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死，她都不肯说出第一任丈夫的姓名。

    她是一位客家妹子。闽西“闹红”的时候，她刚十七、八岁，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投进了革命的洪流。她在家孤身一人，了无牵挂，加入了红军队伍，如鱼得水，一双鹧鸪眼水灵灵溢满快活。她在姐妹群中一站，绑腿，扎腰，缠奶，束发，脚踩草鞋，头戴红星帽，分外显目，好一副飒爽英姿的模样。

    她先是参加红军的洗衣队，后来才当上了卫生员。

    她的前夫是红军的一名师政委。前夫受伤时，就是她负责照料他。她根据青草医的指点，钻进大山拔草药，为他洗伤口。躲围剿的时候，她用瘦弱的身子搀扶着他，四处找掩护，辗转在山里养伤。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

    长征开始前，她身怀七八个月大的孩子，只好脱下绑腿，解开腰巾，松了奶罩，化成便装，离开了大部队，就地在湘赣边置留下来。

    从此，她和前夫天各一方。只有在梦中，她几回遇见那位英俊的师政委。

    她挺着大肚子，在一个山区小镇上，被白军逮住了。一个外乡女子，好像胸前揽着大鼓，一摇三晃出现在街面上，看了总让人起疑心。白军用粗麻绳吊起她，追问她的丈夫姓名。但她就是不肯说，死也不肯说。麻绳断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也落了地，是个男孩。狱卒把孩子一裹，抱出去换酒喝。等她清醒了，找不到自己落下的心肝肉，心如刀割，呼天抢地，几回晕厥过去。几天之后，她被拖出了牢房，颠着孱弱的身子，四处查找自己的孩子。有街面上的好心人告诉她，孩子被卖给当地的一位商号老板，而且是那位老板把她保释出来。她探知，那人的家境好，而且敢保她出来，看样子心地也不错。

    她舒了一口气，掉头就走，一路乞讨回到闽西老家。

    她回到老家，家园破败，举目无亲，只好卸下门板盖上棕蓑睡觉，垒起三块石头架起破锅煮饭。当年一起“闹红”的姐妹，知道她跟红军大部队走了，还嫁给一位首长；如今却又孤身一人回到老家，不知道她为什么打了退堂鼓，是变节当了逃兵，还是反水成了叛徒？因此就对她心存疑虑，另眼相看，形同路人。

    她还是老脾性，不管不顾，自行其是。谁人背后无人说？是人，总得好好活着呀。

    就这样挣扎着过了几年，有一天，一位病殃殃的白军伤兵拖着一条腿，满身恶臭，经过她的家门。伤兵敲门找她要水喝。她开门，仿佛面对一只蓬头垢面的丧家犬。她看见他的狼狈相，一双鹧鸪眼倏忽发亮，这就是当白军作恶多端的报应啊，活该。她的幸灾乐祸一闪而过，终归心肠软，看见伤兵皴裂的嘴唇，就递给他一瓢水，急忙把门一关。

    第二天清早，她起身喂猪，看见稻草堆中露出一双裂开口子的脚板，不免心中怜惜。伤兵说起自己被抓壮丁，受了伤，像一条被人抛弃的狗，无家可归，只想讨一口饭吃。她很矛盾，红白誓不两立，她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也是一条命，一条人的命啊。她动了恻隐之心，就收留了他，为他上山采来青草药，为他治伤。伤兵的伤好了之后，人也恢复了元气。虽然是北方人，当过兵，但毕竟是农民出身，做起农活，还是一把好手。一男一女，就这样相处在一起，不免日久生情，发生干柴烈火的故事。

    不久，她就正式招他为夫婿。

    第二任丈夫也曾经在枕头边，问起她前夫的姓名。她不肯说，而且嘴角带一丝鄙薄的神色，奚落后夫：你和他比，针比不上塔，蓑衣比不上战甲，还敢问什么！

    解放后，她前夫的大名曾经出现在报刊上。但是前夫不来找她，她也不去找前夫。分离十几年，前夫出生入死当了大官，肯定另有所爱，有家室子女。再说，自己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去找他去打扰他拖累他呢？后夫当过白军，又是外地人，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她自己的头上也不时变幻光环，一时被称做“五老人员”，戴上红花，受到优抚；一时却成为反革命家属，戴上高帽，挨过批斗。当权者严厉盘查她的时候，放言说，只要她说出第一任丈夫的姓名，就可以从宽处理，免去许多罪名。但她不肯说，死也不肯说，闭上那双鹧鸪眼，神态像一位做错了事的小女孩，听天由命，任人处置。当权者觉得奇怪，照说，溺水的人连一根稻草也不会放过。但她却无动于衷，痴迷不悟到如此地步。难道前夫的英名，真比她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吗？

    她的前夫也算是老革命，有头有脸，有名有姓，要查起来其实很容易。但她不肯说，也不让别人查。她说，水中鱼虾千百号，顺流而去，谁能记得清是哪一条鱼呀。

    有一天，一位英俊的北方青年找到这个村子来，查找自己的生身父母。有人把他带到她面前，让她仔细辨认，是不是自己丢失多年的儿子。她用犀利的目光和口吻盘问一番：你长那么大了，还找亲生父母，想吃奶，还是想讨打？

    那后生人坦率说，听说我生父是大官，让他给我找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