我向玉兰同志问好！”

    我们交谈时，邓大姐的两只手一直紧紧地、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担心别的记者有事找我，就跟大姐说：“大姐，再见吧！”大姐也说：“好，再见！”
　　　
    后来，我把见邓大姐的情况，向玉兰说了。她听了感动地说：“总理、大姐这样关心咱们，俺只有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学习。才能报答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