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建思想对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镜鉴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形势和新要求过程中，党面临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和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实施以来，经过严抓中央八项规定、大力惩治腐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问题并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的努力，党风政风大为好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拥护。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党在前进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危险挑战，尤其是要看到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国家将颠覆对象转向我国，我国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因此，从客观上和理论上讲，我们党也面临着被“和平演变”的危险。因而必须提高提高底线思维、增强危机意识，提高危险预见性和战略警惕感。

    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党建思想虽然形成于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其在当时也由于误判形势而造成了严重错误。但是其保持党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建设等思想，对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也有着重要的历史镜鉴和警示意义。其合理内容对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同样适用，其历史局限也为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教训和反面启迪。

    第一，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市场化、全球化新形势下，提高对西方国家通过内部渗透培植党内的西化势力这一危险的警惕意识，增强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底线思维和战略预见性。

    一是在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保持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难度增大，党面临的西方国家内部渗透的危险成为一个客观存在。当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相比最主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党建的环境不同了，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孤立我国，我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因此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总体保持隔绝状态，在客观上阻断了敌对势力的分化西化和内部渗透。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潮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全球化进程，党的自身建设实际上也处于开放的环境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物质诱惑明显增多，用金钱裹挟着利益交换的“糖衣炮弹”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在中西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官员出国考察等契机对一些政治定力不坚定的中国官员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中国学者和学生出国交流与留学期间有选择地渗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企图通过他们影响未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决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党内并没有毛泽东认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在追逐物质利益的市场化时代和中西交流互动的全球化时代，毛泽东曾警惕的危险则不是耸人听闻，其危险可能性不仅现实存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二是要增强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搞内部渗透的警惕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党的自身建设也要吸取“木马计”所揭示的深刻历史经验教训。2016年11月，竞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曾表示，他当选后美国将不再推翻别国政权，对此决不能轻率地以为美国就真的不会对别国搞意识形态的内部渗透和颠覆，我们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一个执政党特别是大国的执政党，如果不经常注重检查自己的思想和组织，不保持自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不对敌对势力的内部渗透保持战略性的警惕意识，必将对党本身和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破坏。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增强治党管党、防腐拒变的战略预见性和责任感。

    第二，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准确理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完整正确理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异化分子的判断标准，理性分析党建所处的客观形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内分歧与矛盾，防止把正常的党内分歧当作是两条道路的敌我矛盾。

    一是要准确理解什么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区分、鉴别党内异化力量的重要前提。从思想政治状况来看，判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看其思想主张是否完全遵循经典作家的原文原话，而主要地是看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否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是否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正如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14页。] 从实际言行层面来看，应当看其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作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丑化党的历史和领导人，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在党内搞阴谋诡计等言行。

    二是要正确理解党内已有的极少数或可能出现的西化分子和异化势力的判断标准，防止误认误判。本文认为判断是否属于党内异化势力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政治立场改变、放弃理想信念、追逐个人私利（主张私有化）；二是掌握了党内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力，具有影响和改变国家决策或未来走向的能力或潜在能力；三是在搞团团伙伙、宗派主义，进行阴谋篡夺当合国家权力等非组织活动，形成了一股势力。这三个方面必须同时使用并加以整体性判断，才能确定是否是党内的“走资派”，如只有第一层次，没有掌握党内权力，也没有形成一股势力，那就是单纯的个人的立场错误问题，处理起来相对容易。如果只有第三层次而没有前两个层次特别是第一层次，则只能判断为搞宗派主义、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是严重的违反党纪的行为，但不属于“走资派”。

    三是要客观分析党建的形势，在看到主流的同时不忽视问题的支流，从而防止战略误判。应当讲，我们党总体上形势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是禁得住考验的。但是，在看到我们党总体形势良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可能存在的危险。理性分析党建面临的形势，一方面，不能把党面临的风险挑战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造成形势紧张，失去理性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问题和危险，必须提高底线思维，增强忧党意识。

    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内分歧和矛盾。列宁认为，在共产党内有分歧很自然，不同于“独立党人”、考茨基派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基础上的意见分歧……在这种基础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可怕”[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6—207页。]，关键是不能混淆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和敌我矛盾。在方式方法上，属于党内正常的政策和意见分歧，应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进行广泛沟通和交换意见，最大化地凝聚共识，存在争议的主张和方案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现行试点，进行结果对照，通过实践的检验来确定意见，决不可将正常的党内分歧主观臆断为敌我矛盾或者私人矛盾，进行打压。处理党内出现的异化分子，必须通过组织程序，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审查处理阶段注重证据，严禁伪造证据、制造冤假错案，不搞群众运动和“批、改、斗”，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党自身的净化系统把党内的蛀虫和异化分子清理出去。

    第三，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必须注重预防，抓住主要矛盾，加强常态化的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和后备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十八届六中全会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突出地强调了高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在党的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具体而言，保持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党建工作。

    一是要强化高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定力。高级干部掌握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某些历史节点甚至起着决定作用。毛泽东十分注重思想建党，不仅强调党员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同时，他特别重视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政治状况，延安整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统一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他们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的思想共识。新形势下，少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忽视自身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建设，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缺失，最终堕落成私德败坏、趣味低俗、生活奢靡的腐化分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若干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实践表明，领导集团内高级干部的理想信念一旦丢失，思想防线被攻破，在敌对势力的内部渗透下，就容易出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危险。因此，必须加强对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立场、思想品德和形势教育，“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二是要加强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首先要加强权力监督，确保高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公共权力为人民服务，防止高级领导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或者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从事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活动，确保权力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其次要加强党纪监督，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必须经常加强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党纪监督，按照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方面，考察其思想行为是否违背党的宗旨，政治倾向和立场是否正确，是否对党中央阳奉阴违，是否拉帮结派、从事非组织活动，始终确保高级干部在遵守党纪做出表率，形成在全党上下的示范效应。再次，要完善党内法律法规和巡视制度，尤其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此外，还必须加强具体掌握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国企高级领导干部、党政高级智囊团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倾向的动态跟踪，加大对他们的教育、监督和管理。

    三是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和特权。从苏共垮台的教训来看，高级领导干部通过贪污腐败和特权获取的非法物质金钱是他们放弃党的性质和宗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诱因，因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私有化，其贪腐的巨额财产才能合法化。因而，“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年，第394页。]在市场经济条件，少数领导干部禁不起金钱诱惑，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私利，从而忘记了初心。“特权与腐败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本’和‘标’的关系，特权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源头和温床。” [ 韩冰：《全面从严治党视阀下的反特权问题探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第60页。]一些领导干部封建特权思想严重，摆出高高在上的态势，脱离群众，要求所谓的高待遇、高福利。腐败和特权的相同点都是追求享乐和金钱、脱离群众、理想信念严重缺失。追求享受、脱离群众自然想问题、办事情就不会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而是考虑自身的私利，这是领导集体腐化变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潜在土壤。苏联解体在很大原因上就是苏共党内形成了特权阶层，脱离群众，追求物质享受，从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尤其要预防和惩治高级干部贪污腐败，在市场化条件下，针对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不法企业家“糖衣炮弹”的袭击，还要大力反对官商勾结型腐败，严惩领导干部的经济腐败。同时，要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特权思想，遏制特权现象，坚决防止官员特权合法化、制度化，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深化公车制度和官员福利制度改革，合理确定官员待遇，让领导干部放下身段、联系群众、艰苦奋斗。

    四是必须对党内异化分子进行严肃处理。一些担任重要社会职务的所谓社会“公知”的党员打折“改革”的旗号，利用互联网和自身的社会影响散布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变相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企图影响领导干部的执政思想和理念。少数领导干部阳奉阴违，表面上拥护党中央、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暗地从事非组织活动，一些掌握有领导权的党员干部在其主管的领域内变相拒绝执行中央政策，甚至主张进行私有化的改革。对于这类已经异化的党员和干部必须进行仔细鉴别和认真排查，并进行组织上的严肃处理。

    五是要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高级干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但我们党总是处于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中，因此在重点抓好高级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也要有意识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与西方国家的领导干部的选拔机制不同，我党领导干部的培养任用遵循的是从基层到中央的逐级发展的梯队式方式，基层青年党员和干部经过在地方各部门、各层级的大量锻炼后最终要走上党的高级领导层，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党和国家的潜在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思想状况、政治倾向、执政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未来党的前途和命运。党组织应做到对基层青年党员干部的全过程培养和动态跟踪，完善关心、教育、培养和管理机制，帮助其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职务层级中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防止带病提拔，确保走上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干部队伍始终做到思想纯洁、组织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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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韩冰.全面从严治党视阀下的反特权问题探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5）：60.

    作者简介及基本信息

    许洪位（1993—），男，四川大竹人，中共党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武汉警官职业学院兼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与意识形态工作研究；政党理论与执政党建设研究。在校期间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1次。曾主持学生科研项目（项目名称：《西方政治价值批判与中国“三个自信”研究》）1项，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多项。写作论文近30篇（篇均超过1.5万字），公开发表论文10篇，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期刊2篇（1篇录用待刊）；《当代港澳研究》CCSSI来源集刊1篇，《湖北民族学院学报》CSSCI扩展版期刊1篇（待刊），《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约稿1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1篇。作为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独立受邀参加2017年“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次并作会议发言；参加第九届“全国毛泽东论坛”，第三届“全国高校党史教育论坛”，中央党史研究室2017年“深化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专题研讨会”，第29届全国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会议，2017年党外知识分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国学术研讨会、新时代文化软实力建设理论研讨会等全国性学术会议7次。参加湖北省2017年第三届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获得一等奖；参加第29届全国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会议，论文获得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