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资本主义千方百计颠覆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河这一角度来看，毛泽东关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并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党建思想。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确保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理论思考、对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心担忧，充满着“忧党护党”的党建关切。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维护党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重点在于保证党内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定力。这些思想对于苏东剧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警示价值。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一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局限理解和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采用群众运动的不适当方法进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新的时代形势下，需要理性和客观评价毛泽东这一党建思想，将其具有的党建警示意义同所犯的历史错误恰当区别开来，避免陷入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同时需要结合当代党建新情势和新要求弥补其历史局限，挖掘其有利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合理部分。

    [关键词]：毛泽东建党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纯洁；组织纯洁

    一、“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一提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多人就会自然联想到它曾给党和国家带来的历史伤痛而表现出厌恶或避讳。诚然，这是由这一思想深处内在地包含阶级斗争产生的足以令人惊悚的客观效应造成的。来自内心深处的伤痛的历史记忆是抹不掉的，曾经浩大连续的阶级斗争在达到登峰造极之时也在“文革”结束后迅速地跌落低谷。在当下，无论是民间还是党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一个不被谈起或者即使少有谈起也缺乏底气的名词，总之，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事物。且看以下几种对于这一提法的代表性认识吧：

    ——有人说，“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泽东主观臆断的产物，客观上并不存在，其夸大现实中的矛盾和分歧，强化意识形态间的对立，认为党内有斗争是杞人忧天。
    ——有人会说，我们现在的中心工作是搞经济建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阶级斗争，与新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相背离，不能再提。
    ——有人还会说，“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天斗来斗去，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和伤害，我们渴望和平安定、没有争斗的日子。
    ——有人更会说，“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围绕权力斗争，毛泽东要整其他中央领导人而提出来的借口，谈不上所谓的党建思想。

    如此，“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真的是一个既不存在、又无价值的伪命题而应予彻底否定？在党处于市场化、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这一思想能否再提？是否还具有重提和研究的意义？

    这些观点看似理据充分，然则却混淆了对立与统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理想与现实、私人分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前面两种观点带有一定的哲学思辨和学理色彩，但其实质确是“虚无论”和“排斥论”，后两种观点更多体现了民间在经历历史伤痛后渴望安定平和的内心写照以及茶余饭后围绕党史人物秘闻的闲聊，因而带有鲜明的小生产者的“恐惧论”和“谬俗论”。

    首先，第一种观点只看到了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整治对象的现实，然而其认识事物的视野狭隘，没有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颠覆图谋的历史长河进行考察，因而否认我们党可能存在的这种危险，只看到第一代领导人期间党内的统一，却没看到未来党在不断新陈代谢中可能存在的对立一面，因而陷入了看问题欠缺全面、缺乏底线意识、忽视或否认风险与矛盾存在的“虚无论”。

    对于一个大党来说，忽视阶级斗争特别是国际间的阶级斗争，忽视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通过内部渗透使一个政党内部分裂和变质的可能性危险，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推进党的事业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确是对阶级斗争形势严重估计的主观臆断。因为当时党内并没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久经革命考验的共产主义者，自然不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提出的包产到户、发展商品市场等主张，是从我国物质文化落后的实际国情出发的，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进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在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就牢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这固然是对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先进性进行肯定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写照。但是，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党也会因成员和思想的新陈代谢并随着历史的向前演进而不断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党在客观上就会面临一系列思想和组织不纯的危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说明中指出，“但由于这个准则针对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现在党内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当时尚未遇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了必须根据党所处的时代和形势变化增强预防和应对新危险、新挑战的预见性。在毛泽东时代，党内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代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就不会面临这方面的危险。正如邓小平曾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思考的是主要不是短期性的政策和策略安排，而是事关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因此，我们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他那个时代，不能因为他那个时代党内没有“走资派”而又采取群众运动等不恰当方式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严重受阻的历史危害就全盘否定这一思想，而应该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来考查。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在资本主义仍占全球优势的人类发展时空区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时无刻不在策划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渗透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的主要方式。苏联解体也许就是西方国家从内部渗透进而使得共产党领导集团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很好例证。

    其次，第二种观点强调一切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大局，抓住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然则，把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典型的“排斥论”。

    中共八大首次提出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恢复和不断确认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个论断没有错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但是，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完全否认阶级斗争这一次要矛盾的存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确立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必须坚持长期不动摇的同时，提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这里的深意之处在于如何理解“一定范围内”，显然，这个范围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内部。如果受到西方思想殖民和利益收买的主观动机不纯和腐蚀蜕变分子，要在中国改旗易帜，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的斗争，就具有明显的阶级斗争性质，因为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违反政治和组织纪律，而是关系到党自身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因而，提出“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多地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对于境内外敌对势力内部渗透的一种战略性警惕和防范，并不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对于执政党来说，忽视阶级斗争特别是忽视国际间阶级斗争无疑是自动向敌对势力敞开大门，就会犯历史性错误。清除党内腐化蜕变分子的主要作用是保持党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经济建设通过改善人民生活能够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再次，第三种观点本质是一种小生产者的“恐惧论”。它主要从总结历史教训出发，认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观点在历史上造成了众多冤假错案、无数家庭的破裂，社会秩序的混乱、经济发展的停滞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一观点的逻辑是，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不能再要阶级斗争，而应该追求和平宁静的生活。这种思想包含着对和平无争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可是在现实的阶级社会，敌对势力并不会因为我们不搞阶级斗争而放弃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图谋，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恐惧论”把历史上毛泽东因对阶级斗争形势严重估计和采取大民主等不恰当方式带来的损害视为阶级斗争理论本身的失败，这是片面的。应该指出，不能短视地只以眼前是否有利于改善生活水平和享有和平安定的生活为关切，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长时期内人们能够比较公平地享有较高质量的生活，而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核心就在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如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出了严重问题，影响整个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的不仅是短期性，甚至更可能是长期性的。因此，不能因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就放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不能因为毛泽东时代因误判形势导致而在实践中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就完全否定“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某些合理性。

    最后，第四种观点明显是一种“缪俗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把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思想的目的完全看作是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之间争夺私利的权力斗争，甚至一些人极其荒谬地把毛泽东因误判形势而错误地对彭德怀、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进行处理等同于历史上封建专制君主朱元璋为维护自身专制权力而诛杀蓝玉等开国功臣，别有用心地抹黑党和人民的领袖形象。需要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的目的是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出现他所认为的共产党变质，其主观动机是为“公”而绝非个人权力、名利和私利。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历史个中也掺杂着他因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具体矛盾，但这并不是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思想的主要原因，这种个人间的分歧和具体矛盾只是起到了加剧他误判形势和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视为“假想敌”的作用。至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思想是否属于党建思想，本文在后面会专门论述。

    判断一个命题是不是伪命题，主要应看到它反映的现象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它所提出的方法是否对解决当下问题有价值？

    首先，“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思想反映的现象在现实中是否存在？

    共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揭示的是共产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落后性问题，而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政治立场的大问题。应当讲，我们党内的绝大多数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手里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党内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社会主义意志不坚定和共产主义信念动摇的腐化蜕变分子掌握了部分领导权，他们在价值理念和执政观念上倾向西化，作风上脱离群众、拉帮结派，并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行奢靡享乐、贪污腐败之事。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来腐化堕落分子呈现高层化特征，涵盖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据统计，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已经达到34名，占比达到百分之九[ 十八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有205名，中央候补委员171名。其中，被查处的中央委员17名，中央候补委员17名，占总人数的百分比达百分之九，这是截止2017年9月1日的统计数据。具体可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址：http://fanfu.people.com.cn/n1/2017/0831/c64371-29506662.html（最后访问日渐：2017年9月10日）。]，单看这一比例，也许觉得占比不大、问题还不太严峻。但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党组织相对松散不同，我们党的组织体制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上级和下级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服从纪律关系，因而如果我们往下推算，他们作为中央一级的高层领导干部，受其影响或者与其存在宗派团伙关系的高中层官员会有多少，这些腐化变质的高中层官员因宗派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连带的中下层官员又会有多少，这恐怕就不止百分之六这么简单。更严重的是，这些下层官员又潜隐在我们党今后的后备领导干部队伍当中也即如果选拔升迁制度不完善，这些人极有可能走上未来高层领导岗位（如周永康），此外，他们在党的下层对广大中下层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不良的诱导影响，严重危害党内的政治生态。虽然他们其中的部分人是否具有西化倾向难以确定，但毫无疑问地是他们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而这往往是蜕变分子放弃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继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奏。我们再看苏联，苏联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直接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他们都是在未进入苏共高层之前就已经被逐渐腐化和变节了。可见，毛泽东关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所反映的部分共产党员腐化蜕变的现象与危险在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是存在的，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党容易出现精神懈怠、消极腐败和理想信念缺失的情况，加上国际敌对势力的内部渗透和腐蚀，党内部分人堕落蜕变并不是不可能。

    其次，“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下党建问题是否具有价值？

    看待问题的场域、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问题的把握和理解。同一思想放到不同场合和时代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意义。在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一思想的时代条件下，党内虽然也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但总体并不严重，且全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态度是坚决的，不存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在那一段历史成为过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反思那一段峥嵘岁月会觉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多大意义，反而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扭曲。但是，当我们把视角和场域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全球化和市场化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的腐化蜕变、资本主义千方百计破坏颠覆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来讲无疑具有应有的警示意义。

    因此，无论是对各种因主客观原因而对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存在一定误解的“虚无论”、“排斥论”、“恐惧论”和“谬俗论”的正面回应，还是从命题真伪辨别标准来看，毛泽东关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并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言具有其合理意义和警示价值的思想，是毛泽东在“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后关于未来建设社会主义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更伟大、更艰苦的路途中，党内可能出现的危险和风险而进行预见性的战略性思考。

    二、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是不是党建思想？

    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不是一个伪命题，那是不是党建思想呢？

    我们在谈论和研究某一领导人的党建思想的时候，往往已经具有了前置立场，通常会首先不加全面考察和辩证分析地去把这一思想当做是完全科学的、正确的思想，然后就大谈其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很少去关注和探究这一思想是否存在某些局限和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些党建思想在实际执行中会不会出现走样的可能，如何破除中央领导人党建思想在地方执行中的阻滞机制，打通党建思想执行环节的“最后一公里”。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学界也常常把正确性视为党建思想的判定和研究标准，以至于对毛泽东在具体场合下提出的带有争议性或者在现在看来带有敏感性的党建思想不敢或更不愿研究其发生的原因、可取之处、内在缺陷以及对当今党建具有的镜鉴价值。任何人的思想观念都只是相对接近真理，正确性不应该成为判断是否属于领导人党建思想以及是否研究这一思想的唯一标准，即使是领导人因受历史和认识条件限制提出的不太正确甚至是错误的思想也应该进行辩证研究，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总结教训，发挥资政作用。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虽然产生于毛泽东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但是其思想本身却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这并不能就此否定这一思想的党建属性和党建关怀。

    此外，从纯粹学理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关注对象来讲，还是从主观目的来讲，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从关注对象来讲，毛泽东这一思想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要求保持党自身的纯洁性。无产阶级的纯洁性主要体现在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即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坚决清除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违反党纪的腐化分子、叛党西化的蜕变分子。而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关注的正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相互对抗（竞争）中在面对资本主义颠覆图谋的情况下如何预防资本主义从内部渗透达到改变共产党进而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其次，从主观目的来看，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把党建设好，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确保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虽然他形成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严重估计的基础上，并采取了群众运动等大民主方式造成国内政治空气紧张、党内正常政治生活严重扭曲，但从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这是毛泽东在当时党内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况下提出的并运用不适当的方式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损害的但却具有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党建思想，他的错误在于没能通过科学地研判形势和采取正确的方法实现整党治党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一致。

    三、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泽东于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社会主义农村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时提出来的。毛泽东基于当时中央在农村经济政策允不允许搞包产到户的政策分歧，联想到苏联出现的“修正主义”，于是主观地认为党内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部分领导权，因此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维护党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把他们清除出党。

    毛泽东关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并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包含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在这些理论探索中，既有正确的主观动机，又有对形势的错误判断。

    一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的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革命胜利后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做到永不变质。为此，他在革命胜利前夕的中国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二是关心人心向背，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取得执政地位，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建国后，“五毒”资本家向一些国家干部行贿，少数党员干部禁不起考验而贪污腐化，有的甚至官商勾结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地方和部门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现象突出。针对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和干部特殊化等问题，“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逄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88页。] 应当看到，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极大地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危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在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严重估计下，毛泽东将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等同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以至于“官僚主义现象被说成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陈东林：《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76页。] 出于维护党的性质和宗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认为依靠惯常的整党整风已经难以达到纯洁组织的目的，必须要通过党内斗争，来一个彻底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