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为讲好红色故事，展现红色历史，许王村将村内闲散的院落进行了整修，收集藏品100多件，重点打造红色历史展馆。经过半年多改造，青州市高柳镇许王村的“围子里”红色历史展览馆日前正式开放。近日，我应邀作为向导，有幸与几位朋友一起来到青州市高柳镇许王村“围子里”红色历史展览馆，参观展览、藏品，共同追忆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重温红色革命峥嵘岁月，从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前行力量。

    我首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红色“围子里”的历史沿革

    许王、史家、红星三村紧密相连，形同一村，位于青州市高柳镇最北端，北阳河的西岸，过去统称为“围子里”。距青州城50华里；离广饶、寿光、临淄各约35华里，是名副其实的四县边区。北与广饶县大王镇吴家村紧邻接壤；东与大王镇苏庙村一河之隔；省道青垦路在村东跨河而过，向南1公里便是省道济寿路、东距东红高速路口仅2公里；西距临淄区皇城镇3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明、清至民国初期时隶属青州府寿光县。1939年至1945年，属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1945年秋，属益寿县；1952年6月，并入益都县；1958年，属益都县阳河人民公社；1976年属段村人民公社；1984年，社改乡属青州市阳河乡；1992年1月，乡镇合并属青州市朱良镇；2007年8月，乡镇再次合并后属青州市高柳镇。

    许王、史家、红星三村居民共有1500余人，有李、史、刘、赵、王、鞠六姓。许王李姓为主，占本村人口的百分之95，约750人、赵姓40余人、鞠姓一家；史家村是清一色的史姓，有400余人；红星以刘姓居多，人口300余，王姓、赵姓约50人。其中许王、红星原为一村，因刘姓大部分村民都集中在村的东边依河坝而居，故称“东头”，直到人民公社化后的1962年，刘姓才从许王(生产大队)中析出，独自立村，定名为那个时代色彩很强的名字——红星村(大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围子里”曾是“东西一枪打穿，南北一炮打透”的益北抗日根据地中心。益北地区是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的主要游击区，是清河特委、渤海区党委和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三支队（后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活动的重要区域。大批共产党人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与“围子里”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诗篇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雕塑了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围子里”因此有“抗日堡垒、益北延安”之美誉。

    “围子里”至今保存着多处红色革命遗址，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依然向世人讲述着“围子里”人民英勇抗战创造的光荣历史。

    百年芳华，百年征程！无数革命先烈在“围子里”这片热土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在这里留下红色的印迹，处处闪耀着红色的光芒。

    今天，“围子里”未被修复的断壁残垣至今仍存，成为不忘国耻的传统教育基地。“围子里”现存各类抗战遗址10余处，加之周边青野秀水，田园风光景色宜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瞻仰革命遗迹，追忆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岁月，体验当年的革命生活。

    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古遗址情况，有时间的话，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土围墙遗址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捻军作乱，为防御捻军骚扰，各地乡绅、团练督办各村修建围墙，因三村紧密相连且无明显界限、村民交叉相居，所以，三村共同所筑土围墙。土围墙将三村更紧密的连为一体，形同一村，故称“围子里”。

    围墙长度达到1000余米，下宽8米，上宽3米，高约4米，就地取土筑墙、分层夯实而成。墙的南、西、北三面均是2米多深、5米多宽的大沟，东面围墙就是加固加高的北阳河河坝，北阳河俨然成了三村防务的护城河。

    为方便人们出行和安全起见，围墙四周设立了5个大“寨门”：后街、前街东西两头各设一个，中街只在西端留有一个，南边另开有一个小门。两个东寨门都设有闸板、腰桄，以防北阳河水满溢而倒流。各寨门上方额匾刻有“人和寨”三个大字，寓意三村百姓和睦团结之意。寨门昼开夜闭，有乡丁村勇在围墙上站岗巡逻，围墙对防御强人骚扰、保障村民安全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先民的勤劳智慧和团结，才有了“围子里”这样一个祥和的村落，才有了后人们繁衍生息的风水宝地!

    清末民初，受洋务运动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个小小的“围子里”开始显山露水，短短几年中，“围子里”各村的小手工作坊、小商号已发展到十几家。有染坊、油坊、酒坊、铜丝箩网厂、卷烟坊、洋布店、饭店、馒头房、火烧房，还有赚取外汇的“发网坊”等等，“围子里”林立的商号店铺，无不向人们昭示着昔日“围子里”的繁荣和辉煌。

    土围墙遗址见证了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先烈的初心和使命，留下了许多光辉史迹和宝贵的红色革命印记。

    早在1928年，益都县第七区苏维埃政府设于此地。在中共益北特支的领导下，第七区苏维埃政府带领七区人民开展没收分配土地、豁免追征旧粮、预征钱粮、取消契税抵纳券等活动，涌现出了一批革命英烈。

    1928年2月，在中共山东省委派员指导下，在东朱鹿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隶属中共山东省委的“中共益北特支”（书记陈德义），负责益北地区及寿光部分地区党的工作。益北特支领导经常在“围子里”这片红色土地上进行抗日宣传。1936年夏，中共山东省委派组织员景晓村到大陈庄检查指导工作，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发动，益都党组织的影响深深地扎根于“围子里”群众之中，为以后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为了保障益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把国民党武装调出中心区域，粉碎国民党益都县当局的“进剿”计划，1936年7月25日，益北特支领导在“围子里”“三官庙”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行动。会议决定：主动出击，开展八一示威大行动，进行缴枪、扩红大竞赛，进一步扩大红军的影响，发动群众，把革命烈火燃烧得更旺，把革命形势引向纵深发展，以此纪念八一。7月29日，益北第一支红军部队——益北赤卫队在“围子里”“三官庙”举行八一誓师大会，陈德义作动员报告，刘子科部署军事行动。会后，益北赤卫队袭击了阳河、朱良等地的大小城镇10余个，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1挺，扩充红军新战士300余人，极大地推动了益北游击根据地建设和革命形势发展。

    百余年来，土围墙是一座承载红色历史的革命遗存，始终在益北地区“围子里”这片红色土地上傲然矗立，默默地向世人展示革命英烈忠诚坚定、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爱国爱民的精神力量，它将进一步唤起民族精神，激励世人，在百年奋斗路启航新征程。

    “通济桥”遗址

    在地处交通要道，正冲后街东寨门的北阳河滩里有一石桥，曰“通济桥”。通济桥是由莱州、登州，经寿光县城，通往济南府的最近路线和必经之路。无论是车马挑夫、行人客商，东来西去都要经过此桥。据村中老人记忆，解放前，这座桥是“围子里”出东寨门唯一的水上通道。此桥在清同治年间曾进行过较大规模重修，所立的桥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为修桥募捐者而立的两块功德碑，就砌立在许王村“三官庙”的前墙窗下，上面详细地刻有捐资者姓名和捐银数目，捐资者大都为阳河两岸四里八村的百姓乃至寿光城里的商贾绅士，可惜这两块石碑现已不知去向。

    其实，在许多老区“围子里”人民眼里，这座桥不只是一座普通的桥，更承载着深厚的革命历史，与一代又一代的“围子里”人民一道聆听着革命的号角，为老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大汶口文化遗址

    1985年冬，青州市博物馆原馆长夏明采，来许王村指导村级整党工作时，在村北的土湾周围，村人称“后湾子”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反映古人类生产、生活的古文化层堆积遗存，后来被考古部门认定为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许王遗址”。其出土的陶器和砖瓦碎片样本现存于青州市博物馆。

    现在，我们到达目的地——红色“围子里”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围子里”三村村民抗战的事迹【详见《潍坊日报˙今日青州》331期（2021年10月19日一版至三版）】

    “围子里”三村村民竭尽全力支援抗日战争，使“围子里”成为一个坚强的抗日堡垒村。由于处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离敌人的控制范围相对较远，当地国民党政府对其控制较松，容易隐蔽地开展革命活动，又有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围子墙，“围子里”东有一条北阳河南北贯通益北地区，一人多深，到夏天河里有芦苇，河道便于打仗摆兵布阵，隐蔽出入。天然的条件很适合做县委机关驻地。因此，我党党政部门和八路军的一些重要机关常设在村内，诸如下面将要叙述的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益北行署、益北完小、《群众报》社、兵工厂旧址等。我党一些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如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书记马巨涛和韩洪甫，益寿县委书记韩洪甫，组织部长刘旭东，组织干事是郭华、郭民兄弟(南星落人)，宣传部长张鲁泉，宣传干事赵子美、胡为新，民运部长李明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等都曾率部在此驻扎、指挥战斗，四边县长赵治安及秘书赵子美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更是经常驻防“围子里”，领导益北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巷里坊间都留下了他们战斗和生活的足迹。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成立后曾经在此驻扎，抗日的大旗自此高高飘扬，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围子里”交通区位优势明显，1928年就有中共党组织在“围子里”一带活动，1938年5月，中共鲁东工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对特委和县委一级的党组织进行调整，中共益都县委撤销，中共益都中心县委成立，书记李云鹤。负责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党的领导工作。益都中心县委成立后，领导四县党政军民积极开展工作，组织抗日武装和抗日团体，党员发展人数也迅速增加，是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的4倍多。1938年6月中共益都县委恢复，胡维鲁、马巨涛先后任书记，仍负责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党的领导工作。1939年10月，中共益都县委转移到胶济铁路南部后，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成立，马巨涛任书记，就驻扎在“围子里”许王村，独立营、武工队、县大队都在此活动，与“围子里”及益北地区革命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伪军的侵略气焰。“围子里”作为益北地区的中心，益北地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1939年10月，随着“围子里”及益北地区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及以“围子里”为中心的益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成立了益北行署，下设行政村、农会、妇女会、民兵组织，在群众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使在日伪铁蹄下苦苦挣扎的“围子里”及益北地区人民看到了希望。益北行署成立后，实行解放妇女、减租减息和分配余粮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游击战争。在“围子里”建有兵工厂、印刷厂、银行、看守所、卫生所、供给处。1940年，在“围子里”三村，党组织发动人民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游击战术同日寇进行斗争，有“铁许王、铜史家、打不垮的红星”的赞誉。日寇把这个根据地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围剿大“扫荡”，妄图乘我军立足未稳，一举扑灭人民的抗日火焰，“围子里”三村有近50名百姓惨遭杀害，“围子里”三个村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41年9月20日，日伪顽军趁我抗日军民集中精力开展“秋收”之际，从各地纠集千余人，向“围子里”包围过来。县委、县政府当即作出应急部署，由独立营和县大队分兵阻击敌人，为部队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及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群众的转移争取时间。在阻击和突围中，独立营和县大队指战员们同仇敌忾，临危不惧，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掩护群众，掩护战友。“围子里”三村党支部一面组织乡亲们冒着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八路军和老百姓团结一心，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向北转移到敌人势力薄弱的黄河北一带——广（广饶县）北抗日根据地。在阻击战中，独立营和县大队有1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是年秋，日伪在益北地区大搞“集家并村”，修建“部落”。日伪军在“扫荡”中烧毁田地庄稼和村庄，强行驱赶益北百姓迁家移村，并入指定村庄，在四周修筑起数米高围墙。敌人称之为“部落”，完全失去自由的益北百姓愤怒地称其为“人圈”。在“部落”5公里之外的无人区，日伪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庄稼就割，见东西或掠或毁，迫使大部分益北百姓不得不归入“部落”。益北抗日根据地由原来20多个区缩小到只有不到10个残缺不全的区。“围子里”成为“东西一枪打穿，南北一炮打透”的益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形势不断恶化，一些干部群众产生悲观情绪。1942年2月，四边县委和县政府发出号召，哪怕只剩下一个村庄、一块芦苇荡、一条沟壕，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党组织向群众提出“誓死不离益北”“誓死不进人圈”等口号。部队、各级干部始终坚持不离根据地，在积极搞好反“扫荡”的同时，大力帮助益北抗日根据地群众搞春耕，协助他们搭窝棚、挖地道，并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粮，给了益北人民很大鼓舞。为扩大反“扫荡”的胜利成果，1943年5月9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亲率主力，在“围子里”南寨门东阳河滩里，伏击了来“围子里”“扫荡”的日军一个连队建制的中队，历时一天一夜，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让日军很震惊，也让“围子里”的群众信心大增。这次伏击战，极大地鼓舞了益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它对于配合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地区反“扫荡”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英雄的“围子里”人民当年同益北人民一样，积极配合清河军区和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群众成为反“扫荡”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围子里”人民全民皆兵，青壮年全部编入自卫军，拿起农具是农民，拿起武器是战士。老人、妇女、儿童也承担起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敌人“扫荡”，他们打冷枪；敌人驻扎，他们袭扰；敌人追赶，他们与之在抗日沟壕、芦苇荡和青纱帐里周旋，搞得“扫荡”之敌日夜不得安宁，精疲力尽，涌现了姊妹团团长史凤英等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围子里”因此被誉为“抗日堡垒、益北延安”。

    “围子里”三村人民和八路军亲如一家，群众生活虽然非常困难，但却倾其所有支援自己的队伍。1939年除夕，饺子刚包好，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一部分人员转移到村里，各家各户争着往家里拉战士，一碗饺子分开吃，军民喜气洋洋共庆佳节。1940年益北地区发生严重的荒灾，加上敌人的封锁，“围子里”三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所以这一年“围子里”三村人民的生产生活处在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树叶、野菜成为军民最主要的口粮。当春天野菜破土发芽，杨树、榆树、枣树都长出嫩芽时，杨国夫司令员下令不许部队在村庄方圆十五里以内采摘树叶和挖野菜，要把树叶和野菜留给群众，自己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因此，“围子里”三村老百姓主业之一就是人手一篮一铲到野外挖野菜。常挖的有荠荠菜、灰灰菜、扫帚菜、蒲公英、野苋菜、马齿苋、马兰头、野小葱等，采回来的野菜洗净，放上盐直接掺在五谷杂粮里权当主食，有的可以用盐腌起来作为下饭的小菜。当年的一首歌谣一直流传至今：“粮食不够吃，瓜菜帮大忙。没有粮食瓜菜补，没有菜吃野菜帮。精打细算度春光，节省粮食交公粮。子弟兵吃饱好打仗，支援前线第一桩。”这首歌谣充分体现了益北军爱民、民拥军，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1941年底，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十团卫生所迁至“围子里”，益北抗日根据地和渤海军区西部伤病员都往这里送，最多时住有伤病员60余人。村民把房屋都腾出来给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住，自己住驴棚、猪栏。担架不够，村民把自家门板卸下来做担架。有伤病员牺牲，村民用自家板柜当棺材予以掩埋。1943年秋天，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的一个机关有100多人来到“围子里”，“围子里”三村人民开始各家各户称粮食、称煎饼给部队吃，群众有什么部队就能吃什么。如今，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日子也好过了，人们不愁吃，不愁喝，在吃腻了大鱼大肉后，找乐趣，开始追求自然，返璞归真，时尚地吃起了野菜，并美其名曰：纯天然，健康品，有的还注重野菜的特殊功效和药用价值，殊不知，和过去相比，吃的目的不同，吃的心境差异，其本意也就大相径庭了。但不管怎样，直到现在，我还是要无比感恩那些立过功，救过命的野菜，牢记那些不该被忘记掉的野菜谣。

    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建立起亲密的鱼水关系。日伪军的血腥政策，吓不倒革命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千方百计地给游击队送盐、送粮食、送情报。

    群众把八路军视为亲人，把帮助掩护、保护抗日物资、保守抗日秘密看作是应尽责任，为此不怕担风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

    “围子里”三村人民对八路军的印刷厂、文件物资也是拼着身家性命加以保护。1940年秋冬季节，日伪军探听到有关印刷厂情报后，多次搜剿“围子里”。妄图一举铲除摧毁地下印刷厂，由于洞口极为隐蔽及群众基础比较好，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气急败坏的敌人烧掉了10余户人家的房屋50多间。1941年4月17日，寿光辛家庄据点的日伪军100多人，突然再次包围“围子里”，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在地里干活，发现日伪军过来，便顺着抗日沟转移了，在“围子里”的人们大部分及时下了地道。日伪军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搜，把未能及时掩藏的老弱病残群众和孩子集中赶到史家庄的大街上。日军逐个人看衣服、翻口袋想从中打开突破口。敌人从十六岁的姊妹团团长史凤英的口袋里搜出一只细铅笔头，便当作八路干部嫌疑进行审问，要她说出报社藏在哪里，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史凤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报社。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顿耳光打得她满脸紫青，口喷鲜血。再问八路军印刷厂在哪里，物资藏到何处，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敌人气急败坏，用皮鞭凶狠地抽打她，史凤英怒视敌人：你们这些狗强盗!就是杀了我，也不知道!日本鬼子无计可使，凶象毕露，把她拖进了史成学的小西屋里，在她痛苦尖厉的叫骂声中剥光了衣服，一个禽兽不如的日军军官狞笑着扑向了她……这时，说时迟，那时快，藏在东屋内的史成学忍无可忽，怒不可遏地抽出藏在屋檐下的红缨枪，愤怒地向日军军官刺去，结果被敌人连捅三刺刀，英勇地倒在血泊中。气急败坏的日伪军点燃了房子，将史凤英活活烧死在屋内。紧接着把十几位老人捆绑起来，引逼利诱老人们说出洞口在什么地方，八路军印刷厂在哪里，物资藏到何处，老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知不道!”“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残忍地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在大街上!

    同年9月的一天，日伪军再次包围了许王村和史家庄，当时寿五区区公所和县公安局的同志正在许王村李序吉家里开会，听到枪响后紧急转移了。李序吉的母亲正在收拾同志们坐的凳子，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威胁她说：你这个八路老婆子，今天不说出报社及其印刷厂藏在哪里就叫你去见阎王。她被连拖带拽地来到史家庄《群众报》社隐藏的胡同里，同时被绑到这里的，还有李洪喜、李序成、李相、史宗仁。鬼子杀气腾腾，明晃晃的刺刀在人们面前摇晃着，一个伪军头目大吼：今天不把报社交出来，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敌人一个一个的对他们反复地拷打审问，大家都说，不知道!紧接着又是一阵毒打，换来的还是一句：“不知道!”为了杀一儆百，日军先用刺刀捅死了六十多岁的李大娘，然后将其他四个人分开审问，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一句：什么也不知道! 敌人黔驴技穷，便下了毒手，四名群众为保护报社印刷厂文件物资，在遭受日伪军任意侮辱和毒打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不到半年的时同内，在敌人多次围剿中，为了保护《群众报》社及其印刷厂的安全，“围子里”共有10余名无辜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分别是史凤英、史成学、史宗人、史美红、李相贤、李洪喜、李东义之祖母，李锡诚、李东甫父子及其女婿。先后，有200多间房子被烧毁。《群众报》社及其印刷厂却安然无恙。

    此后“围子里”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企图扒掉用以掩蔽抗日军民的土围子墙，在以后日伪发动的三次大的“扫荡”中，又有数十位村民惨遭杀害!“围子里”三村人民为抗击日寇侵略做出了巨大牺牲!

    四边县委领导“围子里”三村人民展开地道战。“围子里”三村人民在四边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不断总结和日伪军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吸收外地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日伪军展开地道战、游击战、麻雀战。采取了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战法。发动群众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为了有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围子里”修成了户户贯通、功能齐全的地道 。在这个时期，不光秘密地下兵工厂、《群众报》社印刷厂有地道出入，而是“围子里”三村人家家户户都挖地道，地道是由“围子里”三村数十名共产党员，带领“围子里”三村村民为抵御日寇侵略，在原有“古地道”的基础上拓展、延伸挖掘而成的，三村男女老少全民动员，他们先在自家院内把地道挖好，然后一起挖主巷道，户户相通、街街相连 。为了保密，地道一般都在夜间挖，男民兵在地下挖，女民兵和儿童团组织孩子在上面运土，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新土，人们车推、手提、肩挑把新土运到地里，填坑，做假坟，做成假粪堆。人心齐泰山移，经过“围子里”三村人民的艰苦奋斗，半年的时间里“围子里”就挖成了户户相通，四通八达，功能齐全，能藏，能打，能进，能退的地下长城，主要是为了过往地下交通线的同志藏身所用，这条地道连接了益北行署、四边县行政办事处、院子，连接村内其他重要地点，如《群众报》社、兵工厂等，还能通到“围子里”外边。各家洞口设计的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在锅灶下，有的在草棚和牲口棚，有的在炕洞，有的在柜下、有的在磨盘底下，真可谓能想的都想到了。地道主巷分上下复洞，洞口设有多种多样的开关盖、开关门，既能防水、防毒、防火，又能防破坏、防封锁，每个转角处都留有抢眼、陷阱、暗洞。地面上村民家中的灶底、树洞、水井、碾盘底，野外崖旁都有伪装的地道和射击孔，其地道洞洞相连，户户相通，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下战斗堡垒。正因为有了四通八达、功能齐全的地道，在日伪发动的多次大的“扫荡”中，“围子里”党政军机关和三村人民才有效地机动灵活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及重要物资、财产损失，弄得敌人对“围子里”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当年，“围子里”三村的父老乡亲们依托地道，成功粉碎了日军数十次猖狂的进攻和围剿，在消灭大量敌人的同时，有力地保护了自己，为当时扭转战局、扩大敌后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正因此，“围子里”演绎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故事。这个“围子里”被载入抗日战争史册。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残酷的条件下，“围子里”三村人民革命热情很高，男女老幼村民都发动起来了，各个村的抗日组织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妇女们成立了妇救会，识字班，妇女都剪了长发，当时有10多名妇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成立了“抗战小学”——益北完小，组织“围子里”三村及周边方圆10多公里范围内的村庄儿童读书识字，宣传抗日思想，成立了儿童团，每人一枝红缨枪，孩子们站岗放哨，唱抗日歌曲。当时的“围子里”三村真成了红色的村子，名符其实的抗战堡垒村，周围村的人都称“围子里”三村为“东方莫斯科”“小延安”。

    战争年代，“围子里”三村人民不遗余力地支援抗战，为救护八路军伤员倾其所有甚至舍生忘死，为抗战后勤保障和伤员救护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称为“山纵的好后勤”。

    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益北小块游击根据地逐渐连成片，益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并逐渐巩固。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杨国夫后来在回忆清河地区的抗日战争历史时曾谈道，“各根据地在那时期都很艰苦，益北更艰苦，但战斗在那里的同志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一直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那里的群众也是很好的，那时候，老百姓背一个背篓子，随时配合部队转移，打击敌人，许多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

    当前我市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迫切需要全市上下进一步学习和发扬战争年代，“围子里”三村人民不遗余力地支援抗战的先进事迹、崇高精神，让一大批姊妹团团长史凤英式的干部群众涌现出来，牢记使命、开拓创新，爱岗敬业、奋勇争先，为加快建设“五强四宜”现代化美丽青州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下面，我们一起参观“围子里”红色革命遗址

    益北行署、四边县行政办事处旧址

    不经意间就来到了史家村史绪纯家的二层小楼(解放后改为村办民校)——益北行署、四边县行政办事处旧址，推开那扇古老笨重的木门，映入眼帘的是古色古香的四合小院，精致的雕花檐角，彰显着这里曾有过的显赫，而二层小楼正厅里一副红色画报，则将我们的记忆拉回了那个烽火燎原的红色年代……

    1939年10月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益寿临广四边县行政办事处，主任杜振东。1940年4月，中共清河地委决定撤销四边县行政办事处，成立中共益寿县委和益北行署(县级)，属清河行政专员公署。辖胶济铁路以北的益都县各区及寿光五区。益寿县委书记韩洪甫，组织部长刘旭东，组织干事是郭华、郭民兄弟(南星落人)，宣传部长张鲁泉，宣传干事赵子美、胡为新，民运部长李明村。李有典、史锡三(史延恩)为益北行署正副主任。

    同年7月，原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委书记林浩视察益寿县期间，在许王村主持召开了清河、胶东两军区军队党的代表会议。要求益北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军事上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分兵到敌占区和敌人后方，把武装斗争与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镇压汉奸特务，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依据平原根据地和山区根据地的特点，地方武装和主力军相配合，创造和发展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化装奇袭等群众性的新战法；在政治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建立两面政权或隐蔽根据地；在组织上实行精兵简政，压缩编制和非战斗人员，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经济上加强反封锁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军队供给。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加强中共各级组织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1942年2月，益寿县撤销，重建益寿临广四边县。撤销益北行署，重建四边县行政办事处(同年8月正式改称四边县政府)，县长赵治安，秘书赵子美。1945年8月益寿临广四边县撤销，复建益寿县。1952年6月，益寿县撤销，所辖区域分别划归益都县和寿光县。

    如今的益北行署、四边县行政办事处旧址，没有了当初的枪支弹药味，却多了几分历史的韵味。走近益北行署、四边县行政办事处旧址，近看雕窗画栋，眺远方美景，顿觉别有一番滋味。经过岁月的洗礼，它的身上，写满了“围子里”人民推翻压迫、取得幸福的历史故事。和多年研究党史的我一样，成长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们，尽管与那个年代相隔甚远，却也依然对那段历史熟记在心。直到今天，景晓村、李人凤、许世友、韩洪甫、杨国夫、马巨涛、杜振东、林浩、刘旭东、张鲁泉、赵治安等这些党政军领导的名字仍然牢记于“围子里”人民心间。

    秘密兵工厂遗址

    鲜为人知的是，许王村原小学学堂院竟然是秘密地下兵工厂旧址。

    1939年，清河区委在许王村原小学学堂院内，设立一处秘密地下兵工厂，主要制造手榴弹和地雷，为打击日寇发挥了重要作用。兵工厂由20余人组成，分冶炼组、木工组、制药组、成型安装组。冶炼制造时，两人拉着大风箱，化铁汁灌入模型制作外壳。安装组负责装药、上柄、装箱等。此工厂生产的弹药主要负责供应渤海纵队三支队、独立营、县大队、特务营及各村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弹药补充。由于形势的恶化，1941年，兵工厂迁移至河北斜里庄修械所。

    因为年代久远，这幢建筑已经多处损坏。

    1974年，在许王小学学堂内的原兵工厂旧址发现一尊当年化铁汁用的坩埚，现存于青州市博物馆。

    《群众报》社印刷厂旧址

    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史家村村民史升安院中的地洞”，谁曾想，历史却将它推向革命浪潮中，浓墨重彩书写出中国红色书卷光辉的篇章……

    该报社印刷厂原址，位于史家村村民史升安院中的地洞内(文革期间已塌陷)。地洞呈长方形，长7.5米，宽3米，高2.5米，操作间22.5平方米。通气口通到邻户史云仙家的水井中。分别有三个隐蔽性极好的通道，现在唯一能找到的一个通气口在许王村李芝广家。遗憾的是，由于过去70多年，地道多处已坍塌，不能供游客参观。

    1938年，中共清河区委利用“围子里”有利的防御优势，在许王、史家两村的交合处，秘密设立这处地下印刷厂(即清河专署情报总站第一办事处住址)。印刷厂的日常工作由王世阶负责，主要承担中共清河区委机关报《群众报》的印刷任务。

    报社分为通讯部、编辑部、发行部和印刷部，地洞内放置三台石印机，有23名工作人员，他们日夜不停的进行排版印刷。印刷工人有：葛本胜(葛家口村)、史世祥(史云涛之父)、邓洪德(大王镇邓家村)等人。因小孩不会被人注意，所以组织上特地安排史家村儿童团负责望风、放哨，史中奇(儿童团长)、史延春(儿童团宣传委员)等当时都能经常进入地下印刷车间。

    《群众报》于1939年夏秋之交创刊，开始发行不定期的油印小报。1940年4月，在许王村南的葛家口村成立报社，刘洪轩任社长，印刷厂的日常工作由王世阶负责，报纸由原来的油印改为石印16开的日报。

    1940年8月1日，《群众报》（后改为《渤海日报》）报社在许王村召开了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她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反对侵略、揭露日寇暴行、唤醒民众抗战救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许王村李昭明将其祖父保存的“清河专署情报总站第一办事处”一枚印章献给青州市博物馆收藏。

    在这里，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渤海日报》的创办始末：

    每当革命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期、关键点，每当人民的解放事业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的重要时刻，共产党总是舆论先行，通过新闻宣传的力量，多角度，深入持久地进行宣传，动员群众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大步前行。

    1939年7 月，由于益北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及党政组织的不断健全与发展，中共清河特委领导为搞好宣传，扩大影响，鼓舞士气，研究决定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于是作为中共清河特委的机关报——《群众报》，于1939 年8月1日在桓台县的东沙河村应运而生，后来环境变化，报社和印刷厂先后转移到青州市高柳镇葛家口村、许王村、史家村。1944年2 月，冀鲁边区的《烽火报》社与清河地区的《群众报》社合并为《渤海日报》社。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创 刊

    《群众报》创刊初期，由于物质和人员条件的限制，其分工和操作简单。编辑、刻钢板、油印、绘画全由景晓村、张凤之、亓人、刘洪轩4人完成。张凤之（《大众日报》原记者，1940 年“肃反运动”中错杀。）负责编辑，亓人和刘洪轩负责收集消息、刻钢板和印刷。一台油印机，在上面铺好刻好版的蜡纸，一人拿着滚子一滚，就印出一份报纸。中共清河特委书记景晓村撰写了发刊词，给报纸起名叫《群众报》，还请益都县城一个人写了报头，中共清河特委秘书长刘洪轩兼任社长。1939 年夏天，高粱快熟了，亓人和刘洪轩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桓台县东沙河村南围墙外一个菜园屋里，在东间开始制做第一期《群众报》，最后用绿色油墨印好报纸。天亮了，把油印机藏在炕洞里。景晓村看了之后，认为印制得很精致。让亓人马上分发各县委，各县委接到《群众报》如获至宝，欢呼雀跃地呼叫：“清河区终于有了自己的报纸”。

    《群众报》出版6 期后，因日伪军“扫荡”不得不休刊，不久复刊，为4开版，3天1期。间或增刊两版。印刷份数为数百份，一次刻钢版的蜡纸印多少就发放多少。不搞第二次刻版。发放范围是清河特委所属的四边、博兴、桓台等县。

    《群众报》主要转载国内外重大新闻，宣传各级党委抗日民主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反映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指导各地的抗日工作措施。办报初期，报社没有电台，唯一的收听工具是一台老式破旧的收音机，新闻来源大部分是靠收听苏联伯力电台的消息。刚开始印刷用的是8 开纸，油印版，不定期发行。

    转 移

    在桓台县东沙村一共出版了四五期之后，1940 年春，报社迁到清河特委机关驻地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葛家口村，社址设在村民葛树德家二层楼下地洞中（已毁）。在许王、史家两村的交汇处，秘密设立了一处地下印刷厂，设在史家村村民史升安院中地洞内（“文革”时期塌陷）。地洞呈长方形长 7.5米，宽3米，高2.5米，操作间 2平方米，通气口通到邻户史云仙家水井中，设有三个隐蔽性通道。地洞内放置两台石印机，有 23 名工作人员轮班进行排版印刷。主要承担中共清河区委机关报——《群众报》的印刷任务。至此，《群众报》由油印改为石印印刷出版。每期报纸大约印刷四五百份，发放范围是清河地委所属的各县委。为应对突发事件，不耽误《群众报》印刷出版发行，在东朱鹿村也设有印刷厂，设在村民陈荣山家里，三间北屋有三台手动油墨印刷机备用。《群众报》由中共清河地委总情报站负责发行，总情报站第一办事处设在高柳镇许王庄医生李锡诚、李东甫父子开的许王药铺诊所（字号“益元堂”）。

    1977年，许王村李昭明将其祖父保存的“清河专署情报总站第一办事处”一枚印章献给青州市博物馆收藏。

    稳 定

    从1940年3月6日出版的第38 期起，《群众报》改为石印版，4开4版，3天一刊。由于工作量加大和质量的提高，办报人员逐渐增多，组织机构也逐步建立健全。同年5月1日，在许王村召开了《群众报》社成立大会，报社成立后，即作为清河区党委的一个直属单位，隶属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社长由宣传部部长马巨涛同志兼任，后来由杜振东任社长，刘洪轩任副社长主持报社工作，总编辑为张逢元、陈淑等人。设编辑部、印刷部、经营部。

    当时，高举战斗旗帜，站在时代前列，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心任务，是《群众报》最鲜明的特色。

    《群众报》在 1940年 12 月 23 日以《抗战老人》为题，专门介绍了清河区第二届参议长李植庭（寿光名人）先生的革命事迹，称先生为“抗战的老英雄”，说他“颜白发，激慷概”“忠于民族气节，不怕任何困难，为大众利益肯牺牲一切，值得我们模仿与学习”。由于李植庭先生在清河区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这个报道，促进了民众对抗日民主政府的拥护。1942年 7月 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纪念日，李植庭先生满怀深情，赞颂中国共产党，在《群众报》上奋笔题词：“21年来，你无日不在为反帝反封建而努力斗争!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已成为团结各阶层人民的核心，在破晓前的黑暗里，犹如一座光明的灯塔，照着干百万人，走上自由解放之路!”歌颂了报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作用。

    斗 争

    由于《群众报》在益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军张店旅团司令部的参谋三浦梧楼曾仿照该报的样式出版了伪《群众报》，企图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欺骗广大读者，破坏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面对这种情况，《群众报》于1943年1月12日发表声明，揭穿了敌人的破坏阴谋。在《群众报》的引领号召下，广大群众不但没有上当受骗，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断狠狠地打击敌人，使敌人步履艰难、寸步难行。三浦梧楼办假报纸的卑劣花招最终破产。

    1943年秋，日伪军调集兵力对益北抗日根据地和清河区八路军驻地进行“扫荡”，致使《群众报》社 30人被捕，5人牺牲。《群众报》社石印业务暂时停顿。但是，战友们没有被暴行所吓到，擦干眼泪，继续进行战斗，第 2 天就动用设在东朱鹿村村民陈荣山家里的印刷厂，依靠三台手动油墨印刷机出版了油印的《群众报快讯》，揭露了敌人对益北抗日根据地和清河区八路军驻地进行“扫荡”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战胜敌人的士气。反“扫荡”结束后。《群众报》社有了较大发展，这时候有三个石印厂，石印机六七台，还有了一个铅字印刷厂，三个石印厂分别编为报社的一、二、三厂，铅字印刷厂编为报社的四厂。其间《群众报》一度改为铅印出版，但是由于印刷条件太差，也没有铸字炉和字模，不能铸字更新，并且由于铅印机压力大，把字压得模糊不清，最后又不得不改为了石印印刷出版。石印版的《群众报》，极大提升了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士气，鼓舞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合 并

    1944 年 1 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清河区与冀鲁边区正式合并为渤海区。2 月，清河区、冀鲁边区两区的党政军领导人在广饶县辛集、牛庄一带召开了两区合并的工作会议，正式组成了渤海区的党委、军区领导机构：渤海区党委书记为最晓村同志，杨国夫同志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政委由景晓村同志兼任。3 月1日，渤海区行政公署正式成立，刘其人为代理主任，李人凤为代理副主任。渤海区的成立为《渤海日报》的创刊创造了条件。1944年 2 月，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将冀鲁边区的《烽火报》社与清河地区的《群众报》社合并为《渤海日报》社。报社驻惠民县城，并购进两台铅印四开机，增设了打版机、浇铸机，报纸铅印印刷出版，于 7 月1日正式出版。报纸出版的第一日，渤海区党委党报委员会在《渤海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成立<渤海日报>社的决定》：“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将原《群众报》改为渤海日报，铅印，所有原报社机关人员一律不动。”1944年7月1日，《渤海日报》正式创刊，报纸延续《群众报》的期数，创刊号为 506 号，在惠民出版，张永逊任社长。

    景晓村政委非常重视对干部、群众政治学习读物的出版，以报社为基础，组建了群众出版社，附设在编辑部内，没有单独的建制，由刘春圃同志主持工作。

    石印印刷厂不再承担报纸印刷后，主要印刷书籍、画报、画册及对敌宣传品。先后赶印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还翻印了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党》和 《整风文献》等等。

    改为铅字印剧的《渤海日报》字迹清楚，印刷质量大大提高，订阅数量越来越多，发行量也不断增加，到1947年，《渤海日报》的发行量达到了 8000 余份，有时高适10000份，最多达到近 50000份。

    《渤海日报》初创时期，人员组成主要是《群众报》的全部成员及少量《冀鲁日报》人员。历任社长有陈放、张永逊、王力、吴健、王一黎，历任总编辑有戴夫、张镛、舒文、吴健、宋英，副总编有李力众、李剑秋等。《渤海日报》的稿源除了用电台收记新华社的消息外，基本上是独立撰稿，自采、自写、自编。《渤海日报》编辑部共有编辑 80 人左右，除二三十人留守，从事日常编辑外，其余人员全部到各县、各部队实地采访写稿，有效保证了稿件的群众性、战斗性、时效性。

    内 容

    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景晓村从1940年到1947年的7年向，仅在《群众报》《渤海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代社论等就有50多篇，25 万多字。

    《渤海日报》经常报道渤海区军民反“扫荡”取得胜利的新闻。如：益都县弥河区党政机关暂时转移后，当地的地主恶霸，乘机组织“还乡团”残害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区机关回来后，立即组建武工队打击敌人，首先歼灭了上黄山、前寺的“还乡团”，敌人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只有郝家庄“还乡团”仍很猖狂，我党政军领导决定予以严惩。1947年9月 30日，鲁中军区警五团一个连，在弥河区武工队的配合下，从石岗头村出发，向饽萝林子、郝家庄一带奔袭，夜间将盘踞在郝家庄的“还乡团”包围在一家地主的小楼上，经喊话劝降无效后，战士们将楼门炸开，放火烧楼，这次战役速战速决，打死打伤敌 28 人，只有2 人漏网。这次战斗打击了“还乡团”的反动气焰。当时《渤海日报》登载了《火烧郝家楼，全歼地主还乡团，解放益都半边天》的消息。

    再如： 1947年 8月 18日，美制蒋机一架，在配合蒋军进犯时，被我军击伤后迫降在北张楼村村北庄稼地里。中共龙泉区委书记兼指导员张士欣，区中队副队长刘山俊，民兵连中队长王兆祥带领 15 名民兵与敌特展开了争夺战，最后缴获了这架飞机上 6 挺机检，700 余发子弹。第二天，刘山俊带领一个民兵班去南张楼村侦察敌情，被国民党十五旅的一个营包围，刘山俊和五名民兵牺牲。渤海军区、山东军区通令嘉奖，追认刘山俊同志特等功，区委书记张士欣和参战民兵一等功，奖励龙泉区民兵步枪100支。《渤海日报》和《大众日报》登载了他们的英勇事迹。

    报道抗日军民打击敌人的文章还有很多，如：《继续备战贯彻备战 彻底粉碎敌寇的新“扫荡”》（1944 年 11 月 16 日），《我区军民密切配合到处进击 初步粉碎敌“蚕食”“扫荡” 先后毙伤 200余人》（1944年11月16 日），《灵丘民兵反“扫荡” 四天爆炸地雷 81个》（1944年11月 16 日），《我军继续展开反“扫荡”战 一夜击毙敌百五十名》（1944年 11月22日），《民兵英勇反“扫荡” 麻雀阵吓破敌胆》（1944年11 月19 日）。

    1950 年 5 月，渤海区党委奉命撤销。《渤海日报》也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于 4 月 25 日正式停刊。期间，共发行 2244 期。

    抗日战争时期，报刊作为对敌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益北地区、清河区、渤海区作为山东地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初期即将创办益北地区、清河区、渤海区的党报作为抗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将冀鲁边区的《烽火报》社与清河地区的《群众报》社合并为《渤海日报》创刊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因此，《渤海日报》报道的重点多集中于对日进行战略反攻的指示和取得军事胜利等方面，具体有反“扫荡”运动的开展，打倒、分化敌伪汉奸等。此外，在抗战时期的群众工作上，与共产党土地政策息息相关的“减租减息”工作也是《渤海日报》报道的重点。此时山东的减租减息已进入“查减”阶段，除报道“查减”工作的进行外，还对工作中所存在的诸如未充分发动群众和右倾现象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矫正，这体现了共产党干部知错就改的优良作风。同时，为了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提高根据地群众的素质，《渤海日报》对在抗战中涌现的战斗英雄与妇女模范及冬学运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渤海日报》自创刊以来，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的步伐，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记录了渤海区光辉的革命历史，为渤海区的解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渤海日报》对军事战争的报道。《渤海日报》的宗旨与它的前身《群众报》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在被敌人封锁分割情况下，为适应分散游击的战争条件而诞生的，因此其宗旨必然与军事战争的报道分不开。在抗日战争时期，《渤海日报》的主要报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渤海日报》创刊时已处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但在报纸创刊初期，根据地的斗争仍然以反“扫荡”为主。当时在敌人的“扫荡”中，根据地军民已经占据了主动位置，预示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渤海日报》也多报道宣传粉碎敌人“扫荡”的内容。二是宣传加强练兵，迎接反攻。为执行党中央练兵指示，迎接反攻的到来，渤海区号令全党全军全力开展大练兵运动，《渤海日报》大力宣传共产党加紧练兵，迎接反攻的内容不仅为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而且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三是战绩报道。抗日战争时期十分艰苦，许多群众对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始终抱怀疑态度，因此报纸在进行抗日宣传时往往要报道一些坚定群众必胜信念的内容。《渤海日报》在这时期关于战绩的报道主要分为几个方面：一是报道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击败日军的事实；二就是报道国民党军在对日战争中的节节败退的事实；三是报道我解放区对日战争中的进攻取得胜利的事实；四是宣传打倒敌伪汉奸的内容。全面抗战爆发后仅聚集在益北地区和清河区的国民党投降派的军队就有5万多人，是日军的两倍之多，因此《渤海日报》中对汉奸及伪军也做了大量报道。一方面宣传汉奸勾结日军进行“扫荡”，迫害人民群众及八路军的事实，另一方面还报道一些汉奸弃暗投明的事例，来影响当时摇摆不定的伪军。

    《渤海日报》对减租减息中的“查减”运动的报道。“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重要土地政策。1944年“减租减息”已经到了“查减”阶段。因此《渤海日报》上报道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内容多是关于“查减”工作的内容。“查减”工作进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减租减息。群众是减租减息的主体，在查减工作中如何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查减”是非常重要的。经过渤海区各方领导的不懈努力和《渤海日报》的宣传，该区的“查减”工作中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查减”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未充分发动群众。在渤海根据地，有的地区犯着为“查减”而“查减”的错误，并没有把群众的思想认识打通，也没有把群众当作主体来对待，导致工作不全面，影响了整个“减租减息”任务的完成。其次是某些干部存在着右倾现象。当时某些干部在退租工作中没有把“租金”完全退给老百姓，有的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在秋收前一段时间的生活困难。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渤海日报》也有报道。例如：在社论中指导干部如何发动群众；对于干部的右倾现象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在“查减”工作中党的干部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表现出了共产党干部知错就改的优良作风。

    《渤海日报》对战斗英雄、妇女模范及冬学运动的报道。其一，英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渤海区作为山东地区较大的根据地，是日军进行大规模“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因此在渤海区诞生了许多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渤海日报》上对渤海区的许多抗日英雄都有详细报道。其二，妇女模范。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妇女也开始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她们大力支持共产党抗日，有的尽自己的一份力支援前线，有的则不顾生命危险掩护民兵及八路军战士。还有一部分妇女虽未在前线作战，但在后方默默支援前线。《渤海日报》通过对妇女模范的宣传报道感染了更多的群众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其三，冬学运动。抗日战时期，共产党在解放区大力兴办冬学。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力开办冬学运动。1944年在党中央和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冬学工作纷纷开展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渤海日报》对冬学运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并刊载了一系列的冬学政治教材。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渤海日报》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紧紧地跟随着共产党的步伐，及时报道日军、伪军等对根据地军民的破坏及八路军与其英勇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新闻，鼓舞了渤海根据地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民生方面，关注老百姓的土地问题，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渤海日报》是渤海区最重要的一份报纸，它利用有效的宣传策略及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向渤海区人民宣传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指引着群众的前进方向，因而报纸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为渤海区的解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下面，我们继续参观“围子里”红色革命遗址

    “大众药铺”遗址

    “大众药铺”的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1938年。1938年，我地下党在“围子里”前街史家村史延益家开设了一家“大众药铺”，对外以诊所为名，实则是八路军的一处秘密地下交通联络站，药铺下面有一洞口，直通地下印刷厂。交通联络站的任务是：给各级党组织联系会议地址；经常发展新的革命力量；接送秘密来往的上下级组织人员或首长；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做内线工作；动员进步青年积极参军参战；搜集敌伪军的活动情报等。当时在诊所的医生和负责抓药的有花文海、李文山、王文汉等。那时，儿童团、妇救会、基干自卫团，组织老区群众把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粮食、衣物以及获取的情报，通过村长和交通员秘密送到交通联络站，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十团军需小分队定期到交通联络站，将各种补给以及获取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益北抗日根据地和清河专署情报总站。

    许王药铺诊所旧址

    谁能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诊所，却有着轰轰烈烈的革命故事……

    许王药铺诊所系李锡诚、李东甫父子所开，字号“益元堂”。对外以诊所为名，实则是总清河专署情报站第一办事处驻所。李锡诚自幼攻读四书五经，少年时习中医，学成后自开诊所，并让儿子边抓药边学医。父子二人忠厚老实，乐于助人，医德高尚，对穷人们格外照顾，无钱看病的先不要钱，等到年底或有钱时再结账。有很多邻村的人也因为仰慕他的美名请他去看病，他同样童叟无欺，不计名利不图回报。李锡诚还利用许王药铺诊所，以看病、卖药等形式当掩护，为八路军筹集资金、收集情报、转运伤员、发展成员，并通过暗中交接情报，让我军民破坏日军军事设施，有效配合了八路军的正面作战，加速了益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李锡诚还让儿子“小甫子”（李东甫乳名）担负起传递消息的任务，“ 小甫子”多次以放牛、放羊、赶车、讨饭等身份执行秘密任务，把情报传递给八路军队伍，深受杨国夫司令员赞许。1941年日寇包围村庄搜查八路军的地下印刷厂，父子二人宁死不说出洞口的位置（因洞口就在所开药铺诊所的东邻），双双被鬼子残忍地刺杀在街头。

    总情报站从开始设立就严格执行保密措施，从八路军进驻“围子里”到撤离，“围子里”的总情报站和交通站都没有暴露。

    从“围子里”到总情报站再到益北抗日根据地，正是党群军民之间的这条红色纽带保障和滋养了八路军的艰苦抗战，这条纽带是党团结和依靠群众的缩影，也再次印证了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还要系牢党群军民血肉相连的这条红色纽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益北完小旧址

    这个独具益北特色的建筑，历经百年风霜，在抗日战争时期见证了一段烽火交织的战斗岁月。

    1939年，益北完小在许王村(今红星村)成立，直属益北行署管辖。租用两宅相通的民房(刘相汤的北屋、刘世禄的东屋)为校址。建筑为砖木结构，小青瓦两面坡屋顶，两宅各面阔3间，中间走道相连。在此基础上扩充、改造，创建了益北完小。校长花杏村，教师有王凌文、王百琴、霍岷垣、刘法禹。用白话文教学，最初招收了一个班，学生50人。以后扩大到2-3个班，达到100余人。学生一般在十六七岁，来自西到临淄区卧石村，东至寿光市张高村，南到马庄村，北到广饶县刘集村，方圆10多公里范围内的村庄。学校成立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在民族兴亡的关头，它率先扛起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旗帜，把革命与教育结合起来，坚定地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益北抗日斗争中，益北完小师生都积极投入其中，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益北完小是我党在益都北部办学最早、规模最大的公立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成为解放军和在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的骨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