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当时福建中央苏区大多数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都参加了红军。例如上杭才溪乡，当时青年壮年男子80%都参加红军和调外工作。为了有效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动农民群众，率先组织耕田队，将红军家属的地从犁田、插秧、收割都包下来。毛泽东曾表扬说：“你们的耕田队很好”，并要求将它提高一步到互助组。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才溪乡于1931年夏收期间就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即互助组），成为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源地，此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总结推广了才溪等地的经验，使福建各中央苏区县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广泛发展。至1934年，仅长汀一县就有社员6717人。

    由于频繁的战争，福建各中央苏区县许多耕牛被杀，农具被毁。因此，耕牛、农具的不足又成为苏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仅闽西苏区无牛户就占了25%。“为了解决群众的困难，争取群众的利益，就要发展耕牛运动……最好办法是组织犁牛合作社”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3、4月间，相继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和《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指示各地设立犁牛合作社、犁牛站，无代价或廉价租给无牛的农民使用，并帮助农民集股买牛。此后，福建各苏区的犁牛合作社迅速发展，仅长汀县就建立了66个犁牛合作社，有牛143只。 犁牛合作社的成立，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群众的犁田问题，促进了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福建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还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苏区工业生产，尤其是军事工业。在闽西、闽西北苏区，龙岩湖洋、上杭才溪、永定虎岗、长汀四都、宁化曹坊等地都建立了兵工厂，最早建立的是龙岩湖洋的闽西红军兵工厂，该厂后来与江西官田修械所合并，成为中华苏维埃中央兵工总厂，是当时全国各苏区中最大的军工企业。此外，还建立了被服厂、弹棉厂、织布厂和红军斗笠厂等。长汀红军被服厂从原先的60多人至1933年发展到拥有千余人的大厂，后来成为中央军委直属被服厂第二分厂。在闽北苏区首府崇安县，也兴办了许多苏维埃工厂，如设在范畲村的闽北红军兵工厂和被服厂，设在大磨石坑的印刷厂，设在半源的樟油厂，设在小浆的硝盐厂，总计有工人1000多人。仅闽北红军兵工厂每月就造子弹15—16万发，炸弹和地雷1万多枚，对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国民党队的“围剿”起了重要作用。

    依靠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把苏维埃政府建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为维护党和苏维埃的威信，保证中央苏区政权的生存与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腐败行动予以有力的打击。

    首先，加强廉政制度的建设，尤其是监督体系的建立。毛泽东认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和批评”，要保证“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当时中央苏区党政机关内的贪污腐败行动，之所以能得到及时的遏制和惩处，关键在于有一套富有权威、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是法制监督。1932年12月15日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动》训令，其中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可见当时惩腐的措施是十分严厉的。各苏区政权机关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同贪污腐败现象展开了坚决斗争；二是党内监督。既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和行为— 露头，就受到批评，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难以滋生蔓延，又充分发挥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遏制抨击作用；三是政府监督。一方面是成立工农检察部，专门负责对苏维埃政府人员进行检察监督，另一方面就是不定期派出巡视员或检查团，对下级政府实行工作指导和检查。此外还有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经济是腐败重要领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对全省各中央苏区县政府的经费收支还作出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一切收入（无论是税收或打土豪罚款等）必须一点一滴按月按级缴来省苏。如有隐匿不缴或未经批准擅自动用者，必予以严重制裁。”

    其次，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反腐斗争。从1932年2月到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福建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反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保证这场斗争的深入开展，临时中央政府及时制定了一系列训令、指示、条例。中共中央1934年9月17日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党的中央监督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之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省县成立监督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1934年1月，《红色中华》以“打击标本官僚主义”为题，报道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理财政部长张赞元，在筹款和推销公款等工作中措施不力、官僚主义，被中央财政部撤消了代理部长职务的消息，2月又报道了宁化县苏维埃政府贸易分局局长项胜晚上常在局里打牌赌博，并贪污贷款30元而被撤职送县裁判部受审的消息，苏区的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教育。

    福建中央苏区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为毛泽东红色政权建设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