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五四运动的先驱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立三等，都对五四运动有过一定的评论或研究，但在中共党史学史上，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五四运动的，却非瞿秋白莫属。

    他早在1921年1月写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就开始了对五四运动的思考。他认为：“1919年5月4日发动的中国学生运动，多少唤起了中国的精神力量。新思潮已经波及到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并深信俄国已经家喻户晓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在中国也将很快开始”。这说明瞿秋白已初步认识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但对五四运动的认知还仅停留在“学生运动”的层面。

    直到1925年，瞿秋白对五四运动的认知有所深化。他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单从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五四运动爆发，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这不仅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由学生运动提升到政治运动的高度，而且将其作为中国新旧时期的转折点，这无疑对后来确立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

    后来，瞿秋白在《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等文章中，对五四运动又作了进一步思考。他认为：五四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发端”，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起点；五四运动能在开始时便倾向于接近民众，用耶各宾式的革命手段为平民奋斗，这是以前运动所没有的；表面上五四运动仍旧不过是排日的民族运动，而内容上却实现了民权主义的真原则。他深刻指出，五四运动爆发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达已经要求独立的本国工业”，而根本原因却在于列强之间的战争使中国资本主义得着小小的机会“发展这一半殖民地上的生产力”；断言“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政纲，如果没有这一经济基础，是决不会变成学生运动的”。他还将“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当做五四运动的主要实质，并提出“五四运动已经加入俄国的十月所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论断。

    应该说，瞿秋白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是全面而深刻的，既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意义、特点、地位与作用，又深刻阐明了五四运动的实质及其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时，还在党史学史上，第一次将党史事件的发生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这在五四运动研究的初期实属不易。尤其将五四运动置于世界革命的视野并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发端，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对以后的五四评价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瞿秋白作为五四运动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