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传承人志愿者。我是坚持不懈的历史追寻者。我是革命老战士后代坚持履行义务和责任的传承人。我就是我。一个平凡而普通的、现今已经84岁的老人。

    几十年来，在信仰力量的鼓励下，我一直行进在追寻红色历史、书写红色记忆的路上。即使四次因为心力衰竭和肺部感染抢救，因为突发脑梗偏瘫、行动语言受到影响，都没有改变我的初衷。因为“信仰”的力量太过强大。在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市老干部局共同采访拍摄《晚情》时，我也真实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一对老红军战士的后代。我义不容辞到肩负着追寻历史、书写记忆、传承精神的义务与责任。所以我坚持一直前行在追寻的路上。 

    虽然行进的脚步越来越慢，以至而今84岁的我已难以出行，网络又提供我新的平台，而且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和收获。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网络平台带给我的特大传奇与惊喜。不容置疑，这又给了我强大心脏动力，和强大的精神与生命的动力！因为这是一份兜兜转转48年后，经过文革浩劫后，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地方或多少个人，终于从安徽省马鞍山市转到了我的手里。在也是我寻寻觅觅几十年最想找到的一份官方报纸。而2025年2月10日，快递竟梦幻般地飞到我手中。激动的心砰砰直跳，顾不得房颤顿时瞬间泪奔。

    因为得到信息的这分《北京日报》上有老红军母亲蒲文清，23年为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地区群众，文革前后始终坚持义务服务的事迹报道。这正是我写的红色记忆《我的红军母亲蒲文清》一书中所缺少的、北京市政府对她自觉践行长征精神为群众服务事迹宣传报道官方宣传的佐证。

    对我写的这本书这么重要，甚至可以说珍贵，因为我家文革被抄家3次，可以说是底朝天。而《北京日报》被诬陷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命运可想而知；《北京晚报》更是“三家邨”的基地，资料几乎被毁殆尽。而当年母亲蒲文清和她所在居委会、服务站的事迹，是他们和交道口街道党委宣传部负责义务服务的宣传采访报道重点。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边上班便开始我的寻史追寻红色历史、书写红色的漫漫历程。父亲1968年7月9日被交通部“造反派”迫害致死。奋斗7年之后得以平反，1975年12月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母亲2011年6月26日不幸心脏病突发逝世。经过30多年的寻史问根、不懈追寻。母亲的资料在陆续补充修改中，将近30万字的文稿，一篇篇读给母亲听。先后有一年时间,老人家，在认真、欣喜、泪目、欢笑、感叹、遗憾，无语……我懂了母亲的各种表情。最后问母亲怎么样，母亲回答“没有瞎编”。我的心放下了。没有一点兴奋，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然而，我心中的遗憾与缺失必须弥补。那就是，我的信仰鼓励鞭策我继续在追寻的路上行走下去。但意外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人生拐弯。

    2005年入冬前的一天周日上午，和老伴聊天时突然不会说话。左手及手臂无力耷拉下来。左边身子不听使唤，左腿和脚不会动。呀，偏瘫。虽然没有慌乱但吓了一跳……从急救车拉到医院抢救治疗到回家，在信念鼓励下全力配合医生指导治疗和康复锻炼。因为我要完成对母亲和心 的承诺：完成红色记忆的书写出版捐赠青少年。

    从2005年至2015年，我硬生生从克服病痛折磨，记英文字母，把电脑字字母符号都盘画写在硬纸板上背，同时学习开关、使用电脑的程序等必须的应知应会。流汗不流泪，行动不便、身体不适，手指必须学会灵活听指挥。就这样，我花费十年功夫完成了一套红色记忆《我的红军母亲蒲文清》和《逝去尘埃的岁月——忆我的父亲何炳文》。当我修订完母亲那本书稿时，我流着泪喊了一声“妈”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2015年12月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2016年纪念长征胜利70 周年的三八妇女节，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首发、捐赠仪式。一切如我所愿，告慰我的母亲，同时也告慰和祝愿天国的红军妈妈们灵魂安息……

    我所以坚持几十年对父母红色记忆的追寻，尤其是母亲，1953年从军委炮兵转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还没有定职定级，半年后就送北京市工农干部补习学校学习。两年后回到机关不久，就赶上国务院下发中央支援地方的通知。时任办公厅党总支书记、行政处长的父亲何炳文同志，给母亲传达通知的同时就对她说，干脆就不给你安排工作了，带个头去支援地方吧。母亲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却没有提出什么。就问转到哪里？父亲又说退休算了，退了休更彻底了。母亲没有接父亲的话，只是说我37岁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嘛。父亲说通知上面没有规定年龄。母亲一下子来了情绪，说那就干脆直接退到街道，又说就退到咱们住的交道口街道吧。因为从她被红军从地主家火坑里解救参加革命，就明白红军是为解放天下受苦受压迫剥削穷苦人的。她就认准为群众服务是她一生的使命。而今天要能到街道居民中，是找都到找不到的服务好机会。她没有多想，也没有关心自己的工资级别待遇，就拿着党组关系织介绍信、每个月百分之八十56元的退休证，痛痛快快到交道口办事处、党委办理了相关手续，就由财务科陈富英带到居民科，自己说她要求到居委会干点事情。就这么简单，母亲就成了交道口街道户口所在地居委会的一个普通居民。她心里想的是过去的就是过去了，现在一切重新开始。于是乎，我的红军母亲就就一心扎在居委会，一扎就是23年，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收她回交通部，将退休改为离休，重新安排工作定职定薪，至67岁1985年离岗回家。母亲自己告诫自己，离岗离的是部里担负的工作，但是并没有离开为群众的服务，所以心里眼里自己想的是能做的事儿太多了。她就这样去居委会，从普通居民、小组长、治保主任、居委会主任、居委会和街道服务站党支部书记，一直服务到回归交通部。离开时她们一块儿的老姐妹们真是情难舍意难离。接她班的陈玉梅主任说，蒲大姐，居委会还是您的家呀！其他人你一句他一嘴直把大家说乐，把母亲送回家。

    母亲在居委会23年。母亲说这是她参加革命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因为这是她踏踏实实、全心全意真正为群众服务的23年。这些年她虽然获得了很多表扬、荣誉，又是采访、登报、广播，又是作报告，还作为群众代表五次见到毛主席。而永远留在她心中的是群众对她的认可，和街道居民不管大人娃娃的她的你一句“蒲主任”“蒲大姐”“蒲大妈”和“胡同里的蒲奶奶”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欣慰。我了解我的母亲。当2011年6月26日下午6时左右，母亲心源性猝死心脏突然停止跳动的那一刻，她的心是平静的，是欣慰的。因为她是在从传达室取了《北京晚报》，扶着楼梯扶手上二楼到家，坐床边，打开报纸的一瞬间，头一歪倒在蹿到她跟前孙女的怀里。弟弟一看表：6月26号下午6的多。母亲没有受罪。瞬间，母亲突然离世的恶讯传遍周围居民，但却没有人到家里来。他们一拨一拨一群一群在宿舍大门外默默过往徘徊。当时纳闷的我后来知道：母亲虽然走的太突然，但说母亲一辈子做好事，二十多年给在交道口街道和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帮助救助过多少人。修行太好了呀。到了还在为家人亲朋好友和大家伙着想，不麻烦任何人。再说，老人93走的，也是高寿了，该是喜寿，有福呀！这会儿可该让一辈子劳累，一辈子为别人的老红军蒲大妈休息休息了，可不能打扰、惊着老人。在居民们心里，蒲大妈走了，可她给咱群众留下的念想太多了，太多了……7月2号灵开往八宝山的路上还特意在她生活工作几十年的交道口地区绕了一圈。为的是也给母亲联系永远的念想，让她的灵魂安息。

    母亲在居委会23年始终坚守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长征精神，为她所在的交道口地区群众服务义务服务整整23年，受到政府和群众的广泛支持、拥护和称赞。各种荣誉、表彰、访谈、报刊、广播、可以说官方媒体有着相当密度的报道，讲长征经历、长征精神，主动做义务校外辅导员，给大中小孩子们讲长征故事，应邀到机关、学校、工厂、商业部门等等作报告。但在写母亲的红色记忆这本书时，感到就是缺少那些年里官方对母亲为居民群众服务的报道。

    但却缺乏官方的报道，因为有这样的宣传报道就更能表明这位老红军战士，几十年为基层群众服务所做的这些平凡小事，却展示出她自觉践行长征精神、宣传长征精神、传承长征精神的提倡、表彰与推崇。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境界。正如母亲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发表在《中国检察》上一篇记住采访的文章主题“长征是一种信念，长征是一种精神”这也是我们党一贯重视革命信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精神的体现也正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每一个共产党干部所永远牢记，和努力做到的！

    母亲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不是财物，是养育和成就我人生的、他和父亲何炳文在延安结婚成家后建立起来的家风，和母亲自1933年参加红军至2016年93岁离世，坚守了一生的信仰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她最经典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真心实意做得叮叮当当响，那是一辈子做都不容易的。”这种精神融入到我的骨子里，虽然做得不够好，但一直努力着践行着，而且在我的女儿身上也体现着。这种家风同时也养育和成就了我的弟弟妹妹。就是父母先后离世后，我在个大姐依然和家人在延续着。那种“家的味道”就是我们聚会永远的主题。

（这十张这10曾经张刊登在北京日报上的，照片是文革抄家时藏在一双破棉鞋里才幸免于难的（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永远的红军》）后，捐赠给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收藏布展览于母亲展柜）

    不曾料想，48年后我终于如愿了。因为一张泛黄的48年前，即1978年7月26号的《北京日报》，竟如天神下凡一般飞落到我的手中。在拆开快递的那一刻，我止不住双眼泪流，又怕泪水打湿这份天外之宝，使劲克制自己的情绪和眼泪，小心翼翼取出泛黄的报纸，轻轻摊开在平展展床上。第二版“新的长征  新的脚步”的标题、母亲的名字和插图照片中，母亲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慈祥面容，猛然映照眼前。控制不住又老泪纵横得不能自己。因为我花费十年时间带病完成，于2016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出版发行捐赠的《我的红军母亲蒲文清》一书，我除查阅资料，听母亲讲述，遍访能找到的人，颇丰的故事经历成就了这部书稿。但是我深感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官方媒体如当时通讯报道母亲文图最多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的一份。母亲的在天之灵可能没有这个感应，但我还是要告慰母亲：妈妈，您一生无悔自己是一个老红军战士！您无悔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您无悔自己神游物外为群众服务坦荡荡的一生！

    难怪我几十年追寻仍不见踪影。因这《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当年文革浩劫时北京市委、市政府、“三家邨”的宣传“黑窝”点，造反派打砸抢抄的重点对象，所有资料怎么能不荡然无存呢。而我家，因父亲被造谣诬陷遭到交通部“造反派”三次抄家，直至被迫害致死，连《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样的红书也惨遭被毁，只有我偷偷藏在破棉鞋里的十几张珍贵老照片幸免于难能重见天日后，将老照片及它背后的故事写成文字奉献社会，捐赠给纪念馆。所以母亲当年以长征精神，带领居民群众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创业、解决居民就业等也就鲜为人知。我追寻的主要意图与根本目的，是让社会和我们的后代，从这些红色记忆中知道长征和长征精神。没有伟大的长征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也是母亲对我们的一贯教导与影响。这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我们的人民要永远学习、永远发扬、永远继承和弘扬的。我所以几十年不遗余力寻找官方媒体、报刊杂志的缘由，就是要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征精神仍然是人民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大干快上的巨大动力！长征精神仍然是我们党所提倡、发扬、鼓励的。这份迟到的老北京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无论对于中央电视台拍摄历史文献纪录片《胡同里的红军奶奶》，无论对于几十年如一在最平凡的街道居委会义务服务的母亲，都是宣传、弘扬、践行长征精神的有力的证明！长征精神不朽！长征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内核！而今虽然已经是2025年，长征胜利89周年了，但 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长征精神，一直在薪火相传赓续延绵，而且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都成为这支红色传承队伍中的生力军！正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新的脚步砥砺前行！

    我所以在48年后能得到“意外之宝”，首先感谢收藏这份报纸实质是收藏长征精神的有心人。虽岁月荏苒星转斗移，总归还是转到了追寻历史、书写记忆的蒲文清女儿延我的手中！这份《北京日报》48年的传奇之旅，能到我手，这不是上天的眷顾能是什么？这个意外惊喜，甚至让我将信将疑。然而一切又都是真真切切的：有报纸，有寄件人，有在信封落款处不清楚的歪斜的地址后还有一组数码，经放大镜辨认，竟然是手机号码。我欣喜若狂，急忙手机记下立即拨打，响几下就通了。对方一声“喂”令我泪如雨下，半天无语。对方急促的“喂！喂！喂！”我简单几句话就自报手机号码，请求他加我微信，想看到这位陌生的天外客什么模样，于是就抢先截屏了如下照片。我视频与他说话了。双方惊呀！对我而言得不可想象天外之物，就目前了解只此一张。更感这是天意成全我老太太。48年的一张泛黄旧报纸，报纸第二版所登恰恰又是我寻母亲经历最缺官方佐证部分，就这么飞来了，难道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从简短视频中了解他名为舒广松。他一家都是安徽马安山的农民，他在外面打工，今年55岁。他不是收藏家。报纸是他寄来的，但是他无法说清楚这张报来龙去脉。我只好请他他帮助仔细回忆一下，谁给他的地让他寄给收报人的？他怎么知道自家有存报，而又有人在寻这这张报纸呢？他什又是什么都说不清。最后他说，是老天爷知道您在寻找，就不言声地让归还给您。他可能也不知道您是谁。神都说不清，我一个农民打工的更说不清了。他可能是天神吧。我在心里说了句“鬼使神差”。于是我相信他是真的说不清楚。也就不再难为他了。

    但是我的心里充满感激。我要好好答谢他。我给他寄去了《我的红军母亲蒲文清》一书，并说明书和我寻找报纸的缘由。还给他用微信介绍红军长征资料，发去一些图片和我制作的音乐小视频。他非常非常高兴。说自己上学不多，认识也没多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好东西。老奶奶的这本书，他肯定会看完，还会给家里人看，也会给他的工友们看。对我千恩万谢。我呢，觉得他实在，多少遍说谢谢我。其实我应该好好谢谢他才是。新朋友舒广松，我老太太会永远记得你的这份，我寻史路上的这段传奇相遇的陌生但亲切的情谊。再说一遍：谢谢你！永远谢谢你！

    世事难料！漫漫追寻路上，我相信信仰和坚持的力量，总是会有奇迹的出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在人为，一切皆有可能！

    下面，我把请朋友就当年这篇刊发1973年5月27 日星期一北京日报上的扫描文章发出，作为对长征胜利89周年的纪念。也是传承人新的寻史新长征路上迈开新脚步的开始。

    新的长征 新的脚步——记退休女红军战士蒲文清继续革命的事迹

    编者按 退休女红军战士蒲文清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精神，值得学习。我们要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胜利地进行新的长征，就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甘愿做人民大众的“老黄牛”。街道战线像蒲文清这样的同志是不少的。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街道是人们居住的场所，生活的阵地。搞好街道工作，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重要意义。我们一定要重视街道工作，大力表扬优秀的街道工作者。

    蒲文清是交道口南大街八条居民党支部书记、市革委会委员。在交道口街道居民中，一提起她的名字，人们总是赞不绝口。有的说:“蒲大妈是红色的种子，她走到哪就把红军的好作风带到哪。”有的说:“蒲大姐坚持党的原则，心里装着群众，为群众操碎了心。有的说:“老蒲一个心思干革命，为革命啥都舍得出。”... ...

    人眼是杆秤。老蒲确实象人们所称赞的那样。

    “不为个人谋方便，一心为党作贡献”

    蒲文清今年六十岁。她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新田湾村的一户贫农家里，十二岁就给地主当丫头，饱尝了粮半碗、泪半碗的牛马生活。一九三三年，她逃出虎口参加了工农红军。长征路上，她步步紧跟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在陕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老蒲因身体多病退休到了街道。老蒲认为，退休只是革命岗位变了，决不是革命到家了。她找到居委会要求工作，先后担任了居民小组长、居委会主任、服务所长、居民党支部书记。

    蒲文清虽然在战斗中负过伤，流过血，但是从不居功自傲。群众说她“不为吃，不为穿，不为房子住得宽，不为个人谋方便，一心为党作贡献”。老蒲做居民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兢兢业业，很少吃上一顿消停饭，睡上一个囫囵觉。五保户的煤送了没有？要下乡的知识青年还缺点什么？就连东家媳妇生孩子，西家小孩要上学的事，她躺在床上还要再虑一遍。老蒲年纪大，身体不好，市有关部门为了照顾她，发给她一张医疗优待证。拿着优待证，从挂号到瞧病都可以优先。有一次，老蒲病了，在医院排队挂号时，不巧到她这里号挂完了。怎么办？不瞧吧，疾病折磨得实在难受。这时，只要她拿出优待证，不仅马上就可以挂上号，而且马上可以看病。可她没这样做，第二天一大早她又来医院排队挂号了。有人百思不解地对她说:“蒲大妈，你是负过伤的长征老干部，看病不排队是应该的。”老蒲却说:“大家看病都排队，我有啥特殊的。”

    蒲文清经常告诫自己：如果一个老干部，认为自己资格老，有功劳，就躺在功劳簿上，只讲吃住，不讲革命，只想享受，不想群众，天长日久，就会变的。蒲文清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居委会处理一批商品，其中有一件皮棉猴，老蒲穿着正合身。许多人都劝她说:“你为大伙起早贪黑，大冬天连件大衣都没有，这件皮棉猴又便宜又好，你就要了吧!”老蒲摇摇头说:“不行呀，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大家都需要。我是共产党员，在便宜事面前应向后站。”在老蒲的带动下，几位居委会干部一件便宜东西也没买。

    蒲文清时刻把群众装在心里，她为群众办的好事，就象天上的星星，看得见又数不清。在一九七六年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当她了解到街道托儿所做饭需要煤气，马上打发孩子把自家的一套煤气用具连同炊事用具搬到了托儿所，宁可自己不方便，也要让孩子们吃饱、吃好。至今，托儿所做饭用的大锅，还是老蒲在抗震时送去的呢！人们都说，“老蒲呀，你可真是心里装大家，唯独没有自家。”

    “节约过日子有理，干社会主义有功”

    老蒲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在吃穿用上比一般人家都差些。她和孩子穿的衣服总是大改小，棉改单，缝缝补补继续穿。有一回闹了这样一个笑话，由于老蒲穿的是带补丁的旧衣服，来找她的人竟然把她当成了保姆。其实，老蒲家里没有保姆。蒲文清在当服务所所长的时候，每看到地上丢的碎布条就心疼。长征路上，那一幕幕情景又出现在她的眼前，那时，她是护士排长，在过草地时，包扎伤口的纱布用完了，没有法子，只好用车前草叶子代替纱布包扎伤口……老蒲想:今天有了布，怎么能忘记过去呢？于是，老蒲就把扔掉的布条都拣起来，从中挑出稍好一点的拼起来，留给顾客补袜子，剩下的用来搓绳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老蒲的带动下，全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成风，成了北京市修理服务部门的一面红旗。

    在“四人帮”猖狂的一九七六年，这个居委会的“五·七”生产和生活服务事业搞得热火朝天。老蒲说:“我们不怕扣帽子，反正节约过日子有理，干社会主义有功。”在“四害”横行时，老蒲憋了一肚子气。她到上边开会，只要是有攻击、诬陷邓副主席的话，她回来一律不传达。在一次党支部会议上，老蒲实在憋不住了，她忿怒地说:“现在是人妖颠倒。英雄被骂成狗熊，狗熊被捧成英雄。咱们共产党员，不信鬼、不信邪、更不信屁话，她(指江青)越嚷嚷得欢，我们越是要搞好街道工作，干好咱们的社会主义。”

    忿怒化为力量。老蒲带领着支部全体党员，顶着“四人帮”刮来的阵阵妖风，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街道的步伐。“五·七”生产蒸蒸日上，青少年校外活动站越办越好，居民理发馆受到广大居民欢迎……居委会日子越过越富，条件越变越好。日子富了，条件好了，有人在生活上的要求也高了。一次，党支部副书记陈玉梅，带着“五·七”生产组一部分同志的意见找老蒲商议，要给“五·七”生产组的同志们买一批质量较好的工作服。老蒲并没有直接说工作服问题，而是讲了一段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故事。在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自己种棉花，周总理带头纺线，人们把槐树花砸碎染布做军衣。然后，老蒲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党的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可不能忘了。离共产主义还远着哩。”在老蒲的启发教育下，陈玉梅和大伙提高了认识，买了一些再生布的工作服。陈玉梅处处学着老蒲的样子做。“五·七”生产组需要手提包取活、送活，陈玉梅走进百货商店左瞧右瞧转了好几圈，到底也没舍得买。她想到老蒲在服务所当所长时拾碎布条搓绳子用的情景，毅然离开商店，到一家兄弟厂买来了五分钱一斤的下脚料，用一百二十三块碎布条拼成了一个手提包。群众看了高兴地说:“真是用上‘勤俭包’，革命传统记得牢。”“五·七”生产组，从一点一滴注意节约，一滴浆糊攒起来，一个煤核拣起来，一根线头收起来。她们工作用的围裙、套袖都是用一小块一小块碎布拼起来做成的。

    “重在教育后一代，一切服从党安排”

    蒲文清对待子女，要求严格，一丝不苟。“重在教育后一代，一切服从党安排。”这是蒲文清经常说的一句话。

图：1978年7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关于蒲文清报道的照片插图

    蒲文清的老儿子新生，他上初中时就希望自己能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保卫祖国。说也巧，在一九七六年春末，蒲文清的一位老战友、解放军某部首长来到东城区接新兵。有人赶忙告诉老蒲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你说句话，新生的军装就穿定了。”蒲文清笑了笑回答说：“不行。党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力。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过的老同志，可不能搞半点特殊哟!”有人惋惜地说:“人家打着灯笼到处找‘后门’都找不到，你却送上门的方便也不要。”老蒲把送上门来的方便推出去，把新生叫过来，说:“你想参军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愿望是好的，但要看是不是党的安排。我们祖一辈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孙为地主做牛马；我们这一辈担心的是儿孙能不能做人民大众忠实的‘牛’。你可要时刻警惕歪风邪气的侵袭。”母亲爱护孩子，孩子尊重母亲，新生感谢母亲对他的帮助，高高兴兴地当他的木工去了。

    蒲文清严格要求子女，坚决反对通过熟人关系搞特殊，也坚决反对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和荣誉为个人谋方便。一九七六年，老蒲的大儿媳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她以为婆婆是个有名望的老红军，工作分配一定是又快又好。所以她美滋滋地对婆婆说:“妈，您是长征老干部，又有名望，我的工作分配准能照顾一下吧!”蒲文清严肃地说:“今天照顾儿子当兵，明天照顾儿媳妇分配工作，后天还不知道要照顾什么，这样照顾来照顾去，不就变成了特权？针尖大的洞，能钻出斗大的风。这个口子咱可万万不能开。”儿媳觉得婆婆讲得很有道理，表示一定高高兴兴地服从组织安排。

    蒲文清对子女不仅言传身教，还经常用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和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

    人有革命大志，才葆革命青春。过去跟随毛主席胜利长征的蒲文清，今天又迈开新的脚步，跟着华主席开始了新的长征。

    本报通讯员 陆慧琴 权彦卿
    本报记者 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