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与促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因素——五四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但由于他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负有直接责任,以及身后在“文革”期间蒙受的不白之冤,以致在一些有关五四运动人物的罗列甚至著述中,很少看到他的名字。其实,不管在参与还是在研究五四运动的历史上,瞿秋白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这种历史的关联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五四运动的骨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孤寂的生活被打破,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他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们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5月5日,为营救被捕的32名学生,他领导俄专同学参加了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实行的总罢课。5月6日,瞿秋白出席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担任学联的评议部议员。学联成立后,瞿秋白作为学联评议部议员,参与决策和领导了营救被捕学生和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斗争,以及为抗议北京政府恐吓令从5月19日起再次实行的总罢课。
为了使斗争有条不紊地进行,经瞿秋白提议,将东城区的俄文专修馆、汇文大学和铁路管理学校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活动的小分队。瞿秋白和郑振铎、瞿世英等学生代表一起将学生组成演讲团,积极地开展讲演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5月21日之后,北京实行完全军事管制,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不得不带有一定的隐蔽性。正像郑振铎回忆所说:“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是“表彰”被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激起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北京学生的愤怒,从6月3日起,他们又重新走上街头演讲,被捕学生达八百多人。6月5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加之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巨大压力,北京当局于6月7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并于10日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达到了。
正当同学们欢呼雀跃的时候,瞿秋白又开始了新的思考。7月17日,瞿秋白在《晨报》上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的文章,要求政府“须有手段,有眼光”,“万勿再与日本订立丧权之条约”,提醒全国人民“今日政府万不可靠”,主张“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这充分表现出瞿秋白的冷峻与理性,同时也说明,他不仅自始至终参与了北京的五四运动,而且实实在在地充当着运动的骨干和中坚。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对瞿秋白的影响是深刻的,使他由书斋走向社会,由“厌世”到“入世”,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无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他以《新社会》旬刊为主要阵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鼓吹社会改造、家庭革命,提出社会变革的方式和途径。他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等文章中,呼吁国人赶快想法子“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主张“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并对上海烟厂女工的境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希望青年“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以“诚恳”、“博爱”的态度与“和平”的方式,采取“实施教育”、“工学主义”和传播科学的途径改造社会。这表明他已从本能的爱国主义转向了激进的民主主义。不过也应看到,他的一些“改造社会”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
1920年,中国的思想潮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起来。瞿秋白在读了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后撰文指出:美国宗教新村运动失败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而恰恰在于“非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是普遍的较易的进步的办法”。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瞿秋白也加入其中,开始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不久他就发表了《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一文,明确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这说明瞿秋白对改造社会的探索有了新的突破,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更好地从实践上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1920年10月,瞿秋白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苏俄考察。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客观公正地向自己的祖国介绍列宁领导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阶段的真实情况,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并在那里经张太雷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归国时,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在不久后的五卅运动和大革命时代,他便成了“党内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
可见,五四运动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也是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他正是从这里开始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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