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天过去，酷刑几乎用尽，但负责审讯徐仲航的特务仍然一无所获。正当他们气急败坏的时候，突然一纸放人的命令出现在他们眼前。

    原来，自从徐叔被捕后，父亲一直在找关系，多方斡旋。他想起曾任张学良将军秘书的王化一。王叔当时身为“军统”少将，他想了解渣滓洞里的情况顺理成章。但那时王叔并不知道老朋友阎宝航的真实身份。在王化一的帮助下，父亲密切关注着渣滓洞里的动向，了解到徐叔的受刑过程，心里很不是滋味，希望尽早能把他营救出来。    当时，要让渣滓洞放出一个人来是极其困难的。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里李济深德高望重，时任国民政府战地动员委员会主席，也算是父亲的好友。王叔建议父亲去找他。父亲找到李济深，跟他说：“徐仲航是我老乡，跟我在‘东总’多年，忙的都是抗日这些事儿，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他们恐怕是抓错人了。”在父亲的再三请求下，李济深终于拨通了戴笠的电话，跟他商量，如果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可以先放人，由阎宝航作担保。戴笠从徐仲航那里什么也没轧出来，正要找台阶下，便勉强答应了。
   
    父亲把徐叔保出来了。但保出来之后住哪儿呢？徐叔一直没结婚，没有家，后来我妈妈说就接到这儿来吧。接回家里，我凑上去看了一眼，被吓坏了，转身就跑。特务用竹杆竿把他的肋条骨之间的肉皮都给挑掉了，遍体鳞伤，没有个人样儿。但他真是条好汉，一句话都没说，保全了组织。

    劫后淡泊度余年
   
    解放后，徐仲航先后任东北农学院教授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1961年7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为国家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文革”浩劫中，徐叔和多数“地下工作者”一样，也未能幸免于难，和我父亲一样被打成“东北反党集团成员”，还带着叛徒的罪名，被长时间关押在牢房里。我急切地想了解其他亲朋好友的下落，想找到徐叔。从大的方面来说，由于他的坚守保全了两个重要的情报组；从私交感情来说，我们阎宝航的儿女们一直感恩于他在白色恐怖下保全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经多方打听，我居然在北京东城找到了徐叔。当时，他栖身于史家胡同附近的一条死胡同里，那里原来是中直机关的俱乐部，“文革”期间是中办专案组所在地。在胡同的尽头，有一间木板房，是间人工搭建的防震棚。徐叔的“家”就安在这里。我去看他时，木板房里只有一张行军床和放满了各种书籍的几排书架。他看上去有些苍老，但见到我仍然神采奕奕，笑容满面。他对我说，他知道“玉衡兄（我父亲字玉衡）和大嫂（我母亲）的遭遇”，也知道我受“四人帮”迫害坐牢的事情。但是，信念不能动摇，精神不能被压垮。
   
    那次去看望徐叔，谈得不多。心想以后形势好转了，会有很多机会见面的，于是只是稍坐了一会儿，我就和徐叔告别了。不曾想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徐叔。

    1976年12月7日，徐仲航去世了，年仅67岁，骨灰暂时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由于还没等到落实政策，他也没有单位，临终时也没人通知我们。直到1979年骨灰重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我才知道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我深为没能和他作最后的告别感到遗憾。

    来源：中国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