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够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下拖不垮、打不烂，最终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红军队伍中干部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官兵能够同甘共苦，同仇敌忾。这一点在红二十五军中表现尤为突出，正由于此，在各支红军队伍中，红二十五军的干部伤亡情况也更为严重，具体表现为以下“三高”现象。

    其一，红二十五军伤亡干部的职位之高世所罕见。

    从红二十五军成立到长征结束的四年间，历任省委书记、军长、军政治委员的九人中就有八位先后或伤或亡，其中包括两位省委书记、两位军政委和四位军长。两位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徐宝珊，他们在主力部队转移时主动选择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由于长期转战积劳成疾，先后于1933年10月和1935年9月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的生命都是定格在33岁。军政委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任军长，是公认的红二十五军“军魂”，1935年8月，在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牺牲前他还代理着鄂豫陕省委书记。军政委王平章于1933年3月在皖西门坎山战斗中，亲率特务营进入前沿阵地，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2岁。红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旷继勋在1932年7月的霍邱保卫战中，身负重伤，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继任军长蔡申熙于1932年10月在黄安河口镇战斗中，在腹部中弹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作战，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6岁。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两位军长程子华和徐海东，1934年12月在庾家河战斗中，同时身负重伤。徐海东一生九次负伤，尤以庾家河负伤最为严重，子弹从左脸颊进入，从颈后穿出，昏迷四天四夜后终于醒来，真可谓九死一生。

    一支军队，其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短时间内伤亡如此之多，而这支军队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战越强，这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其二，红二十五军干部伤亡的比例之高非常突出。

    一般来说，在战争中，最先伤亡的和伤亡最多的总是一线的士兵。一场战斗，只要不是全部被打光了，那么这支军队或者这个作战单位的指挥员总是会存活下来的，这是常态。然而在红二十五军却没有这样的常态，红二十五军打仗，从来都是干部冲在最前面。每次与敌交战，吴焕先和徐海东总是这么说：“枪在哪里响，哪里就是指挥员该去的地方！”因此，在红二十五军，几乎找不到没有负过伤的指挥员；一仗打下来，只要有伤亡，其中必定有干部。

    根据有关战史记述，红二十五军仅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不下百人，其中最初成立的三个师，六位师首长除戴季英外全部牺牲。须知这是一支规模并不大的部队，短暂的巅峰时期大约有1.2万人，大部分时间在3000人左右。人数多时编为八、九个团，长征开始时只有四个团。区区几个团的编制，前后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却有百多人之多，更不用说营级以上伤亡的人数了，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干部伤亡的比例之高了。

    可叹的是，红二十五军牺牲的干部大多没能留下姓名，笔者从相关史料中反复搜寻，也只是获取很小一部分牺牲干部的姓名，现将其中团级以上（不含上述正军级以上者）的罗列如下：红七十三师师长刘英，红七十四师政委姚志修，红八十二师师长卢永彬、刘德利，红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红七十九师第一团团长张四季，第二二三团团长张忠发，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第二二五团团长于祠远、周益华、李发春、方炳仁、张成毅、郎献民、徐行德，第二二五团政委张明先，手枪团政委宋兴国。另外，由于“肃反”扩大化，造成大批干部被错杀，他们也应列入红二十五军牺牲干部的名单中，如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第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委戴克敏、第七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第二二三团团长李和生、独立第六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最初成立的第七十四师师长）、红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副师长卢兴明、皖西北游击司令吴保才、手枪团团长杜本润等均遭错杀。

    其三，红二十五军干部伤亡的频率之高十分惊人。

    在红二十五军有一个罕见的现象，就是干部升迁和更替的速度非常快，许多人刚被任命为连长或营长，一仗打下来，就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了，这是因为前任的营、团长在这一仗中牺牲或重伤了；再一仗打下来，刚升任的营长或团长就又可能牺牲或重伤，于是又有新人补任这个营长或团长的职位。以二二五团为例，从1935年1月至1936年4月，就有七位团长先后牺牲。据《红二十五军战史》记载，1935年9月上旬，就在我军即将进入陕甘根据地之际，两位团长接连牺牲：9月4日，由于参谋长戴季英延误军机，二二五团在合水县板桥镇被马家军骑兵咬住，激战中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两天后，继任团长张成毅在杨坪乡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10月25日，郎献民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壮烈牺牲；1936年4月12日，徐行德团长在山西中阳师庄战斗中壮烈牺牲。另据有关记载，二二五团在1935年牺牲的还有于祠远、周益华、李发春三位团长和政委张明先。

    红二十五军干部伤亡的频率如此之高，反映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仗打得频繁而惨烈。面对十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常常是除了打仗，就是在打仗的路上。尤其在长征途中，往往打的都是遭遇战，血战独树镇，敌人以逸待劳，我军猝不及防，眼看部队要溃败，危急时刻吴焕先赶到，他抽出大刀高喊：“坚决顶住，绝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带头冲入敌阵，这才稳住了阵脚。鏖战庾家河，敌第六十师趁我不备，先我占领东山有利地形，关键时刻，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各率一个团向敌占高地发起猛烈冲锋，程子华和徐海东身负重伤，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壮烈牺牲，营以上干部大部分伤亡。板桥镇大战，我后卫二二五团两个营遭敌骑兵围困，危难之际，徐海东听到后面传来枪声，一面命令先头部队回援，一面调转马头，冲上战场，险遭敌骑生擒。生死存亡关头，如果没有干部的带头冲锋，其结局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