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职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了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同志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怎么说呢，我那时的感受，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能够想象到的。仲勋同志为了照顾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我们的小女儿安安是靠吃奶粉长大的。

    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一个取名为近平、一个取名为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父亲仲勋照顾。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风趣而又豪迈地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也许是与解放前我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农村、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又远，和家人在一起活动时候特少有关系，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仲勋同志对我不关心，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但是，作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这是鼓励我自强自重，希望我能成为对党的事业有用的人。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春，胡宗南蒋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同志和仲勋同志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基础。安塞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时，我正在绥德工作，进行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参加了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了安塞，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同志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为有这样的一位严于律己的丈夫而暗暗地自豪。

    50年代，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我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对仲勋说了，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同志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总是仲勋同志最为开心的时候。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同志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同志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们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其实毛主席当时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竟然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一时间被广为流传。

    那时，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人顿时就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同志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山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们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也就是仲勋同志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但仲勋同志并不安于优越，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为此，仲勋同志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主席让中组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在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他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7年。回想起来真是一言难尽……

    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勋同志受迫害的时间加起来长达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勋同志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被冲进工厂的红卫兵围了起来。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也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被关入西北大学。当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为后劝阻说：“难道革命就是为了抢几部汽车吗？”并希望他们自觉地维护正常秩序，不要妨碍生产，并上书毛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因此仲勋深得一些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

    仲勋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令他终生难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同志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久。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72年冬，姐姐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一见习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帮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不仅安排我们一家人相见，还解冻了一部分存款，并指示有关单位为我们一家解决住处。当我们获悉总理的批复后，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有如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同志，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同志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他竟然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同志，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阳，是河南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把我们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在两间房子里，度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更坚定了他在有生之年回报党和人民的信念。

    这时的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口。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天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们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其中有一位是附近农村大队支书李政的父亲，他过去以挑货郎担为生，与仲勋同志结下的友谊最深。仲勋特爱和看水库的邓老头开玩笑，每次一见面，总像个淘气的孩子一般跟老人开玩笑：“怎么我刚才在南村果园见到你啦！”那老人听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因为他有些迷信，心里忌讳这么说，好像见鬼了。但是他又很矛盾，既想早见到仲勋同志，又害怕他说那句话。可是仲勋同志偏偏一见到他就说，像个顽皮的小老弟，让老人对他无可奈何。为此，我和女儿桥桥经常伴在一旁偷笑。有时候早上散步时，我们还到老货郎李老头家里去，如果赶上他家吃早饭，我们就吃上几碗红薯大米粥，那米粥的香甜至今令我难以忘却。

    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们也是深受感动的。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仲勋下放该厂当过副厂长，在下车间劳动时拜的师傅)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