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经影视评论获奖作品选登之十：用阴谋事件来寻找战争的借口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伎俩

    一一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之初在中国的国土上用了近十年的时间阴谋策划的七大事件

日本鬼子进攻上海时对中国人实施的死亡炮击

上图，日军在斩杀中国平民；下图，南京大屠杀时日军进行杀人比赛，刽子手野田岩（右）和向井敏明（左）分别屠杀105名和106名中国平民

强盗可以猖狂于一时，但不可以猖狂于一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败亡的日军正在签署自己的死亡判决书

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罪犯一定会受到审判。这是东京国际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审判

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被判枪决的日军战犯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十分罪恶的特征，那就是制造谎言、挑起事端，然后再颠倒黑白、强加于人。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侵华战争的每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日本人都要制造一个个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起自于谎言和造假。善于造假和运用谎言贯穿于日本民族全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国家政策实施的时候，把谎言当成真理，把假相视为真实，一定是极具侵略，极度无耻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日本军国主义用谎言和战争构成的历史，决不文明，也绝无辉煌。今天有些日本人仍刻意的去怀念、赞美这段历史，其目的不外乎是他们的亡我之心不死，日本残害人类的兽行不变，日本祸害世界的恶行就永远不会停止。

    回顾日本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初的一段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清这一历史的过往。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始于1928年4月，从策划发动的“济南事变”始，到1937年发动的“八·一三事变”，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国土上策划了7次大的事件，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谋划之深远，手段之恶劣，行径之流氓。

    “济南事变”，阴谋战略棋局中的重要一步

    “济南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制造无数事端中的一个重要的阴谋事件。这个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战略棋局中的重要一步，它的发生既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侵略行动的一次预演，又是侵略者施放的一个探测气球，以期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和中国军队抗击侵略的能力。这一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家和侵略者蓄意在中国制造滔天罪行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外交和政治尝试。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宣布北伐，并亲自率领第1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北伐的日本政府，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命令第六师团从青岛登陆后，立即占领济南及胶济沿线的军事要地。 由“临时济南派遣队”及派遣军指挥官福田彦助中将负责指挥。日本军部同时要求驻天津3个步兵中队赶赴济南增援。4月20日，日军一部侵入济南。25日由福田彦助率领的派遣军1381人在青岛登陆，26日侵入济南。至27日，派遣军所属部队5091人在青岛登陆完成。

    4月28日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占领万德，向济南进发。30日夜，中国守军督办张宗昌北逃。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2日上午，蒋介石随军进驻省督办公署。此后，日派遣军福田彦助中将接踵到达济南，济南的日军总兵力已达3500名。日军随即在市区部署警戒线，划定东西两个警戒区，并在各交叉路口堆积沙包，构筑机枪阵地。这样济南城就呈现了日本侵略军与中国军队的对峙局面。

    5月3日上午8时，日本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阱一和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等拜会蒋介石，佯称日军当天就要撒离济南。但当他们离开北伐军总司令部不久，派遣军总指挥福田彦助就下令发起了进攻。日军的借口是国民革命军在城里张贴“打倒张宗昌”的标语，日军借机出来干预。随之大批日军蜂拥而上，但凡碰到中国人，立即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人。此后，城内各地枪声四起，日军3000余人全部出动，对中国军民发动攻击。10点以后，福田彦助下令开大炮轰击，临街商埠居民房屋皆被炮火击中焚烧。下午，日军强占济南邮局、电报局，并且炮击中方无线电台。济南市的日本“在乡军人会”也配合日军在城内大肆搜查、捕杀中国官兵，洗劫中国商店，滥杀手无寸铁的居民。同时日军不顾国际法准则，公然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凌辱和集体屠杀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人。这一天，被日本侵略军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1000人以上。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济南事变”又称“济南惨案”或“五·三”惨案。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一面肆意颠倒是非，诬称中国军队抢劫和杀害了日本侨民。为进一步扩大事态，日军不断向济南增兵。4日，日本军部急调关东军所属部队2000多人驰援济南，并增派军舰赴长江口岸及青岛。同时增派名古屋陆军第三师团2万人，再次出兵山东。

    侵略军为寻求进一步扩大在山东军事行动的借口，7日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处分军官、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严禁反日宣传、胶济线两侧20华里内撤兵等。

    5月8日，福田又向所部下达侵占济南全境的命令。炮击兵工厂、弹药库和居民密集区。9日，日军在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构筑新的炮兵阵地后，再次向内城发起全面攻击。10日夜，蒋介石下令放弃济南城。11日晨，济南沦陷敌手。日军疯狂屠城，进行惨无人道的残杀、掠夺和奸淫。此次济南事变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

    日本出兵山东，侵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各要地，制造“济南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预谋发动的一次战争行动。

    “皇姑屯事变”，京奉铁路上的惊天一爆

    “皇姑屯事变”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策划的一个重要阴谋事件，事件的发生进一步的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其为改变东亚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济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改变北伐军继续北进的决心，这既对驻守京津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影响到日本军国主义武力攫取东三省图谋的实现。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认为奉军如处于不利地位，张作霖率其20余万军队退回东三省，“满洲的治安”将受到骚扰，“威胁”到100余万“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1928年4月20日，他向参谋本部提议日本政府应用自卫手段，派军开往锦州或山海关，解除进入东三省的奉军或南京政府军队的任何一方的武装。

    5月17日日本政府代表芳泽会晤张作霖，芳泽威胁说，如果奉系军队逃回满洲，日军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对此，张作霖大怒，两人的争论无果而终。这样的结果，对于急不可待地要攫取整个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来说，十分不满。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根据陆相白川义则“用一切手段制止南北两军越过长城”的指令后，命令第40混成旅团集结奉天，准备派第14师团开赴锦州。5月22日，村冈决定把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迁到奉天，并积极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力主在张作霖败退奉天时炸毁张的专车的计划得以实施。6月1日晚，河本到皇姑屯察看地形，选定了南满、京奉两路交叉点为设伏爆炸地。6月2日夜，河本亲自率工兵部队在此埋设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并指定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东宫铁男大尉为现场指挥。河本还雇用了3名中国士兵来放哨。

    5月30日，北伐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决定返回东三省。6月3日深夜，张作霖乘专车悄悄离开北京。4日晨5时27分，当张作霖的专车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的旱桥时，专车被炸翻起火，张作霖身受重伤，4个小时后死去。这就是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变”。

    “皇姑屯事变”本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和执行的。但在张作霖的专列快要驶到爆破点时，日军向3名中国士兵发起突然袭击，杀死2人，另1人侥幸逃脱。为此，日本关东军编造说暗杀为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对于日本政府及关东军之所作所为，真相也很快大白于天下。张学良在稳住东北政局之后，于7月5日向全国发布和平通电。并不顾日本关东军的再三阻挠， 12月29日，在中国东北挂起了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并入国民政府。

    “九·一八”事变，东北尽陷魔掌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全中国行动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阴谋事件之一，它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意图。和所有阴谋企图一样，日本法西斯总会先装出一副无辜受辱，进而置对手于死地而十分无奈的假象。翻遍全世界侵略者的罪行记录，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日本侵略者这样无耻和不要脸的。

    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了多年之后，1931年9月18日，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预定的阴谋终于爆发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事件发生地在柳条湖，又称“柳条湖事件”。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是因为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同时这里距中国守军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反诬是中国军队搞的破坏，也有利日军的攻击。

    9月18日这一天，在距柳条湖约6华里、距北大营约8华里处，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三连连长川岛带领105名士兵设置了前哨指挥所。第三连的和国劲少尉率领一批用金钱收买的日本浪人，在爆破现场附近担任警戒和联络。第三连的河本末守中尉带着七八名士兵，携带42包黄色炸药赶往现场进行爆炸。当天晚上，河本末守等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东侧单轨的两根铁轨接头处，炸断了路轨，毁坏了2根枕木。

    柳条湖的爆炸声刚响，日军立即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区进攻。这时，日本设在沈阳南站大和旅馆内的炮兵阵地，用24厘米口径的重炮向北大营、飞机场等要害位置轰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营营长岛本正一命令第一连连长小野、第四连连长高桥、第二连连长川上，率部在坦克掩护下向北大营进逼。

    9月18日夜，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北大营第七旅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下令部队进入预备阵地。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区，情况非常紧急。赵镇藩决定部队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凌晨5时30分，北大营落入敌手。

    19日1时，日军第二十九团团长平田幸弘上校率部到达沈阳小西门外，晨4时50分，驻辽阳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也率部抵达沈阳，并迅速占领兵工厂、航空处和东大营。日军分三路进攻沈阳，6时半，沈阳沦陷。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占领了沈阳城。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沈阳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先后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公主岭、安东、本溪、抚顺等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22时许，长春陷落。

    21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二师团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所以日军第二师团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吉林。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阶段计划。

    “一·二八”事变，上海滩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之后，造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并随之建立起东北各省伪政府，接着积极策划筹建以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为了转移其侵占中国东北恶行的国际视线，迅速把侵略战争由北方引向中国南方，日本军国主义刻意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的发生加速了日本对华战争的进程和步伐。同时也由于在该事变中，日本侵略者受到中国政府军的顽强抵抗，而遭受到严重打击。事变的发生地进一步的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为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和全民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一·二八”事变也是战争罪犯和阴谋家精心策划和周密准备的产物。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坂垣征四郎大佐，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发出“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田中隆吉接到电报后，立即与汉奸、日本特务川岛芳子(金碧辉，原名爱新觉罗·显野，清末肃亲王耆善女，过继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取名东珍又名川岛芳子)密谋，决定制造事端，引发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上海妙发寺日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在川岛芳子指使下，来到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工人义勇军的操练，并向义勇军投掷石块挑衅，随即引发冲突。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医院。1月20日早上，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带领日本青年同志会32人，突袭三友实业社，火烧三友毛巾厂。当日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的日侨集会，向日本领事馆及日本海军陆战队请愿，要求采取强硬手段。这些暴徒沿街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过往路人。

    日本暴徒的行径，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严惩凶手，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12月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

    28日下午3时，上海市长吴铁城表示完全接受日方的要求。但是，日方的本意是制造借口，挑起战端。所以，虽然市政府予以妥协，但日本当局仍不罢休。当晚，日本驻沪海军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又发出新的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军立即退出闸北。日军惟恐中国当局收到通牒后接受其要求，而失去进兵的借口，故通牒刚一发出，就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当晚11时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2000余人，已经按阴谋计划向驻守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大规模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的支持下，面对日军的侵略，决心守土有责，拼死一战。事变发生前夕，1月23日，第十九路军将领即召开了驻沪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死守国土，并严令各部队严阵以待。

    日军的侵略，遭到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事变当夜，日军先行占领淞沪路天通庵车站，接着向闸北的宝山路、虬江路等发动突然袭击。十九路军立即奋起御敌，在闸北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造成日军2400余人伤亡，使其无所进展。日军当局遂于2月5日将盐泽撤职，由刚编组的第三遣外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到上海指挥。十九路军坚守江湾、吴淞地区，再与敌展开激战，六十一师一二二旅将进攻蕴藻浜、曹家桥之日军千余人包围歼灭。日本军部任命植田廉吉中将为司令率领第九师团20000人赴沪支援。植田集中其全部兵力30000人，于2月20日向吴淞、江湾、闸北全线大举进攻。2月16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所辖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20000余人，到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抗敌。在庙行镇、八字桥、浏河等战斗中，日军继续遭到英勇奋战的中国军队的打击。日本被迫再次增兵上海，并以白川义则大将为总司令，统帅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共40000人和200多架飞机到沪参战，使日军侵沪总兵力达到80000余人。由于多日苦战，遭到严重损失，蒋光鼐遂于3月1日命令中国守军撤退到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一线。

    在淞沪抗战中，第十九路军首先奋起御敌，第五军及中国其它军队随之参战。他们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抗御装备精良的8万之敌，达33天之久，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使日军死伤10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为捍卫民族尊严和洗雪国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华北事变”，恶魔导演的群丑剧

    “华北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阴谋事件。这个事变的发生，使日本对华战争进入了一个把战火从东北引向华北进而发展到全国的实质性阶段。如果说把1894年10月24日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攻陷大连和旅顺要塞，到1931年9月18日，日军相继占领东北全境，日本军国主义用了37年时间，其间制造了无数的阴谋和事件。而日本在1935年底制造的“华北事变”，使华北五省(冀、察、晋、绥、鲁)走向变相的“自治”，则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其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及摩擦，则是日本军国主义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个个怪胎。   

    早在1933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便把矛盾头指向了华北，妄图将华北五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12月18日，日本侵略者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国民政府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成立这个委员会，日本采取的方针，与武力强占东北不同，打算通过扶持傀儡上台，建立日本操纵下的“华北自治政权”，实现其不战而攫取华北的目的。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挂“自治”的牌子，仍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但实际上已把冀察置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是变相的“自治”，至此，华北已处于十分严重危机的地步。

    1933年7月6日，日本军部在《对华政策大纲》中明确提出，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这一公然的对侵略行径的诡辩，立即遭到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天羽英二在3天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无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日本希望中国保持完整的统一和繁荣。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天，在《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文件中声称：“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　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在大连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1935年2月，孙永勤抗日义勇军进入河北省遵化县。5月初，天津伪《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伪《振报》主笔白逾桓分别在天津日租界被暗杀(以后证明为日本特务机关所为)。以此为借口，日本派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于5月29日会见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宣称，中国当局支持长城附近之义勇军进入非武装区实乃破坏停战协议之行为。因此，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而且北平、天津两地亦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协议地区内。胡、白被暗杀实为对我日本之挑衅，并蛮横地表示，今后再发生此类行为，日本军将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日本还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5月30日，天津日军一个中队乘装甲车在河北省政府门前进行武装示威。日本飞机在平、津上空进行低空盘旋。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一带，还从旅顺调驱逐舰两艘驶进大沽口。

    6月9日，何应钦表示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要求。6月11日，高桥坦拿来日方草拟的一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钦的“备忘录”。南京政府虽不同意在“备忘录”上留下文字根据，但何应钦得到汪精卫的批准后，仍复函梅津，这就是《何梅协定》。《何梅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继《何梅协定》之后，同年6月，日本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并迫使察哈尔当局与日方签订了《秦土协定》。1935年6月26日，关东军特务4人，经多伦到张家口的途中，因拒绝接受中国军队检查，在张北县被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扣留(第二天上午被释放)。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此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秦德纯接受土肥原要求，与其　签订了《秦土协定》。《秦土协定》是又一丧权辱国的协定，通过这一协定，日本攫取了中国察北地方主权。而后，日本又压迫中国当局签订《张(允荣)松(井源之助)协定》，并借此派伪军进占宝昌和沽源等县，使察省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被日本侵略势力所控制。

    在《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又策动亲日派拼凑傀儡政权，导演出一幕幕“自治”活动的丑剧。

    1935年6月下旬，日本收买曾任吴佩孚政务厅长、老牌汉奸白坚武，制造了丰台事件。白阴谋组织暴动，夺取北平，并决定于6月27日晚提出在北平全面戒严。6月28日凌晨1时，白指挥铁甲车到永定门，见无法前进，退回黄村，弃车逃回天津日租界。丰台事件平息。

    1935年10月24日，日军策划河北香河县的汉奸、地主武装、流氓无赖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了“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诡称这是“民意”的表现。之后，平、津等地不断出现日本策划的汉奸“请愿”队伍，要求华北“自治”。

    11月25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在河北通县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区包括22个县。一个月后，殷汝耕又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政府”是日本在关内扶持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其出现表明冀东22县沦入日本之手。

    与此同时，日本还策划了“内蒙古自治运动”。1935年8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南茨郎派田中隆吉少将赴内蒙古策动锡林郭勒盟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加紧分离活动，成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1936年5月，德王在日军操纵下，在察绥边境上的化德嘉卜寺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下设外交、军政等8个公署。　　 1935年11月11日，土肥原从天津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宋一方面电告中央政府请示方针，一方面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开放政权，实行宪政，虚以应付。

    11月26日南京政府召开行政院会议，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同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

    11月30日，何应钦与秦德纯、萧振赢商定：撤销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由宋哲元任委员会会长兼任绥靖主任，以应付当前形势。12月6日，萧振赢把这个方案拿到天津，征得多田骏、土肥原同意。12月11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命令。冀察政务委员17人，有6人属二十九军系统 ，4人属东北军系统，其余7人为北洋军阀旧官僚和平津士绅，均系亲日派。宋哲元还延揽大批汉奸如齐燮元、曹汝霖等，委以要职。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与日本侵略军相妥协的产物，它的成立，使中国在华北的主权严重丧失。

    “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

    “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和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其手法要比德国法西斯要诡诈得多，阴谋伎俩也要多得多，其侵略理论也比德国法西斯堂而皇之和更不要脸。好端端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日本，因明治改革本应随着世界科技文明的进步而进步，却因其统治者从1894年开始把日本拖上了企图侵略中国、称霸亚洲及世界的战车，由此而一发不可收。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这个事变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早有准备的预谋事件。

    1937年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给日本的侵华政策带来严重威胁。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担心，这种势头一旦持续和高涨，不仅使日本在中国未来的利益难以实现，即使目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为此，日本军国主义便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其时侵华日军频繁在丰台进行军事演习，最初是每月一次，最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大演习。演习方式也改为实弹射击，时间也由白天 改为夜间。

    在宛平日军演习的激烈枪声中，1937年6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满洲铁路局等有关方面巨头，在大连举行军事会议。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廉吉在会上声称，3个月即可解决中国问题。7月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建议，日本进攻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清水节郎大尉指挥下，未经中国方面允许，即在宛平城北中国卢沟桥守军阵地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晚10时以后，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连续的机枪声，这本是日军演习中担任假想敌任务的部队发射的，但清水节郎却诬称是从铁路桥附近堤坝方向和宛平城内方向发射的枪弹声。当晚11时，日军又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中国驻军坚决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指示第二十九军司令部同意与日方联合派人进行调查。不久日方得知失踪士兵现已归队，但仍然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进行谈判的无理要求。与此同时，驻丰台日军第三营营长一木清直率分队主力赶到卢沟桥。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也发出“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命令，向前线官兵提出“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受命率一营部队加强了卢沟桥的防御。

    7月8日凌晨刚破晓，日军一木清直率领第三营主力，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的向回龙庙及铁路桥的中国守军扑去，扬言要在中国驻军阵地搜寻“失踪士兵”。中国守军金振中营长早已命令排长申仲明、李毅岑带领两个排的战士守卫卢沟桥，面对数百名日军的攻击，中国守军毫不畏惧。申仲明排长立于桥头阻止日军的进攻，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之中。

    申排长的鲜血激怒了第二十九军的战士，在李毅岑排长的带领下，6挺机关枪和六七十支步枪一起向进攻之敌开火。当敌人冲上阵地后，战士们又抡起大刀，冲入敌阵，展开激烈的肉搏战。15分钟后，终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两个排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于桥头。

    其时由中日双方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还在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而日军又竟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并向城内发射炮弹，金振中的三营指挥所被炸毁，许多民房亦被炸塌。6时，日军再次炮轰宛平，经过3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专员公署被炸成一片废墟，大批民房被炸毁。接着，日军出动9辆坦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来。二十九军战士迎着敌人的坦克毫不畏惧，他们凭借手榴弹、步枪将敌人的坦克全部打退。但卢沟桥铁路桥及其北侧的我军阵地，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占领。

    当晚10时，吉星文团长带伤在全团选拔150名军官和士兵组成敢死队。每人除佩带枪支和手榴弹外，还有大刀一把，进入攻击位置。夜12时，敢死队员突入日军阵地，日军被突然袭击打得蒙头转向。日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退出阵地。

    8日晚，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分别在北京、天津同日方反复交涉，并于9日晨2时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是，日军并没有遵守这项协议，在9、10两日内连续发起进攻，再次占领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中国守军忍无可忍，驻守西宛的何基沣旅便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地区向日军展开反攻，猛扑回龙庙、刘庄两个据点。经过反复争夺，于10日夜终将失地夺回。日军不得已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区。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即开始了全面对华战争，因而这一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全面侵略战争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的无数鬼蜮伎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

    日本军国主义在北方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后，又在中国南方的重要城市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由于日军威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国民政府立即调动大量的精锐部队到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形成中日双方近百万军队在上海这个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域展开了兵力、指挥、装备及战斗意志诸方面的大博杀，因而上海的抗战成为中国抗战史上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规模最大、敌我伤亡最多的一次战役。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预谋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早在7月11日日本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就认为此战将波及到全中国。7月12日，日海军军令部制订了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的方案，然后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7月16日，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军部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要求派5个师团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以期侵占南京、上海。7月27日，日本海军省和军令部正式提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海军应做好对华全面作战准备。7月28日，日本军部要求将长江沿岸的2.9万多名日侨于8月9日前撤到上海。8月8日，长谷川清要求驻上海第三舰队做好应付事态扩大的一切准备，并重新部署了兵力。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肆意驱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与中国保安队卫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是为“虹桥事件”。日本立即以此事件为借口，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8月10日，日本军部决定紧急向上海派兵。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提出计划动员30万兵力、8.7万马匹，并向上海和青岛各增加两个师团的派兵方案。同日，日本陆海军还达成了协同作战的协议。

    8月13日9时30分，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长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从此开始。

    此时，日军在沪兵力有3000余人，在日租界各要点筑有经营多年的坚固工事。鉴于“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虹桥事件”后，南京国民政府急令京沪警备司令、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立即率部开赴上海周围布防，并令第三十六师火速从西安开赴上海。8月12日，第五军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分别进入闸北和虹口一带，同时以海军封锁长江口，在江中沉船200多艘。空军主力，也由华北方面转用于上海地区。

    会战开始后，双方均投入很大兵力，日军以松井石根为总司令，先后投入陆、海、空军与特种兵部队近30万人，动用舰船130余艘、飞机400余架、坦克300余辆。国民政府先由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进行指挥，下设左翼军、右翼军及中央军，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计兵力约70余师，共计70万人，期图与敌决战。

    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此后国民政府又决定把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把淞沪、江苏南部和浙江划定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下辖第九、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

    中国军队从8月14日下午4时发起攻击起，到8月22日中国守军攻入汇山码头后双方形成对峙止，是中国军队反击作战、主动进攻阶段。第九集团军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进攻。第八十七师占领沪江大学、日海军俱乐部；第八十八师先后占领五洲公墓、宝山桥、八字桥、虹口公园、法学院等日军据点。日军被迫退守到江湾日本驻上海海军司令部的据点里。中国军队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数度对日本驻上海海军司令部发起猛烈攻击。8月16日傍晚，中国海军第十二号快艇从江阴内河隐蔽地驶至黄浦江，当抵进至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300米处时，突然发射两枚鱼雷，把敌舰击沉。

    8月19日，第九集团军所属第三十六师从西安到上海，师长宋希濂指挥全师官兵迅速进入阵地，增强了中国军队的攻击力量。8月20日，中国空军配合陆军进攻，轰炸日军据点。多枚炸弹落在日本驻上海海军司令部据点。

    中国军队攻入汇山码头，这使日本海军陆战队受到严重威胁。8月22日，双方军队形成对峙。

    淞沪会战，空中战斗和地面战斗同样激烈。会战一开始，日军飞机即对淞沪地区疯狂轰炸。为实施空中反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驻河南周家口机场的空军第四驱逐机大队紧急调住杭州机场。8月14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高志航大队长、中队长郑少愚、李桂丹等人在其他飞行员的协同下，首战告捷，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日军航空队队长因而自杀。中国飞机一架也没有受到损失。至8月19日，中国空军6个航空大队共击落日机47架，给日军航空队以歼灭性打击。

    从8月23日至11月4日，日军沿长江口几处陆续登陆，由防守改为进攻，向上海实施侧翼包围。中国军队在对岸组成三条防线，节节抵抗。在罗店、吴淞、宝山、杨行、刘行、蕴藻浜、大场等地，中日两军交战十分激烈。

    8月23日晨，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第十一师团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于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未能阻止日军进展。日军后续部队陆续上岸，即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发起进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立即抽部队向宝山、罗店、刘行疾进，阻止登陆之敌。

    罗店的攻防战自8月24日起历时23天，白天日军凭借海空优势炮火将阵地夺过去，夜晚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敌拼杀，又将阵地夺回来。罗店数次易手，终因伤亡过重被敌夺占。8月31日，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十八团在吴淞登陆，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吴淞镇失守。9月1日，日军1000余人围攻狮子林炮台。第九十八师一部与敌反复白刃搏斗，多数牺牲。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守军第十八军五三八团三营营长姚子青，率500名士兵，坚守阵地8日之久。敌2000余名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向守军阵地三面发起强攻，却久攻不克。及至8月7日，日军派出一个旅团增援，终于突破守军阵地一个缺口，全营只剩20余名战士，仍顽强抵抗。最后，姚子青与全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9月17日，中国军队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继续与日军对峙。

    9月上旬，由于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日军进展缓慢。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日本军部请求派兵增援。到9月中旬，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已增至10万人以上。

    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月11日后，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9月21日，调朱绍良替代生病的张治中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第一○一、第九、第十三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加入上海派遣军之作战，总兵力达20万人。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突破万桥、严桥、陆桥等处阵地。10月5日至8日，日军第三、第九师团在第十一师团和十三师团一部的掩护下，向蕴藻浜地区实施猛攻。中国军队经数日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

    中国守军蕴藻浜南岸部队，19日发起反击，双方展开大规模激战。中国军队由于装备落后，加之连日战斗，伤亡过大，攻击陷于停顿，26日大场失守。中央作战军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之线转移，27日中央作战军转至苏州河南岸之新阵地。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即发起攻势。至11月4日，日军仍未突破苏州河。此时，第三战区根据战局变化，乃撤销中央作战军，将正面划分为左、右两个作战军。

    战场情况对中国守军越来越不利，11月8日，第三战区命令所部向吴县至福山一线后撤。

    淞沪会战持续两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加兵力，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会战态势。日本军部于10月20日决定，继续增加兵力，以期迅速结束上海战役。抽调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国崎支队，独立山炮第二团，野战重炮第六旅，第一、第二后备步兵团等部队，组成第十集团军，协助上海派遣军作战。同时，从华北抽调第十六师团等部队前往华东，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任命柳川平助中将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此时，日军在上海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个集团军9个师团，近30万人。日军不仅在用兵数量上急剧增加，另外改变了屡次在上海正面登陆的用兵方法，而企图选择在上海南侧的杭州湾登陆，从侧背攻击中国守军。而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从全公亭到乍浦这一段长达数十公里海岸线的中国军队，只有第六十二师一部兵力和少数地方武装。

    于是日本军部抓住了中国军队防御态势上的这一缺陷，柳川平助指挥的第十集团军从11月5日拂晓开始，在日军航空兵的掩护下，第一梯队2个师团，在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咀等地段顺利登陆。成功登陆的日军占领滩头阵地以后，迅速向纵深推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涌上岸去。日军登陆成功的当天，第十八师团部分兵力急速向沪杭铁路前进，该师团主力和第六师团向淞江进攻。当天晚上，日军进至金山县城、亭林镇一线地域。

    11月6日傍晚，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渡过黄浦江。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势头。第六十七军在淞江县城与日军激战三天三夜后，向昆山突围。在突围中，中将军长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以身殉国，牺牲时年仅43岁。

    11月9日，日军主力占领淞江城。中国守军虽进行了顽强抗击，一些部队遭受重大伤亡，但始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战场形势对中国军队越来越不利，蒋介石被迫下令，中国军队全线撤退。

    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