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从此句可以勘明使中国真正走向伟大是平凡的人民凝聚团结的力量，而中国走向光明大致上遵循理解并超越苦难的过程。本文针对遵义“苦难主义”展开充分诠释，并对新时期这种主义的弘扬说明意义，提出有效建议。

    关键词：遵义；苦难主义；弘扬

    作者简介：曹瑞冬（1993-），男，江苏南通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遵义“苦难主义”诠释

    苦难对人生和民族而言是包括挫折和失败在内的阻碍其走向更好未来的一切因素，而“苦难主义”对人生和民族而言是为光明的前途而正视、超越并战胜苦难所能团结的一切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用中华民族精神来诠释即为自强不息，用整个人类的历史诠释即为“纵然万物陷入黑暗，唯希望长存”。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始终以探索者的身份抗争时代中的不公正等邪恶因素，而自由和幸福仍旧是遥远的概念，任何时期的人类都拥有与“活着”相挂钩的烦恼与痛苦，而人类永不放弃的梦想成为毕生和整个种族永恒的事业与追求。

    苦难因时代相异，因人生相左，因民族不同，但苦难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民都将经历的悲剧。和人生一样，民族可以暂时性的一帆风顺，然而危机就隐藏在对幸福的过分沉迷中。泱泱中华民族，因对世界形势的误判与错过，在享受天朝上国的荣光后迎来的是外族纷纷入侵和内部矛盾相继爆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起来对广大人民进行史上最大的剥削。国土沦丧、主权失落，经济崩溃，文化入侵，整个华夏人民像奴隶一样被对待，遭逢着生存的绝境，而最大的危机是很多中国人完全养成逆来顺受的“服从”习惯，他们对苦难选择逃避，又极力期盼着极少数的先驱挽救中国。中国和中国人面对世上最大的苦难——生死的抉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1]。与顺从苦难相比，抗争既需要更大的勇气，也会造成更深刻的苦难。苦难虽然伴随人类生生世世，但抗争苦难与追随光明才是永恒的主题。无数中国人在苦难的一个多世纪中不断探索中国的出路，农民、地主、资本家、革命家等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根据时期所呈现的特点选择自己的救国模式，从失败到失败，中国日渐陷入黑暗绝境，可点亮光明的希望之灯没有熄灭。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未来拥有了开天辟地的转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队伍是真正意义上将“苦难主义”贯彻到底，拒绝向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妥协，并用生命向骨子中的奴性和软弱抗衡。他们凭借着坚不可摧的革命主义精神和斗志战胜了几乎不可战胜的敌人，完结了一个时代的苦难。

    “曲折”是中国共产党战胜苦难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反复的失败和失败后对真理的反思和对成功道路的探索交错进行，在苦难中中国共产党迈向成熟，历尽磨难却铸就人生与民族的辉煌。遵义会议一直作为党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被高度重视，自此开始，红军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与引领时代的伟大壮举——长征，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希望。长征，是生与死之间的考验，而遵义会议则是苦难与“苦难主义”之间的抗争。长征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进行的战略转移，这场伟大的胜利最终还是让中国革命蒙受重大损失。自“八七会议”以来，左倾思想在党内愈演愈烈，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盲目相信和国民党反动派铺天盖地的围剿，红军付出惨痛代价，最终落入濒临毁灭的境地。

    遵义会议纠正了红军长期斗争的错误走方向，不仅从组织上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在军事上也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计划、有步骤地清算其错误的影响，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这是全党和全军通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所作党和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2]。自遵义会议开始，党和红军才真正认识到本身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永不会犯错，而只有从错误中学习，从苦难中磨砺，从历史中反思，敢于承认错误，对抗苦难，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迈向更有前途的未来。

    海明威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种人生信念和民族气质鼓舞了生命敢于向一切苦难挑战，也激励着国家执着地坚持复兴之路。遵义会议真正地把“苦难主义”当作一种精神引领来作为革命胜利的力量，并通过长征和抗日战争这些艰苦奋斗的时期来证明和弘扬。“苦难主义”是工农红军的艰苦奋斗，也是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无数苦难，是选择被打败，还是昂扬起斗志战斗，许多人选择了逃避，也有许多人用生命与苦难斗争。这种尊重、理解、正视苦难，并且超越、战神苦难的探索者精神即为“苦难主义”。

    人们总认为苦难是世界给我们的，但其实这些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课业，遇到难题时，很多人总在责怪布置作业人的不公平，开始抄袭他人的作业，结果我们很难按照自己的世界规划人生。遵义“苦难主义”与所有苦难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以一种自强精神在激励着人民和国家不屈不挠地追求梦想，遵义“苦难主义”体现出近代以来人民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崇高梦想。

    二、新时期弘扬遵义“苦难主义”的原因

    人怎样活着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感到自己的存在？也许只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一个人才真正实现了自我。自由是关系活着最直接最深刻的命题，与这种“自我”相排斥的是整个时代的不认同，它会将包括自由在内的一切梦想毁灭，这时，与时代的战争拉开帷幕，任何妨碍活着的因素都是苦难。

    活着不分贵贱，梦想却有高低的区分。有的生命像一块岩石，有的生命则愿做岩石背后的杂草。透过遵义“苦难主义”和长征对其的坚持，我们能够看到民族和人民永不衰竭的力量：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探索者们在黑暗的房间点亮代表希望的明灯，虽然不足以照亮房间的所有角落，但我们不会在失去光明的同时也失去追求光明的勇气。光明是表征着梦想的完美，但正因为其完美很不真实，所以往往需要通过希望的辅助来照亮人性中所有美好的品格。

    中国工农红军经历的长征，假如没有那些细节，没有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没有滚滚大渡河、铮铮铁索桥，没有那些被逼入绝境的饥寒交迫和九死一生，没有那些动人心魄的决策和分歧，没有遍地的艰险、危难和牺牲，而仅仅只是行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还会那样举世瞩目吗？还会我们那样的惊叹和感动吗[3]？当中国共产党誓要与阻碍中国前进的苦难展开非他即我的战争时，坚持做完应该做的事比宏伟的誓言要有意义。遵义会议为党和红军安排了一条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道路，这条道路上的一切苦难激发了人性的求生本能，也激发了人在生死面前为理想而牺牲的高尚情操和为延续希望的人文关怀。

    关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梦想在标志着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上再次被提出，通过长征等以生命抗争苦难的故事向世界宣告一群人关乎一个时代的梦想。为了一个人的活着，要杀死别人，有人因这个人死去，那就不是梦想，我自己的梦想自己去做，而我们国家的梦想，我们一齐来做。对这些坚守“苦难主义”的革命者来说，国家的命运等同于自己的命运，传递着人类永恒的主题——追随并超越苦难。

    苦难往往会让我们恐惧，在恐惧主导下的人们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这是在用便捷的手段逃避苦难，而真正的抗争是拥有强大的灵魂，一个可以寻找到超越苦难和死亡、走出人类心灵困境的自由幸福之路的灵魂。中国人在悠久的五千年历史中彻底地变成了苦难的奴隶，或许会因为近代近乎疯狂的苦难而选择斗争，但这种奴性未必会真正克服，新时期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等会让中国人再度怀抱天朝上国等不切实际的幻想，再度向苦难屈服，再度因苦难而使梦想变得毫无意义。

    一个时代的完结让国人走向崭新的时期，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照旧落空，自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活着的伟大后，便开始聚焦于人类追求的永恒——自由幸福。有的人被这个时期的“温暖”改变到失去意志，他们拒绝相信苦难无处不在，当人生与曾经的一帆风顺告别时，大家总会用抱怨拒绝承担。随着时代进步，人们无需为苦难负责，只需要为眼前利益展开无节制地索取。凡是会阻碍其活得更好的因素，包括责任，他们都有理由和方法逃避。对金钱、对名利的追求膨胀得太快，将大部分的人生，包括梦想占去。

    “苦难主义”与这个时期的中国绝缘，很多人漠视苦难，畏惧苦难，所以从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寻找感动，感动可以是历史反思与追忆，但遵义“苦难主义”的感动未必绝对适用当下，我们只是看着别人的斗争来慰藉自己的寂寞，真正的感动必从当下的生活中寻找，必须从当下苦难的承担中掌握。我们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乐呵乐呵再说的轻薄的享乐主义。这种享乐主义，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痛苦时的怯懦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择。感动这个时期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4]。发掘这一切力量的途径只有我们在花花世界中坚守住孤独，理解到苦难，承担这生而为人的活着重担才能实现。

    在新时期弘扬遵义“苦难主义”，并非是对那些汹涌澎湃历史的渴望而不可得，而是从历史中掌握当下，不是只有当生或者死的难题困扰着中国人时，我们才能发现苦难并未离去，而是以“苦难主义”时时警惕自己，身为中国人和人类的一份子，探索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光明前途的使命未曾停止。我们往往不是苦难打败的，而是被内心对苦难的畏惧打败的，连梦都不敢做的人是胆小鬼，连梦都不能做的民族是彻底的弱者。我们尊重并理解苦难，超越并抗争苦难，在无形中让人生和民族同具备做梦的权利和勇气，也是对百折不挠的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