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相（1908—2009），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陕北红军第三团团长，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衡阳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军委工程兵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35年，我正在陕北神（木）府（谷）佳（县）榆（林）革命根据地担任红三团团长，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陕北的喜讯。当时，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 “围剿”中，已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隔绝。我们在紧张的反“围剿”战斗的间隙，时时盼望着能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能见到毛泽东主席。

    在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下，我们孤悬陕北最北端的根据地坚持了下来，红三团也发展壮大成了有两千多人的陕北红军独立师，我被任命为师长。随着“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独立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六团，我任团长。毛主席给我和政委发来电报，命令我团东渡黄河到山西参加抗战。我率警六团出征晋西北，迎击日伪军，建立抗日政权，迅速打开了局面。

    1938年3月，我奉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安排我入学之前先去见毛主席。

    3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到招待所找我，说毛主席要接见我，让我快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地——延安城北门内的凤凰山麓。

    秘书把我让到毛主席办公的窑洞，我一进门，见毛主席手拿一支烟站在那里沉思。我立正向毛主席敬了军礼，朗声说:“报告毛主席，我是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

    毛主席笑着走过来，向我伸出了手。我忙用双手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毛主席亲切地说:“没见过面，可早就知道你，快坐下。滕代远同志说你来延安学习，这很好。”

    我是陕北人，以前只收到过毛主席发来的十几份电报，从未接触过毛主席，所以有些拘束。看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我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我在神府佳榆地区工作、战斗多年，毛主席首先向我询问了神府佳榆根据地的情况，问得很细。我把根据地和红三团、独立师创建、发展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

    毛主席专注地听完，思索着说：“神府佳榆的人民群众为创建和保卫这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你们能紧紧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这是很大的成绩。现在，神府佳榆已经成为晋西北八路军的稳固后方，在抗战中战略地位很重要。总之，神府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党中央是满意的。”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想到了那些为创建和保卫神府佳榆根据地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乡亲们，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毕竟毛主席和党中央记着他们，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接着，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才开辟不久的晋西北根据地的情况。当讲到我团一个营留守神府黄河河防，主力两个营800余人渡黄河东征，不到半年就增加到2000人，毛主席满意地点了头。我又讲到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师长，把指挥所设在距前方30里的一个防空洞里，白天不敢出来，晚上才出来，参谋人员给他汇报战况，声音大了点，那位师长马上制止，说是怕被日军听到。毛主席听得笑了起来。

    我在晋西北时，曾奉一二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命令，礼节性地拜会过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何柱国是东北军将领 ，抗战愿望强烈，他认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行之有效，而国民党的政训处没什么用，希望八路军派政工干部帮助他开展工作。我把会见何柱国的情况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感兴趣地说：“何柱国是看出问题来了。在国民党军队和东北军里，确有不少将领是要求抗日的，必要时可以帮助他们。何柱国能和你谈这些情况，也说明他的倾向，今后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

    在我汇报过程中，毛主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我的文化程度低，许多事情靠脑子记，所以有个别数字没讲对。毛主席马上做了纠正。对一些我讲不清楚的问题，毛主席接过去做了解释和说明。

    最后谈到了学习问题。毛主席望着我说：“战争情势下，学习机会是难得的。你文化低，这次进‘抗大’要好好学习。你在神府根据地的创建中做了不少工作，有许多好的经验，但是不善于总结，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努力学习，学习搞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这时，秘书进来报告又有客人到了。我站起来说：“主席，你很忙，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一定好好学习，提高自己。”

    毛主席微笑着说：“好嘛，希望你在学习方面也打胜仗。”

    我给毛主席敬了礼，转身向窑洞外走去，毛主席一直把我送到窑洞门口。第一次见毛主席，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细细琢磨毛主席对我讲的话，感到深受鼓舞和鞭策。

    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又被安排到马列学院继续学习。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会议，我被马列学院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同组。 

    会议秘书长曹力如同志通知我，由我担任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的组长。我觉得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里大首长很多，自己当组长不合适，就极力推辞。但曹力如说：“让你当组长，是征求过首长们的意见的，他们都同意了。这次会要开十天，首长们工作多，有些分组的小会就不一定来了。你当组长，有大事报告他们一下，小事你就处理了，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嘛。”我只好应承下来。

    刚当上组长，我就得到会议秘书处通知：一些地方的同志给大会送来了少量土特产，秘书处决定分给与会代表。我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来，就给他们一一写了便函，再签上我的名字，由曹力如派人送了去。

    两天后，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们都来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的位置就坐。毛主席恰巧来到我的座位前，我站起来给他敬了礼，向他问了好。

    毛主席认出了我，与我握手时说：“王兆相同志，你派人送来的便函和礼品，我都收到了，谢谢你啦。”坐下后，毛主席又说：“王兆相同志，你是我们的组长，我事情多，不能经常来参加小组会，我先向你请个假。”

    我笑着说：“你是中央领导人，不到会总是工作忙呗，还向我请什么假呢？”

    毛主席说：“啊？中央领导人也是普通代表嘛，再忙也不能不请假，不请假是不对的，这可是个组织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