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今大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央军委确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我是从上海军医大学毕业的,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直到十几年前,我才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开始沿着父亲徐海东的战斗足迹寻访他的业绩。
我从老家大别山区到鄂豫陕根据地,再沿着父亲任军长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经甘肃、宁夏到陕北。我还去过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率部痛击日本侵略军的山西平型关、町店,河北平山洪子店,安徽定远周家港……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老房东们甚至记得我和哥哥的小名——小松子、小林子。即使是从未见过面的中年人、青年人,也围着我问长问短,亲热得很。宁夏东部、南部的回族父老乡亲,还一代代地保留着父亲送给他们的礼物,精心维护着父亲住过的窑洞和房屋。
天南海北的老百姓为什么会把我父亲以及他的战友们视作亲人?深入采访之后,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我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要处处为群众着想”。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为人民打天下的同时,总是尽可能地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从不损害群众一丝一毫的利益。
1935年,父亲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宁夏的回族聚居区时,不仅三令五申必须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还要求部队帮助回族人民干庄稼活,打扫街道。回族人民纷纷传诵说:天底下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他们推想:红军既然叫作红军,必然喜欢红颜色,特地把羊一只只的染红了送给红军,以表慰劳之情。
抗日战争中期,我父亲由八路军一一五师调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担任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他在安徽定远指挥过反击日军的周家岗战斗之后,大口吐血病倒,被送到皇甫山脚下的窝子里村养病。他看见乡亲们烧柴紧张,便叮嘱警卫部队的领导说:“要处处为群众着想啊,战士们上山打柴要注意,让群众在近处砍柴,你们到远处砍柴。砍柴时只能砍树枝,不准砍树。”警卫部队为减轻人民负担开荒生产时,他要求开荒之前必须先征得群众同意,一定要开真正的荒地,千万不能占用群众的耕地。
后来,父亲发现窝子里村几天不下雨就旱,下几天雨就涝,便想建造一座具有抗旱排涝功能的水坝。他让战士们抬着他在村外到处转,亲自勘察选定了坝址。这座长160米、高3米的水坝由警卫部队动工建成后,天旱能灌溉雨多又能排水,为窝子里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这座水坝被当地群众命名为“海东坝”,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发挥效益。
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在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以东的芦店子养病时,正赶上房东王大伯的儿子要娶媳妇办喜事。当地有个风俗——新娘子入洞房以前,要由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引路。我哥哥徐文伯(小名小林子)正好属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老两口便希望我哥哥去当“金童”捧花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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