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何炳文与母亲蒲文清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介绍

    父亲枣红马背上的马褡子,是延安被服厂生产的。布, 是边区人民自己种下的棉花、自己纺的线、自己织下的。就那灰色，也是聪明的边区人自己染下的。因为这马褡子缝制的结实，又保险又方便，所以延安人出差办事，几乎人人都带着个马褡子。好多延安人都自豪地说：马褡子是咱延安人的标志。外头来的人，也大都希望能得到这么个尊贵的礼物。

    而且这马褡子缝制得很特别。它好似一个6尺多长、2尺多宽的大口袋，还是双层的，一面的中间开口。开口处缝着对称的带子，方便取东西时打开、拴上。另一面是完整的。左右两头的下边各缝了个大口袋，口袋开口处有大扣子扣着。

马褡子的正面

马褡子的反面

    父亲的马褡子,是1945年底他调任延安抚恤委员会主任时发的。他所有的家当，就是马褡子和它里面穿的、用的、办公用品，和铺的、盖的。1947年初，它又成为我们全家人疏散转移的唯一行李，也是父亲所带领这支队伍行军唯一的“公文袋”。

    从行军开始，马褡子就几乎没有和父亲分开过。母亲虽然背着小弟弟，同时还照看着随队的家属和孩子，也总是操心着它，时时不离枣红马左右。每到宿营地，母亲都首先把马褡子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如果发现有开线或者被刮破的地方，她都会立即缝补好。出发前，我总是听父母说：可别小看这个灰色土布马褡子，它是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的。

    马褡子，不过就是这么个东西。它何以这么重要？它还能比父母亲的生命更重要吗？父亲说，那还真是重要得多。因为马褡子里面装着全体人员的花名册，装着一路经过各兵站所需的介绍信、各种证明、少许钱票，还有装着非常希贵的20块大洋的包包。难怪行军的时候，父亲总是把马褡子驮在他自己骑的马上。宿营时，父亲把马褡子放在身子下边。所以说，小小马褡子关系到全队人员的性命安全，关系到转移任务的完成与否。我虽然似懂非懂，但还是知道一点父亲说的“人在马褡子就在”，这话的分量了。
 
    为了全体人员和马褡子的安全起见，队伍改成白天防空晚上行军。记得走到一个叫冯家营的地方，突然遇到敌人空袭。父亲一下子从马上跳了下来。人都没站稳就把马褡子拽下来，自己立刻扑在上面，同时喊叫让大家立即就地卧倒。他又让老杨和警卫员赶快招呼老人和伤残人员，同时要求大人不准喊、娃娃不准叫。不等一队人马安顿好，飞机呼地一下子就掠了过去。父亲庆幸没有被敌机发现。虽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留在父亲心头的，却是不尽的紧张和后怕。在以后的行军路上，父亲、母亲和马夫老杨，更是格外小心谨慎地守护马褡子了。

    黄河在吴堡的东边，到河边后的行军路，就是顺河走，常常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河边有的地方宽，好走一些；可有的地方又窄，脚一滑就沾上水；有的地方又要踩着冰水走，让人特别紧张。因为不知冰层的厚薄，就只有揪着心慢慢往前试探着走。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和小红马都能小心翼翼地、平安地走过去。我呢，就紧跟着大人走。但常常是前面的叔叔，用手紧紧地拉着我走。这也避免不了一滑一滑地紧张害怕。

    在几段道路极为艰难危险的地方，母亲顾不了拉着的和背上的弟弟，也无法顾及父亲。她全力照看着架窝子里的孩子。父亲呢，让马夫老杨只管拉着枣红马，和照看好马背上的马褡子。而他，则拄着拐杖一步步艰难行走着。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不叫累不喊苦，使劲拉着一个叔叔的手跟着慢慢前行。

    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境内后，因为没有一条比较安全的通往河北方向的路，只好继续顺黄河边前进。小小的我，就这样每天跟着队伍，在饥饿和寒风中走着走着。已经被冻伤的双脚，此时几乎一步也迈不开了，多想让拉着我的叔叔抱抱我呀。无奈父母不让，就只好时不时站着哭两声。有时，又瞌睡得直往地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