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军深情似海洋——企业家于海洋记事

    日本管理大师稻盛和夫在他的著作《心》里说：“如果我的人生一帆风顺，完全没有经历挫折和艰辛，我就不会去努力磨练自己的心灵，我恐怕会成为一个不懂得体谅和同情他人的人。

    不管眼前的状况多么严重，既不能抱怨，也不能屈服，而是要一以贯之的积极应对，这才是实现幸福人生的秘诀。”我想，这段话用来形容本文的主人公于海洋，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于海洋身上，不论作为企业家，还是经历挫折和磨难后的一介布衣，他的心里，一直装着对党和国家的热爱，装着为强国强军默默奉献的人民子弟兵，装着一群退役军人的冷暖，装着对拥军事业的长期坚守，装着一颗赤子般拥军爱国的红心。

    激越的海洋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唯一的、复杂的不可替代的独具特色的一面。但对于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个人来说，其所有的经历，都将是不可复制、不可预测、不可逆改的惟一的、独特的人生。

    而今天走入我们视野的这位企业家，他所经历和遭遇的，既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也是历史进程中一份独特的人生风景。

    于海洋，毕业于辽宁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为其校长冯玉忠所激赏；后接受天津大学、辽宁大学联合培养，获授天大技术经济学硕士学位；又师从辽宁知名书法家李仲元习书法，还师从辽宁朱檏存学中国画，皆有造诣。

    写文章，写字，画画，于海洋用艺术抚慰自己的灵魂，文人也许才是他内心柔软一面真正的本色。

    但他又绝不只是书斋里的文人，在商海里，他是一位弄潮儿，虽面临一次次困境，终将企业起死为生，挽狂澜如平常，成就一次次商业的辉煌。

    他于2006年在中外合资企业里着手恢复党组织、成立工会；他为职工造福深受职工爱戴，被职工亲切地称为恩人；他心系拥军事业，心里时刻装着组织交给的国防任务，并身体力行，成为一名拥军的爱心传递者；他屡次化解困难企业经营难题，为政府排忧解难，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于海洋的创业之路上，有员工鲜花掌声的荣耀，也有跌落泥潭的绝望。回顾于海洋大半生的跌宕沉浮，他奉献了很多，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

    2006年11月，于海洋受港商大股东之托，出任辽阳顺锋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并于2007年3月兼任董事长。

    受此委托的原因，是他曾成功地把一个濒临倒闭国企转制改组后经营的风生水起，既解决了政府的难题，又化解了外商的怨气，又安置了职工就业。

    这个企业，就是沈阳富通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正是在他接手后，解决了长期拖欠沈阳纺织厂职工安置费等历史遗留问题。

    辽阳顺锋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锋钢铁）的前身是国有矿山企业，据法制日报记者郄建荣一篇题为《顺锋钢铁13年引资：企业频频易主 诉讼战火不断》的报道中所载，1993年，辽阳兰花岭铅矿由于矿产资源枯竭面临关闭，为了安置原国有矿山的800多名职工，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香港怡金公司，将原国有矿山改制为中外合资企业，保留百分之20的国有股权。然而不到两年，外资投资方就因经营不善，企业生产面临停滞状态。

    1996年，政府再次招商引资，香港顺勤公司出资1000万元从香港怡金公司手中购买了顺锋钢铁百分之80的股权，其余百分之20仍为国有，香港顺勤控制人黄锦新出任公司董事长。

    由于难以改变顺锋钢铁的窘境，黄锦新到香港再次融资，后与其同乡杨永强兄妹就顺锋钢铁的归属产生纠纷，从2004年开始，顺锋钢铁就陷入了黄杨之争的诉讼漩涡，生产经营几近瘫痪。

    在此期间，顺锋钢铁已经建了一半的高炉成了废品，厂房与办公场所沦为废墟。矿山停产，采场凋敝，时有不法分子偷采乱挖，满目疮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矿场只能承包、抵押给私人经营，公司只收取很少承包费用，勉强维持生计。

    神仙打架，百姓遭殃，黄杨之争受害最深的还是企业职工。在黄杨为股权争执乃至诉讼期间，工人们全部放假回家。这些国企职工为了生存，只得四处打工维持生活。

    上至工会主席、中层干部，下至基层工人，奔波在收苞谷、摆地摊、装卸货物的零工现场，为了养活一家老小，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被逼无奈的工人多次到辽阳市政府、辽宁省政府上访，问题却始终未得到解决。

    2006年1月25日，受黄杨之争影响而行将就木的顺锋钢铁被政府主管部门叫停一切采矿活动，采矿许可证也面临被注销的可能。

    若再无补救措施，这家老牌国企将被按规定予以关闭，在国家“振兴东北”战略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黯然退场，留给地方政府一地鸡毛，留给与它相依为命的数百名国企职工一生阴影。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正是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于海洋被请到了顺峰钢铁。

    顺锋钢铁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大股东港商囿于产权之争不再出一分钱，当地政府作为小股东仅仅以场地作为出资，也没有能力再增资。而此时顺锋钢铁矿坑荒芜，厂房破损，机器生锈，毫无生产能力。

    2007年7月23日，辽宁省国土厅勒令顺锋采矿场限期整改，逾期不合格将按照规定予以关闭，并由原发证机关注销采矿许可证。要想救顺锋钢铁于水火，当务之急是注入大笔资金解决人员与设备问题，让矿场活起来。

    但问题在于，单凭这样一个千疮百孔即将被勒令停产整顿的矿山，根本无法融资。面对此等困境，于海洋万分焦急，再耽搁下去，顺锋钢铁就要在自己手上被关停。

    自接手顺锋钢铁以来，他接触了太多因企业生产停滞而陷入穷困的工人家庭，还有几十位退伍老兵一家五六口挤在没有卫生间、没有下水道的窝棚里……几百双愁闷却又饱含希望的眼睛注视着他，于海洋知道自己只有放手一搏。

    经过深思熟虑，于海洋做出了一个影响自己终生的决定，他以自己经营的沈阳富通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做担保，自筹资金一个多亿注资到顺锋钢铁，帮助企业走出泥潭困境。也正是这个决定，为他带来了后来长达近六年的不明之冤。

    有了这笔资金注入，拖欠工人好几年的工资发了，采矿设备、运输机械买了，机器响了，轮子转了，铁粉出来了。

    顺锋钢铁成功通过考核，政府主管部门同意恢复生产，一个面临倒闭的企业重新活了过来，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

    但于海洋知道，这只是开始，一个企业的成功不是只有设备与人工就能实现的，关键还在于要有先进而强大的组织力量带领集体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为了确保顺锋钢铁的稳步发展，于海洋先是把工人的基础工资提高到了当时辽阳地区最高的3000元。逐步提升职工劳保待遇，一点点点燃工人们的积极性。接着，他又购置棉花村小学教室，改造成顺锋钢铁办公大楼。

    他还以国有企业职工为骨干，大力招聘人才，健全了顺锋钢铁的领导机构，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会组织，出版了《顺锋报》。

    作为企业文化阵地和员工交流平台，《顺锋报》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

    在“我靠顺锋生存，顺锋靠我发展”的行动口号激励下，企业生产蒸蒸日上。经过2年多的苦心经营，铁矿刚刚艰难走出泥潭，恢复生产，扭亏为盈，不仅为地方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还安置了退役军人以及退役军人家属几十名。

    据顺锋的工人回忆，“于海洋来了3年，可以说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提高了我们工人的待遇。”“我们的待遇与国有企业职工没啥区别，下岗的工人，想回来干活的随时可以回来，不想回来的，补助金也翻了番。”

    2010年，顺锋钢铁实现盈利6000万。经过于海洋数年的苦心经营，顺锋钢铁从一个濒临倒闭的问题厂矿，一跃成为当地的知名企业、纳税大户，不仅还清了欠款，实现数千万的盈利，还为地方税收做出了贡献。

    同时，顺锋钢铁还大量吸纳所在地棉花村的村民进入矿场工作，优先招工、同工同酬，确保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有钱挣，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开创了企业与当地村民和谐共处，共同富裕的和谐局面。

    除了吸纳农民职工，还积极安置退伍军人，让他们一起积极参与到棉花堡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来。

    在企业刚刚走上正轨不久，为了彻底解决自1993年搁置至今的职工住房问题，于海洋又决定为职工建设职工住房，他亲自设计了4000余平的“顺锋家园”。

    在2010年3月30日出版的第七期《顺锋报》的顺锋语录栏目上，金黄色的矩形里框着这样一句话，“今天我们会很艰苦，明天我们会更加艰苦，后天我们将更加美好”。

    是的，这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职工的愿景，更是于海洋前行的动力。

    深情的海洋

    曾经缔造过红塔传奇的一代烟王褚时健晚年说过：“我的一生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我不谈什么后悔、无悔，也没有必要向谁去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人要对自己负责任，只要自己不想趴下，别人是无法让你趴下的。”

    褚时健的这段话既是于海洋的座右铭，也是他给自己内心的自我写照。

    从2009年7月9日被任命为东北国际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并负责拥军事务开始，于海洋就时刻告诫自己：虽然他不是一位军人，但他时刻要把自己作为一名军人从严要求自己。凡是组织要求的事情，他都全力以赴，从未影响过任何一个任务的执行。

    在他经营辽宁嘉星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沈阳富通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期间，为了化解群众上访矛盾，帮政府化解下岗职工安置难题，他多方筹措资金，冒着极大的经营风险，在别人都认为是无底洞的烂尾项目，他还是毅然接过了重任，通过艰辛的努力，不仅圆满完成了政府交给的安置任务，还解决了职工多年上访的就业和生活难题。

    特别是在经营中，他想法设法安置退伍老兵就业，为老兵争取更多待遇，逢年过节，看望军属和退伍老兵，看望驻地官兵，给他们送去真情慰问和生活用品。

    在经营顺锋钢铁期间，当他了解到职工住房困难的情况后，明知道企业刚刚起步，自身还很困难，他毅然决定筹建职工家属楼，他一家家走访，了解职工实际困难，想办法给予解决。

    特别是了解到还有十几位退伍老兵都是一家五六口一直住在十几平方的平房里的时候，于海洋自责的留下了眼泪。顺锋钢铁虽然是合资公司，但看到那些职工的现状时，他暗下决心，不论多么困难，不论有多大阻力，不论外资股东理解不理解，他都要给职工一个“家”，一个窗明几净，一个有独立卫生间，有下水道，冬天有暖气的家。

    说干就干，他亲自监督设计单位，亲自参与设计，找地方政府协商土地，在很短的时间便拿出了设计图、规划图，并挂在自己办公室，实时激励自己。

    而这图，一挂，就是二十多年……

    从2010年到2019年，于海洋进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因为被人陷害，他在牢狱里度过了自己人生本该最美好的企业家生涯。

    这期间，不仅顺锋钢铁股份、法人身份被莫名变更为他人，沈阳富通、辽宁嘉星诺公司也陷入破产的边缘。

    这些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也是于海洋能够释怀放下的。唯有那张已经不在墙上挂着、却一直挂在他心中的那张“顺锋家园”的图，成为了他最放不下的心病。

    2019年于海洋恢复自由后，那些老职工开始呼吁他重回顺锋钢铁，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奔走呼吁，多次向省、市政府递交请愿书。

    于海洋也心心念念，回不回顺锋钢铁不重要，他只想把那张挂在心上的图，在他手里、在他有生之年变成现实，让他亲眼看着那些职工欢欢喜喜住进新家。

    从九十年代中期就关注于海洋的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的资深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赵国杰谈起此事，不无感慨地说：于海洋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我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中，有一项获得天津市2002年社科二等奖的成果，即专著《企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就是我俩人合作的。这是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天津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

    这个名头不算什么，其特色在于当时这本著作不是研究“企业经营战略”，而是别出心裁地研究“企业发展战略”，经营显然隶属于发展。

    而且当时研究企业发展战略的只有复旦大学的芮明杰、天津大学的赵国杰两人，前者的专著获教育部二等奖，后者的专著获天津市（省级）二等奖。

    不仅这样，于海洋还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单列一章，专门研究“企业解困崛起新战略：广义Benchmarking ”，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多年后不少学者专家开始研究诸如“失败学”之类的东西。

    我也曾后悔过我和于海洋开掘了一个研究新领域却放弃了，现在则非常惋惜有理论研究，又能有亲身实践的企业家于海洋遭污而身陷泥淖，致使两家有他就重显生机待蓬勃发展的企业，因无他而沉沦坠落多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