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将至，又逢中元。在这祭祖扫墓、缅怀故人、寄托哀思的时节，人们不会忘记为国家和民族捐躯的英烈们！在此，我们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探访一下红色之乡——“围子里”，重温抗战历史、接受红色教育、祭奠烈士英魂。

    许王、史家、红星三村紧密相连，形同一村，位于青州市高柳镇最北端，北阳河的西岸，过去统称为“围子里”。许王、史家、红星三村居民共有1500余人，有李、史、刘、赵、王、鞠六姓。许王李姓为主，占本村人口的百分之95，约750人、赵姓40余人、鞠姓一家；史家村是清一色的史姓，有400余人；红星以刘姓居多，人口300余，王姓、赵姓约50人。其中许王、红星原为一村，因刘姓大部分村民都集中在村的东边依河坝而居，故称“东头”，直到人民公社化后的1962年，刘姓才从许王(生产大队)中析出，独自立村，定名为那个时代色彩很强的名字——红星村(大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围子里”曾是“东西一枪打穿，南北一炮打透”的益北抗日根据地中心。益北地区是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的主要游击区，是清河特委、渤海区党委和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三支队（后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活动的重要区域。大批共产党人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与“围子里”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诗篇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雕塑了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围子里”因此有“抗日堡垒、益北延安”之美誉。

    “围子里”至今保存着多处红色革命遗址，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依然向世人讲述着“围子里”人民英勇抗战创造的光荣历史。

    “围子里”三村村民竭尽全力支援抗日战争，使“围子里”成为一个坚强的抗日堡垒村。由于处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离敌人的控制范围相对较远，当地国民党政府对其控制较松，容易隐蔽地开展革命活动，又有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围子墙，“围子里”东有一条北阳河南北贯通益北地区，一人多深，到夏天河里有芦苇，河道便于打仗摆兵布阵，隐蔽出入。天然的条件很适合做县委机关驻地。因此我党党政部门和八路军的一些重要机关常设在村内，诸如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益北行署、益北完小、《群众报》社、兵工厂旧址等。我党一些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如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书记马巨涛和韩洪甫，益寿县委书记韩洪甫，组织部长刘旭东，组织干事是郭华、郭民兄弟(南星落人)，宣传部长张鲁泉，宣传干事赵子美、胡为新，民运部长李明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等都曾率部在此驻扎、指挥战斗，四边县长赵治安及秘书赵子美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更是经常驻防“围子里”，领导益北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巷里坊间都留下了他们战斗和生活的足迹。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成立后曾经在此驻扎，抗日的大旗自此高高飘扬，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围子里”交通区位优势明显，1928年就有中共党组织在“围子里”一带活动，1938年5月，中共鲁东工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对特委和县委一级的党组织进行调整，中共益都县委撤销，中共益都中心县委成立，书记李云鹤。负责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党的领导工作。益都中心县委成立后，领导四县党政军民积极开展工作，组织抗日武装和抗日团体，党员发展人数也迅速增加，是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的4倍多。1938年6月中共益都县委恢复，胡维鲁、马巨涛先后任书记，仍负责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党的领导工作。1939年10月，中共益都县委转移到胶济铁路南部后，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成立，马巨涛任书记，就驻扎在“围子里”许王村，独立营、武工队、县大队都在此活动，与“围子里”及益北地区革命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伪军的侵略气焰。

    “围子里”作为益北地区的中心，益北地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

    1939年10月，随着“围子里”及益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及以“围子里”为中心的益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成立了益北行署，下设行政村、农会、妇女会、民兵组织，在群众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使在日伪铁蹄下苦苦挣扎的“围子里”及益北地区人民看到了希望。益北行署成立后，实行解放妇女、减租减息和分配余粮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游击战争。在“围子里”建有兵工厂、印刷厂、银行、看守所、卫生所、供给处。

    1940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第4年，日本侵略者对益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链、以公路为环、以据点为锁，隔绝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制造军事摩擦，并大肆造谣，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八路军产生怀疑。在这种形势下，“围子里”三村党组织发动人民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游击战术同日寇进行斗争，有“铁许王、铜史家、打不垮的红星”的赞誉。日寇把这个根据地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围剿大“扫荡”，妄图乘我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立足未稳，一举扑灭人民的抗日火焰，“围子里”三村有近50名百姓惨遭杀害，“围子里”三个村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1年9月20日，日伪顽军趁我抗日军民集中精力开展“秋收”之际，从各地纠集千余人，向“围子里”包围过来。县委、县政府当即作出应急部署，由独立营和县大队分兵阻击敌人，为部队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及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群众的转移争取时间。在阻击和突围中，独立营和县大队指战员们同仇敌忾，临危不惧，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掩护群众，掩护战友。“围子里”三村党支部一面组织乡亲们冒着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和老百姓团结一心，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向北转移到敌人势力薄弱的黄河沿岸一带——广（广饶县）北抗日根据地。在阻击战中，独立营和县大队有1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

    是年秋，日伪在益北地区进一步大搞“集家并村”，修建“部落”。日伪军在“扫荡”中烧毁田地庄稼和村庄，强行驱赶益北百姓迁家移村，并入指定村庄，在四周修筑起数米高围墙。敌人称之为“部落”，完全失去自由的益北百姓愤怒地称其为“人圈”。在“部落”5公里之外的无人区，日伪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庄稼就割，见东西或掠或毁，迫使大部分益北百姓不得不归入“部落”。益北抗日根据地由原来20多个区缩小到只有不到10个残缺不全的区。“围子里”成为“东西一枪打穿，南北一炮打透”的益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形势恶化，一些干部群众产生悲观情绪。

    1942年2月，四边县委和县政府发出号召，哪怕只剩下一个村庄、一块芦苇荡、一条沟壕，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党组织向群众提出“誓死不离益北”“誓死不进人圈”等口号。部队、各级干部始终坚持不离根据地，在积极搞好反“扫荡”的同时，大力帮助益北抗日根据地群众搞春耕，协助他们搭窝棚、挖地道，并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粮，给了益北人民很大鼓舞。

    为扩大反“扫荡”的胜利成果，1943年5月9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亲率主力，在“围子里”南寨门东阳河滩里，伏击了来“围子里”“扫荡”的日军一个连队建制的中队，历时一天一夜，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让日军很震惊，也让“围子里”的群众信心大增。这次伏击战，极大地鼓舞了益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它对于配合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地区反“扫荡”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英雄的“围子里”人民当年同益北人民一样，积极配合清河军区和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群众成为反“扫荡”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围子里”人民全民皆兵，青壮年全部编入自卫军，拿起农具是农民，拿起武器是战士。老人、妇女、儿童也承担起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敌人“扫荡”，他们打冷枪；敌人驻扎，他们袭扰；敌人追赶，他们与之在抗日沟壕、芦苇荡和青纱帐里周旋，搞得“扫荡”之敌日夜不得安宁，精疲力尽，涌现了姊妹团团长史凤英等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围子里”因此被誉为“抗日堡垒、益北延安”。

    “围子里”三村人民和八路军亲如一家，群众生活虽然非常困难，但却倾其所有支援自己的队伍。1939年除夕，饺子刚包好，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一部分人员转移到村里，各家各户争着往家里拉战士，一碗饺子分开吃，军民喜气洋洋共庆佳节。1940年益北地区发生严重的荒灾，加上敌人的封锁，“围子里”三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所以这一年“围子里”三村人民的生产生活处在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树叶、野菜成为军民最主要的口粮。当春天野菜破土发芽，杨树、榆树、枣树都长出嫩芽时，杨国夫司令员下令不许部队在村庄方圆十五里以内采摘树叶和挖野菜，要把树叶和野菜留给群众，自己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因此，“围子里”三村老百姓主业之一就是人手一篮一铲到野外挖野菜。常挖的有荠荠菜、灰灰菜、扫帚菜、蒲公英、野苋菜、马齿苋、马兰头、野小葱等，采回来的野菜洗净，放上盐直接掺在五谷杂粮里权当主食，有的可以用盐腌起来作为下饭的小菜。当年的一首歌谣一直流传至今：“粮食不够吃，瓜菜帮大忙。没有粮食瓜菜补，没有菜吃野菜帮。精打细算度春光，节省粮食交公粮。子弟兵吃饱好打仗，支援前线第一桩。”这首歌谣充分体现了益北军爱民、民拥军，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1941年底，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十团卫生所迁至“围子里”，益北抗日根据地和渤海军区西部伤病员都往这里送，最多时住有伤病员60余人。村民把房屋都腾出来给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住，自己住驴棚、猪栏。担架不够，村民把自家门板卸下来做担架。有伤病员牺牲，村民用自家板柜当棺材予以掩埋。1943年秋天，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的一个机关有100多人来到“围子里”，“围子里”三村人民开始各家各户称粮食、称煎饼给部队吃，群众有什么部队就能吃什么。如今，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日子也好过了，人们不愁吃，不愁喝，在吃腻了大鱼大肉后，找乐趣，开始追求自然，返璞归真，时尚地吃起了野菜，并美其名曰：纯天然，健康品，有的还注重野菜的特殊功效和药用价值，殊不知，和过去相比，吃的目的不同，吃的心境差异，其本意也就大相径庭了。但不管怎样，直到现在，我还是要无比感恩那些立过功，救过命的野菜，牢记那些不该被忘记掉的野菜谣。

    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建立起亲密的鱼水关系。日伪军的血腥政策，吓不倒革命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千方百计地给游击队送盐、送粮食、送情报。

    群众把八路军视为亲人，把帮助掩护、保护抗日物资、保守抗日秘密看作是应尽责任，为此不怕担风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

    “围子里”三村人民对八路军的印刷厂、文件物资也是拼着身家性命加以保护。1940年秋冬季节，日伪军探听到有关印刷厂情报后，多次搜剿“围子里”。妄图一举铲除摧毁地下印刷厂，由于洞口极为隐蔽及群众基础比较好，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气急败坏的敌人烧掉了10余户人家的房屋50多间。1941年4月17日，寿光辛家庄据点的日伪军100多人，突然再次包围“围子里”，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在地里干活，发现日伪军过来，便顺着抗日沟转移了，在“围子里”的人们大部分及时下了地道。日伪军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搜，把未能及时掩藏的老弱病残群众和孩子集中赶到史家庄的大街上。日军逐个人看衣服、翻口袋想从中打开突破口。敌人从十六岁的姊妹团团长史凤英的口袋里搜出一只细铅笔头，便当作八路干部嫌疑进行审问，要她说出报社藏在哪里，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史凤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报社。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顿耳光打得她满脸紫青，口喷鲜血。再问八路军印刷厂在哪里，物资藏到何处，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敌人气急败坏，用皮鞭凶狠地抽打她，史凤英怒视敌人：你们这些狗强盗!就是杀了我，也不知道!日本鬼子无计可使，凶象毕露，把她拖进了史成学的小西屋里，在她痛苦尖厉的叫骂声中剥光了衣服，一个禽兽不如的日军军官狞笑着扑向了她……这时，说时迟，那时快，藏在东屋内的史成学忍无可忽，怒不可遏地抽出藏在屋檐下的红缨枪，愤怒地向日军军官刺去，结果被敌人连捅三刺刀，英勇地倒在血泊中。气急败坏的日伪军点燃了房子，将史凤英活活烧死在屋内。紧接着把十几位老人捆绑起来，引逼利诱老人们说出洞口在什么地方，八路军印刷厂在哪里，物资藏到何处，老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知不道!”“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残忍地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在大街上!同年9月的一天，日伪军再次包围了许王村和史家庄，当时寿五区区公所和县公安局的同志正在许王村李序吉家里开会，听到枪响后紧急转移了。李序吉的母亲正在收拾同志们坐的凳子，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威胁她说：你这个八路老婆子，今天不说出报社及其印刷厂藏在哪里就叫你去见阎王。她被连拖带拽地来到史家庄《群众报》社隐藏的胡同里，同时被绑到这里的，还有李洪喜、李序成、李相、史宗仁。鬼子杀气腾腾，明晃晃的刺刀在人们面前摇晃着，一个伪军头目大吼：今天不把报社交出来，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敌人一个一个的对他们反复地拷打审问，大家都说，不知道!紧接着又是一阵毒打，换来的还是一句：“不知道!”为了杀一儆百，日军先用刺刀捅死了六十多岁的李大娘，然后将其他四个人分开审问，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一句：什么也不知道! 敌人黔驴技穷，便下了毒手，四名群众为保护报社印刷厂文件物资，在遭受日伪军任意侮辱和毒打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不到半年的时同内，在敌人多次围剿中，为了保护《群众报》社及其印刷厂的安全，“围子里”共有10余名无辜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分别是史凤英、史成学、史宗人、史美红、李相贤、李洪喜、李东义之祖母，李锡诚、李东甫父子及其女婿。先后，有200多间房子被烧毁。《群众报》社及其印刷厂却安然无恙。

    此后“围子里”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企图扒掉用以掩蔽抗日军民的土围子墙，在以后日伪发动的三次大的“扫荡”中，又有数十位村民惨遭杀害!“围子里”三村人民为抗击日寇侵略做出了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