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蒲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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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二分钱一份

    “北京晚报，二分钱一份”，这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叫卖声，多少年来始终在我耳边回响。声音是那么响亮、那么生动、那么有吸引力。尤其在2011年6月26日，我敬爱的母亲猝然离世后，这声音连同她叫卖北京晚报的故事，就更让我感动万分、回味无穷。生命中总是有一个声音在鼓励和催促我：把它写出来，用以纪念老同志逝世周年，同时让北京晚报知道，60年前就有这么一位铁杆读者和卖报人，更是唤起当年曾经在交通部大门口、从老同志手中买过晚报老人们那一刻的回忆。

    好吧。我怀着对母亲无比崇敬的心情，将当年的老照片和它的真实故事，奉献给母亲终生敬爱和服务的百姓群众。回忆，就是缅怀；回忆就是纪念；回忆就是对母亲那一辈红军战士、革命战士革命精神的传承。

    母亲蒲文清，她和北京晚报的情分可长了。从北京晚报一创刊她就订阅，至今足足60多年了。她在交通部大门口叫卖北京晚报的照片，距今也已经整整55年了。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但往事在我心中依然历历在目。

    北京晚报，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份“亲民”的报纸。因为当年从它面世的那一刻起，就受到社会方方面面、尤其是广大社会群众的抢看。即使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也都会舍得挤出二分钱买份晚报看看。

    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从《北京晚报》创刊的那一天起，对于我们这个清平而又有些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说，它就成了我家的当家报纸。全家人只要下班、放学回来，不管大小都是顾不上吃饭，先抢着晚报。

    那时的晚报没有现在这么多广告，所以从头到尾都值得好好看。关键是各种消息多、尤其是反应老百姓的事儿特别多，感觉很亲切。后来“文革”的种种遭遇就不必提了。代替报纸的，是每天铺天盖地的各种小报和五颜六色的传单。不管这些多么热闹，它也代替不了北京晚报在我们家人心中的位置。所以天天下午期待的，就是3、4点钟到手的北京晚报。

    当父亲没有逃过四人帮的浩劫被迫害致死后，弟弟妹妹相继当兵，最小的弟弟农村插队，我也离家工作，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的时候，她狠心把所订阅好些年的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等都退了，只留下了北京晚报。于是晚报，就成了母亲学习、生活和精神最亲密的伙伴。后来晚报被迫停刊，母亲心中的那份情感和因此的失落，实在是无法言表。因为忙碌、劳累了一天的她，失去了每天晚上唯一的安慰与陪伴、每天各种消息的来源彻底没有了。这让母亲失落的内心，甚至有了些她从未有过的痛苦感觉。
 
    而当北京晚报复刊的消息一经证实，母亲兴奋得立马亲自快步到地安门邮局，去恢复了我家晚报的订阅。这一订又是40多年过去了。

    母亲对《北京晚报》，为什么这么喜爱和感情这么深？这要追述到60年前的1961年了。

    1961年，交南居委会建成的服务站大大方便了群众。可是，怎样才能让群众得到服务的实惠呢？总不能等着群众上门吧。母亲觉着，办服务站是为了方便群众。现在办起来了，就要主动地、热热闹闹地为群众服务。她找大家一块商量，怎么让服务站运转起来。母亲知道，这对于刚刚走出家门的妇女们来说不容易。但是这第一步总得走出去啊。做任何事情都是“只怕站，不怕慢”，总得要动起来才行。于是，母亲首先把我家的破旧被套拿到服务站来弹，又动员同院儿的邻居。她还向父亲介绍服务站能做这做那，并让父亲向行政处和部里的双职工介绍介绍。
 
    其实啊，母亲的心里早就打好了主意：她准备带领大家从卖北京晚报着手。因为那时的人都知道，北京晚报是群众最喜欢的报纸，很多人都说它是为老百姓专门出的报。当时人们都不富裕。按月拿出来钱来订报，而且一份要5、6块钱，这可不是小事。因为那时一个人每月的生活费也就8、9块钱。可是又都喜欢并且想看这份报，怎么办？就天天舍着二分钱买。所以每天一到上报的时候，你看吧，满大街都是卖晚报的。

    所以，母亲打定主意：服务站从卖晚报热闹起来。她认为这是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群众拥护的。于是，她走白天赶晚上，把交道口、北新桥、十条、宽街路口，以及北京中医医院大门口的一些卖报摊、点，都走到了。她看得清楚：哪个地方儿都有等着买报的。只要北京晚报一到，等着的和过路的，全都抢着买，一摞一摞的晚报，转眼就卖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