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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参与编辑新版《星火燎原》随笔(组图)
2012-08-25 09:59:52
作者:项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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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早已熟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艰苦卓绝,但过去我们习惯更多地谈胜利,很少披露一些我军历史上的“败仗”,在这些稿件里,恰恰是这些记录“败走”历史的稿件,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革命道路的坎坷和斗争的残酷,从而通过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军将士的英勇顽强,为理想为革命奋不顾身的战斗牺牲精神。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红二六军团先是在湘鄂一带活动,后又转战千里深入黔滇,牵制了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但在这一牵制敌军的行动中,孤军作战,四面受敌,战斗极为激烈残酷。中将郭鹏在《杀出重围》一稿中,记述了自己当年所在的红六军团51团在贵州梵净山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的经过,当部队左奔右突,怎么也甩不掉如蝗虫一样扑面而来的敌人、得知已被敌人重重包围之后,突围之前,被迫留下了所有的伤员,突围的同志想到留下的伤员,知道他们唯有一死,不免伤心落泪,可伤员们反过来安慰突围的同志:“你们放心地走吧,我们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再三地珍重,再三地叮咛,再没有比当时告别的情景更使人感动的了”,他们突过了一道山,又一道山,牺牲的人在不断地增多,“同志们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特别是三连连长,早在鸡公山战斗中即负伤,右臂被打断了。战后他因右臂已碎,自己竟毅然忍痛用菜刀将断臂剁去。在连日转战行军中……遇有断崖陡壁,便抱住伤口滚下去。”在一次战斗中,“眼看挡不住敌人的冲击,正在危急之际,忽然从后面跑过来一个人,他迅速地冲至前卫连阵地,左手持枪高呼:‘同志们,拼刺刀,跟我冲!’大家一见这血迹斑斑的空袖筒,就知道正是三连长”,“但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三连长的伤口在连日苦战中恶化了,当我最后去看他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团长,我不能再和同志们一道战斗了!’不久他便牺牲了。”我们只知道古时候关公刮骨疗毒的传说,要知道,关公再坚忍,毕竟是在忍受医生为他治伤,而郭鹏中将的战友挥刀自断臂,那种坚忍、顽强,是关公远不可比的啊!这样的一些稿件,在老《星火燎原》里之没有被选用,原因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描述的是“败走”的经历,记录的是伤痛和坎坷,但在今天看来,恰恰是这“败走”,这“坎坷”,给了我们一部更加真实和令人震撼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无与伦比的艰难和挫败,才更其烘托出了革命的不易和辉煌吗?胜利从来就不仅仅是幸存者的胜利,它同样属于牺牲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选择稿件的标准,对于过去的标准,我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但今天,时光毕竟过去了五十年,今天的眼光,要比过去宽容许多,同时也客观许多,换了多个角度来看同一段历史,我们像是得到了一柄历史的多棱镜,它让我们知道了不同角度上历史之光的折射,也让我们知道,一部军史,一部奋斗史,从来就不只是铺满鲜花和锦绣,而那绚烂的鲜花锦绣,正是无数热血浇灌和织就的。
   
    今天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于许多早有定论的历史结论,喜欢反着说,似乎不如此显不出思想者的特立独行,不如此不足以骇世惊俗。比如:国民党共产党不过是兄弟相残,若国民党执政,今天的中国一样会走上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靠的是政治权术(这还算好听的,有说靠阴谋起家,云云)……奇谈怪论并不让人惊诧,惊诧的是官办的报纸、网站、媒体也常跟着起哄,让人想不明白他们的屁股到底坐在哪儿。如果对历史了解肤浅,又不肯动脑子,乍一听很容易信服。其实,这许多问题的答案,早就存在于《星火燎原》之中了,细读这些稿件,许多本来就清楚的问题,变得更加有根有据,更加坚信历史不可被人随意涂抹。如果当年国民党没有被赶到一个小岛上,而是留下来执政到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比共产党做得更好,但我清楚地知道,在1949年那个当口,国民党早就烂掉了(烂的起始阶段还要更早,在围堵红军的时候,就已经烂得不轻),无论在政治、军事、财政、官兵关系、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上,已处处尽显败国之象,独裁统治、腐败无能、军队山头林立、嫡庶争斗、纪律松弛、令禁不通、官员贪污腐败、漠视民生,即使有个别清醒之人,也无奈大势。看后来一些国民党要人的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初到部队时见到的情形,令他触目惊心,每一级长官都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巧立名目、谎报人头、截留物资贪污军饷,由于他不谙此道提出质疑,立刻被周围同僚视作异己而遭疏远排斥,他当时心中就有了疑问:这样的现状,如何战胜共产党?而共产党这边的情形呢?李桂林在《我的第一个指导员》中这样写道:在滇东,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指导员,指导员跳下水田和他一起劳动,打消了当地农民对红二军团的顾虑,也打动了他的心,从此跟着红军走上长征路,在过草地的时候,粮食没有了,部队杀了马,由于他年岁小,不能自制,一块小小的马肉很快吃完了,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又是他的指导员将自己分得的一小块马肉给了他,他得以活着走出草地,而他的第一个指导员永远留在了草地上……红军基层干部是这样,高层指挥员是怎样?红二军团的士兵吕玉清回忆了这样一件小事:三五年六月红军围困龙山时,吕玉清的团长到前沿阵地去了,团部就留下他一个新兵看家,团部在一座破庙里,晚上,军团长贺龙带着警卫员来了,不一会儿战士们就在破庙里呼呼地睡熟过去,只有贺龙一直坐在破庙前的地上思考着什么,夜深了,下起了雨,贺龙向吕玉清要求能否点一些柴火烧来烤烤,吕玉清为他抱来了柴火,“夜深了,老总好像有点困了,手抱着膝盖,头低着打盹,这时我细细地打量他,只见他腿上糊着好些黄泥巴,脚上的草鞋有一只耳子都烂了。”“我往庙里看看,地上已经睡满了人,确实太挤了。老总一定是觉得挤不下了,才一直这么坐着,于是我说:‘首长,我叫他们腾个地方您睡一会儿吧?’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不要,让他们多睡会儿吧,他们太疲劳了!’我心里想:‘难道你就不疲劳吗?’”这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官兵关系,像这样满怀深情记述自己的首长是如何爱兵爱同志的稿子,在《星火燎原》中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一支军队,当它的首长一声令下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舍身拼命往上冲?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两军交战,解放军横扫千军,国民党军一触即溃,除了指挥者用兵如神的因素外,来自军队内部的动力和反动力同样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连蒋介石自己在逃亡台湾之后,总结国民党军兵败原因时都这样说:“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军官都不放在心上……部队里不仅做不到同吃,同穿,同住……而且将领们还要侵吞军饷……共军干部对于这些,到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他最后痛心疾首地说:“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看过这些,不知那些认为应该由国民党替代共产党执政的思想家们,应该做何感想。至于今天那屡见报端的贪腐现象,我也为之愤慨,但这是另一个命题,至少在1949年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对峙于大江两岸那个当口,国民党是已经没落了,腐败了,而彼时彼刻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如初升的朝阳,蓬勃向上,充满光明和力量。                                   
  
    再说毛泽东的才能。上将杨至成在稿件中这样记述: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主力三万余人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在兴口、龙冈一线,他随着时为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在山里转了几天也没能跳出去,通过几个晚上在沙地上、山坳里用马灯研究地图,毛泽东下决断:以罗炳辉率十二军佯装主力北上牵引敌人,主力从兴国、宁都交界处一个只有五里宽的山口跳出去。是夜,“三万人马一点儿生息没有,攀藤附葛,翻山越岭向西疾进。走了一个多钟头,突然停下来了,我们随毛政委赶到前面一问,原来没有路了。向导是地方一个区委书记,急得直挠头。毛政委看看指南针,说:‘方向没有错,我们到前面去探一探,实在没有路,我开出一条路来’……”结果,部队跟着毛泽东,用刺刀劈开荆棘,硬是开出了一条路,“两面山上敌人野营的篝火闪着红光,”此时老天又来帮忙,山上突然下起了大雾,满山白茫茫一片,“我们趁着这天然的烟幕,猛力疾进,回望尖岭垴已远远甩在后面了……”看到这里,让人一阵颤栗,“实在没有路,我开出一条路来!”这是何等的气魄,这就是毛泽东的气质,一生不怕难,不服输,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目标明确,一旦定下决心,百折不回,这句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军事政治生涯的精髓和写照;每当读到这类文章,总有一句歌词跳出来,那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说的神,不是从封建迷信角度,也不是个人崇拜那种神,而是综合毛泽东身上各种优秀的个人素质得出的结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军队、后来是党的领袖,一定是他身上那些不同凡响的东西在起作用。想想看,以湘江之滨那支从血污中蹒跚前行的败军,一年后以不到三万人的疲弱之师历尽艰险到达吴旗、多半人瘫倒在老乡家中,伤的伤,病的病,真正是溃不成军,那时,论人数、装备、物资,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不具可比性,谁会想到这支军队十几年后会得到天下?而率领这支队伍无数次起死回生、从疲弱到胜利的,正是毛泽东。建国前,毛泽东的威望基本不是靠行政命令、个人崇拜,而是这一仗一仗打下来的,像杨至成这样的稿子,信手拈来。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己评价为“平生得意之笔”,是时,遵义会议才开过,毛泽东原一直被排斥在军事指挥之外,此时刚刚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在党内军内都非最高领导,只是与周恩来、王稼祥一道,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而当时他的指挥也非所有人心服口服,包括常胜将军林彪,一渡二渡赤水,红军日行百里,穿插迂回,林彪曾几次提出疑问,质疑为何“不走弓弦走弓背”,弄得战士身心疲惫。当历史还在进行之中,尚没有结果的时候,本来就有若干可能,质疑只是对某一种可能表示怀疑,主张另一种可能,这并不是错。但事实一再证明,毛泽东的智慧确实高出了他周围所有的人。当所有人都迷茫不知所向之时,唯有毛泽东目标坚定,一仗一役,耐心调整计划,捕捉战机,直至在金沙江边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甩在身后……今天细细读来,那一仗一役,步步精确,需要何等高超的胆识和智慧?错一步,就没有这支军队,更遑论今天的政权,要知道,在毛泽东一生,这样危机重重、起死回生的战斗比比皆是,即使是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也不是所有指挥员可以做得到的,你怎么解释毛泽东不是具有非凡的才能?再往后看,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著作基本完成于到达陕北之后,而这些理论早已实践于红军初创的井冈山时期和长征时期,只是由于戎马倥偬追兵在后无法梳理,而这些理论之后又淋漓尽致实践于后来的解放战争,那一场场气吞山河的战斗,完全是一个战争天才的杰作。在战争舞台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是平等的,毛泽东赢的完全靠实力,靠他的军事战略和指挥天才,靠他周围那些对革命对人民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开国战友,靠和共产党人鱼水相依的人民群众,而他的对手呢?即便蒋也算得一个军事家,但他周围腐败丛生,人际关系恶化,与人民群众意愿背道而驰,正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形成了1949年前后的历史趋势。我们都知道,趋势一旦形成,是很难逆转的。
  
    翻阅这些沉睡了几十年的手稿,像是跋涉在一条朝圣之路,而心情在神圣之余始终无法摆脱一种感觉,那就是沉重,当年征文时有一个要求,要求作者尽量记叙自己最刻骨铭心的经历,结果是许许多多老红军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记叙长征,他们几乎都写到了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卓绝,但每个人的感受又有不同,当年觉得“事实重复”、“过于简单”的稿子,今天读来觉得惊心动魄,“重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那样从鬼门关趟过,“简单”是因为他们拙于表达,而他们用那么冷静的口吻去描述一个又一个死亡的时候,恰恰是这种“简单”的叠加,构成了最大的震撼!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白天看稿,晚上做梦,就这样在不断的激动中度过。从那些笨拙的字迹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世界上真正存在过这样高尚的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将可以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把青稞炒面塞给战友,只因为战友比他更小;他们已经虚弱到走不动路,却依然能在湍流中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将身边的小鬼推上陡岸,而自己被激流吞噬;甚至第一次肯定地知道,有人是吃了倒毙战友的遗体,才得以活着走出草地……
  
    有一篇稿子写到了军装。这篇稿子激发了我对军装的一系列联想,想起了我刚当兵那会儿。我们刚当兵那会儿军装刚刚改成国防绿,说实话,真不怎么好看,可老兵们不这么认为。我心里最想要的是老兵身上那种一洗就发白的军装,这欣赏多半是从我们连长那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对新兵连连长印象深刻。她姓魏,湖北人,齐耳短发,湖北口音很重,说话水平未见得很高,我却听得句句入耳,无来由地,我佩服她,欣赏她,觉得她特别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连长,其实无论从身高还是长相她和芭蕾舞里的连长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可我就是固执地觉得,红军里面的连长就是她这个样子的,永远精精神神地做事,精精神神地走路,小胳膊一挥你就想跟上她冲锋。她就穿了一件那样洗得发白的军装,这军装将她衬托得更加干练,精神。每次站队训话,我的注意力并不在她讲的话而在她的军装上,心里不住地想:我要是有这么身发白的军装就好了,我一定要搞一套。机会很快就来了,老兵复员了。老兵的心思和新兵是如此的不同,他们在临走时唯一的愿望是用旧军装换一套国防绿。于是新老兵们的交易开始了。新兵用崭新的国防绿换下了老兵的旧军装,彼此都十分满意。我也乘机和一个河北籍的老兵换了一套,就是彼此的号不太对头,她比我整整矮了一头,那也不管,一号换四号,先换了再说。许多时候,占有欲就是这样支配人们做下一些并不划算的事情。后来的结果是,新兵全体列队被魏连长狠狠地骂了一顿,她对我们说:“军装是国家发给我们的,就像战士手里的枪,枪是可以拿来随随便便交换的吗?”这话对新兵蛋子很有权威,以为军装真的等同于枪,而不知道它们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交换一下也不是什么犯天条的事。魏连长责令我们把军装换回来,可她对我们有权威,对那些已经干了三年的老兵可就没什么法力了,没有几个肯把已经到手的国防绿再还回到新兵手上。这次交易就这么不了了之。虽没有闹出什么太大的乱子,事后却没有一个新兵真敢把老军装穿在身上的。
  
    以后又换了几次军装,质料从的确良换成了混纺,换成了马裤呢,颜色从国防绿变回了黄绿,松枝绿,帽子、领花和帽徽也有了多次改变……可我也不知究竟是为什么,还是最喜欢刚当兵时老兵身上那种洗得发白的军装。平心而论,每一次的换装无论从质地还是样式,比起老式军装来总归要神气或者干脆说洋气,我却偏偏一直对老军装耿耿于怀。前年又换装,这一次的换装大不同以往:礼服、常服、帽子、鞋子、鞋子分夏天的船形鞋和冬天的靴子,然后是衬衣,长袖的短袖的,每样先两件,以后还有,然后是裙子,袜子,礼服上的无数配饰弄得人头大,什么领花肩章、姓名牌、军种牌、绶带,还有你过去见都没见过的资历牌……把礼服照着说明书七七八八弄好挂起来,看上去简直就是一棵圣诞树,面对这么一大堆东西,你不禁从心里说:咱们国家可真有钱啦!大概是由于东西太多,还顺带发给你一个衣箱,好让你顺顺当当地把东西提回去,让人一边心想有关部门替咱们想的可真是周到,一边却在嘀咕:这不是浪费人民的钱么?
  
    按说人可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可要说心里话,我还是怀念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老军装。我常常在想,这是为什么呢?编完我说的这篇文章,我觉得似乎有了答案。
  
    写这文章的老红军是个江西兴国籍战士,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出发时身上穿的还是在老家当老百姓时的衣服。他在机枪连当战士,每天扛着机枪走几十上百里,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衣服上结了一层白霜,机枪将他的两肩磨出了大洞,只能找块布胡乱补上,补了又破,破了又补,两个肩膀补丁摞补丁,厚厚一层。每到宿营地,累得只想睡觉,可一想到自己这身又臭又酸的衣服,就顾不上休息,赶紧去找个小河沟把衣服漂洗一下,然后挂在树上,可这下行动就不自由了,赶上紧急集合,只好穿上湿衣服就走。遇到派勤务或是站哨,衣服就洗不成了,只能在睡前把衣服晾开,第二天穿着浆过一样的硬邦邦的衣服继续行军。他是多么盼着能有一身替换的衣服啊!
  
    打完遵义,连长给了他一块面子不宽的蓝布,说:“你的衣服实在叫人看不下去了,赶紧想办法找人再做一套吧!”随后又是紧张的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衣服,可他只要一想到背包里那块蓝布,心里就说不出的踏实。他背着这块布,跟着部队在贵州、云南、四川转了两个多月,衣服一直没做成。三月里部队来到一个小镇,传说可能会休整两天,他便赶紧找到了一个会做衣服的老乡,老乡答应给他快做,当天晚上想到自己真的就快有一套新衣服了,他竟然激动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号音急促响起,部队夜半就要出发,他顾不上吃饭,冲到老乡家,说明衣服不能做了,部队马上就要走,老乡忙取出裁好的衣料给他,他跑了几步又想起还没给人家报酬,又折回去给人留下一块烟土。离开小镇,又是紧张的行军,三渡赤水之后,来到一个小村,上级传话下来说是要休整几天,他于是又赶紧找了一家老乡赶做衣服,老乡和他婆娘两人上手连夜为他赶做,叫他晚饭后来取,心想这下衣服可以上身了,谁知快到中午时通信员来通知,午饭后出发,他慌了,跑到老乡家,老乡和婆娘正在赶做衣服,眼看快做成了,就差衣袖、衣领、裤腰还没上,扣眼还没锁,他谢过老乡,拿了“半成品”跑了;部队出贵州、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一直到了四川,一天,在会理一个村子宿营,因为到的比兄弟部队早些,估计在这里有一天多时间,加上他的衣服已经实在破烂的不像样了,他又拿着半成品去找人,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娘听说有人要赶制衣服,当即表示那晚上一定做完,明天叫他穿上新衣服走。谁想部队又是在凌晨紧急集合,战士去找大娘,大娘为将衣服赶完,昨晚将衣料送到两里地外的儿媳那里,让她连夜帮忙赶做。这下不但衣服没做成,连那块一直是他精神安慰的“半成品”也永远离开了他。大娘红着眼圈拉着他手说:“伢子,对不起你……”战士走了很远,回头看那大娘还在抹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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