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十二： 抗日硝烟中的抗大五分校

盐城抗大五分校旧址

    我在上篇《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十一·洪学智率抗大华中干部大队南下新四军》一文中，曾谈到我编辑写作、接触了解差不多所有有关新四军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的书籍和文章，也当面聆听过许多新四军高级将领有关新四军伟大战斗历程的回顾，在曾经过往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接触了解得最多的应该是洪学智。我从1982年编辑《红四方面军战史》开始，就开始认识这部战史的领导者洪学智，更加有幸的是2004年我又参加并领导了他的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在这前前后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许多次当面聆听过这位老革命家许多的重要谈话，包括他对新四军辉煌战斗历程的叙述。

    本期“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追述在华中抗日战场上抗大五分校的历史过往，就是1983年6月由洪学智、薛暮桥、谢云晖三位老革命家们集体回顾的，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政治部和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的谢庆山和张光本和我都参与了相关活动。

    洪学智（1913年2月2日-2006年11月20日），安徽金寨人。1929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抗大五分校副校长、盐城卫戍司令、盐阜军区司令、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副师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十五兵团副司令等职，参加了长征、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吉林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石油化工局局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参与指挥了解放海南岛战役、万山群岛战役、抗美援朝等。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写了通俗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谢云晖（1913年11月-2002年1月6日）四川省冕宁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北平学联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北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抗大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一师团政委，华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七兵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苏中、鲁南、莱芜、豫东、渡江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干部部副部长、兵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回国后，历任军政委、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大五分校的建立

    洪学智和薛暮桥、谢云晖三位老革命家回忆新四军的军校建设，当然首先要回顾的是抗大五分校。他们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的成立，是新四军华中部队在刘少奇、陈毅同志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向华中敌后发展战略方针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1940年11月，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决定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陈毅兼任校长、政治委员，赖传珠兼任副校长，冯定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贺敏学任副教育长，谢云晖任政治部主任，刘毓标任副主任兼组织科长。

    此时，抗大五分校刚刚建立，洪学智率领抗大华中干部大队还在由山西赶往苏北盐城的数千里漫漫长路的征途中。刘少奇、陈毅在决策抗大五分校的主要领导人员中，他们没有想到要给洪学智留个重要位置，洪学智也没想到，他的南下转战数千里，赶到盐城的第一个领导职务就是抗大五分校的副校长。他更没有想到，他从抗大带来的270多个八路军学员，后来成了抗大五分校新四军的教学骨干。

    五分校是以江北军政干校和苏北抗日军政干校为基础组建的。江北军政干部学校隶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共辖三个大队。其中两个大队随同刘少奇从淮南地区到达苏北盐城。淮南地区还保留一个大队，1941年5月在它的基础上扩建为抗大八分校。苏北抗日军政干校隶属苏北指挥部，于1940年9月开学，随军到达盐城，与江北干校合并成立抗大五分校。

    抗大五分校成立后，由于南北两个方面大批干部的到来而加强了各级领导骨干和教学力量。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先后到达抗大五分校工作的，估计约百人。他们之中一部分是由薛暮桥率领先期撤离皖南的教导总队部机关干部和训练处所辖教育干部，除少数人途中被留在一师或二师外，大部分到了抗大五分校。还有一部分是以余立金为首的、经历皖南事变突围的原教导总队干部。

    1941年6月初，从华北抗大总校派来的华中大队，由洪学智率领到达苏北盐城，经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接见后，决定都到抗大五分校工作。抗大五分校在6月8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为了支援华中抗大分校，抗大总校于1940年6月曾派遣一个华中大队到淮北地区加强四分校。洪学智所率是第二个华中大队，于1940年11月组成，由原抗大总校四团团长洪学智负责，并配备了政治处主任吴盛坤、军事主任教员杜剑华、政治主任教员孙达生等，全大队连同工勤人员在内，有270余人。经总校代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开会动员之后，华中大队于11月9日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出发，经过六个省，在路上走了半年多，行程2500里，俗称“敌后小长征”，途中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全部平安抵达盐城，胜利地完成了支援华中分校的任务。

    这三位老革命家回忆说，上述几方面的干部调到抗大五分校之后，军部重新确定了五分校的领导干部。校长、政委仍由陈毅兼任，任命冯定、洪学智为副校长，谢祥军、贺敏学为正、副教育长，余立金、吴胜坤为政治部正、副主任，薛暮桥、谢云晖为训练部正、副部长。在此之前，赖传珠从1942年2月起，已不再兼任副校长，但仍过问抗大五分校建设的重大问题。

    抗大五分校共举办两期。第一期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5月。因为有部分学员是陆续到来的，开学典礼在1941年元旦举行，中间有一段时间进行反“扫荡”，到5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教学时间约六个月。这一期学员共1478人，其中江北军政干校编来400余人，苏北抗日军政干校编来400人，其余600多人系新招收的学员。当时学员的来源，包括两个干校招收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班级干部，以及少数营团级干部；一部分是从上海、苏南以及苏北、皖东地区招来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爱国华侨青年。上海地下党有计划地从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群众中抽调保送的部分学员。同时，原苏北干校和抗大五分校先后在营溪、黄桥、海安、东台等地设立了招生处，欢迎各地青年学生前来报考。大体上，由上海党组织动员输送的学员沿途有交通站派人接送，有些人还带了用密写药水书写在衣襟或旧报纸上的组织介绍信；自动前来报考的上海和当地青年，则要经过简单的考核，录取者必须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五分校第一期共十一个队，两个连，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是军事队，以部队抽调的学员为主，辖四个队。一队和四队分别培训连级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二、三队培训班排级干部。二、三大队是政治队，各辖三个队，以招收的知识青年为主，也有少数地方干部。直属校部的是女生队，还有军部责成代管的炮兵连和一个警卫连。

    在对敌斗争中成长

    五分校第一期的学员经受了1941年2、3月间春季反“扫荡”的考验。一大队调到盐城以北配合三师进行反“扫荡”作战，参加了收复上岗的战斗。二大队也担负战斗警戒任务。校部和其他各队撤到盐城以西，并抽调一部分干部和学员支援盐城地方工作。在上岗战斗中，一队队长程贤义等4位同志壮烈牺牲。后来全校举行了追悼会。在春季反“扫荡”中，五分校作战伤亡、失踪及其他减员216人。第一期各队于4、5月间陆续结束，实际毕业分配的学员1262人，含女生129人。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说，第二期从1941年5、6月到1942年年初。全校在7月正式开学，中间经历了约两个月的夏季反“扫荡”，教学时间亦近半年。这学期招收学员1526人，全校共12个队，另有一个警卫连。培训对象与第一期相同。新设一个培训营、团级干部的上干队。1941年夏季反“扫荡”期间，训练部副部长谢云晖带领三大队的两个队前往苏中地区活动。

    1941年7月，日军在盐阜地区进行夏季大“扫荡”，企图围歼华中我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7月20日，日军分四路进攻盐城。军部撤到阜宁地区。抗大五分校副校长洪学智已兼任盐城卫戍司令员，此时负责率领五分校抗击进犯盐城日军，掩护军部后方机关安全转移。由于日军进攻时乘坐汽艇，洪学智亲率一大队的一队在盐城城内登瀛桥等几个地方布设水雷，并组成若干游击小组在城区分散活动滞扰敌人，以争取时间，保障尚未撤离单位尽快撤退。一队在城内的一天战斗中炸伤日军汽艇一艘，胜利完成阻击任务。

    我军撤离盐城后，在盐城东北狭小地区集中了军卫生部和供给部等后勤单位人员达2000余人。他们没有武装部队保护，一时处于困境之中。洪学智率领五分校一大队和警卫连，负责保护这一部分后方机关人员，在三天之内，分批送他们从盐城和上岗两个敌人据点之间的新兴场附近安全通过封锁线，前往阜宁。

    整个夏季反“扫荡”期间，抗大五分校主要在串场河以东的盐东、台北、台东沿海狭长地带活动，行军途中，几次发生与敌人的遭遇战。有一次是洪学智带警卫连不到一个排的兵力突然遭遇敌人，20余人两次打退敌军100余人的攻击。另一次是在斗龙港出海口龙王庙打击抢劫财物的敌伪军，保卫了群众的利益。但七队单独行进在盘湾镇附近遇到敌人，有一个排因缺乏战斗经验遭到一些损失，约30余人伤亡。抗大五分校在夏季反“扫荡”中，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约有60余人。

    1941年9月，五分校除了前往苏中的两个队未归还建制外，全部回到靠近军部的阜宁王桥口、硕集休整，并恢复上课。洪学智调任盐阜军区司令员，后改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冯定调军政治部工作，由韩振纪任副校长。五分校进行了夏季反“扫荡”的总结之后，迁往阜东县的东坎、八滩。第二期各队在1941年12月底以前先后结束。全校在1942年元旦举行了毕业典礼，这一期毕业学员共1257人，含女生240人。

    在分分合合中经历战火的考验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说，1941年12月，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和新四军军部作出决定，以抗大五分校为基础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再从原来的五分校抽调一部分干部组建新的抗大五分校，划归新四军三师领导。

    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抗大华中总分校仍由陈毅兼任校长，韩振纪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薛暮桥为代理政治部主任。1942年1月4日，总分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陈毅同志前来参加并讲了话，祝贺总分校正式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华中统一的军事学校教育制度。总分校同时接受抗大总校的领导，成为总校的组成部分，各旅、团教导队受各分校的领导，成为各分校的组成部分。要求由下而上建立完整的、统一的军教制度，建立工作报告制度和检查制度。

    新建立的总分校比较精干，只招收少量学员，主要轮训军队团营级干部，培训参谋、工兵干部。全校共五个队，学员约300人，5月1日在阜宁空寺阴举行开学典礼。原定学制，一、二队为一年，其余三个队为八个月。总分校办了一年，只招收一期学员。

    为了加强对抗大华中各分校培训工作的指导，1942年8月1日，在苏北阜东（今滨海）县东坎召开了华中抗大总分校与各分校的工作会议，主题是研究总分校和各分校的教育内容，包括教育方针、制度、计划和教材，总结过去的工作并交流各分校的教学经验。陈毅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会议作了总结。

    陈毅同志在会议的总结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顿“三风”和关于学校教育的决定精神，着重阐述如何正确理解抗大的教育方针，批评了教学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说，理论与实际一致，所学与所用一致（做什么学什么），教育与作战联系，这是我们军队教育上、学习上应该采取的三大原则。华中各抗大应根据实践去讲授理论，根据理论去总结实践，作为教育与学习的总方针。教员的任务不仅限于讲解书本，而在于帮助学生如何去运用书本知识，以总结其本身的工作经验。学生的任务，不仅限于照读讲义和课目，而在于能领会课目讲义所包含的精神和实质，并能进一步启发他对实践经验的了解并提高他今后指挥作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为了实践而学习理论，为了打胜仗提高工作而进学校，为了养成一批军队工作干部才办抗大。

    1942年12月，日军又在苏北地区集结兵力，准备以盐阜区为重点，对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队进行“拉网”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机动作战，于年底向淮南地区转移，1943年年初抵达盱眙县黄花塘。抗大华中总分校随同军部一道转移，到达牛沛湾。这时，根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减少单位、加强基层的指示，将总分校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全部分配到部队和各分校。副校长韩振纪调二师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余立金调任二师政治部副主任，训练部长薛暮桥奉调率领抗大总分校和华中局党校的五六十名教员、干部前往延安。华中总分校就此结束。薛暮桥在路过山东时被山东分局留在山东工作。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说，三师抗大五分校，开始由三师师长黄克诚兼任校长。几个月后改由钟伟担任校长，吴盛坤任政治委员，张兴发任副校长，庄林任教育长，于辉任政治处主任。1942年只招收训练了一期学员，全校共设九个队，有学员1200多人。1942年年底，为了对付敌人“拉网”式“扫荡”，实行精兵简政，三师师部决定暂时停办五分校。

    1944年9月，苏北敌后形势大为好转，经三师师部决定，抗大五分校恢复建制，任命谢祥军为校长，吴盛坤为政委，张兴发、沈铁兵任副校长，庄林任教育长（后由王信虎接任），唐克任政治部主任。五分校这一期在苏北地区扩大招生，苏北根据地以至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学生闻讯纷纷前来报名，全校学员有1000多人，组成11个队，其中第11队是外籍人员队，主要是朝鲜人。这一期一直办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学员全部毕业分赴前线。抗大五分校校部改建为盐阜区独立旅司令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胜利结束。

    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无论新四军教导总队，还是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教育方针及有关规定，以抗大总校为榜样来实施教学计划的。

    毛泽东把抗大的教育方针集中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正确贯彻抗大教育方针的关键，在于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密切联系。我们注意从实际出发，根据战争环境发展变化的需要，军队建设的需要，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的需要，区分不同的教育对象和训练要求来制订和实施教学计划。

    战争时期办学，部队迫切需要。学员面广而水平参差不齐，加上皖南接敌区和苏北敌后不时遇到敌人“扫荡”，决定了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以至华中总分校教学方面的一些特点。例如，学制很短而且常受战事影响和干扰，教学条件只能因陋就简，而教学内容需要军政并举，注重应用；教育方法上采取多种形式，强调因材施教，等等。自觉地掌握这些特点，从实际出发，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各种不同对象的学员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抗日军人和新四军干部，使其在思想、政治、军事以至文化诸方面比原先明显地提高一步。1942年1月4日庆祝抗大华中总分校成立的干部大会上，陈毅同志在讲话中说，抗大是军队办的学校，学员来自部队或者毕业后将要分配到部队去工作，他们是要带兵打仗的。所以，既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也应该注意加强军事训练。陈毅的这一番话富有教益，对我们全面地理解和执行抗大的教育方针很有帮助。

    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总的要求是贯彻教育方针，有重点，少而精，根据各队不同的培训对象而分别确定不同的具体要求。教导总队和五分校以及后来的总分校，都是以军事队和政治队居多，其他各队大致可以归入这两种性质的队，如工兵队、机炮队、参谋训练队等属于军事队；女生队相当于政治队。凡是军事队，以军事教育的课程为主，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比重一般为7∶3。政治队以政治教育的课程为主，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一般为3∶7。上干队即中高级干部队的情况不同一些。除了总分校的上干队分别编成军事队和政治队以外，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的上干队大体是军政并重。教育比重的课时分配按每周5天半计算，即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上午会操或演习，这半天也作为军事教育时间。

    此外，各期都有几个队有一部分学员文化水平较低，不到初中程度的学员需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补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成为接受军政教育的前提。我们力求做到每个毕业的学员能够具有初步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懂得一些基本的算术和自然科学常识。

    突出政治教育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政治教育包括锻炼党性、整顿“三风”的思想教育；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时事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教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或政治常识的理论教育以及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党的工作教育等几个方面。这些教育渗透在学习期间的各项活动中，有一部分内容设置正式课程，其余的通过专题课、报告会、自学文件、读报活动、日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来进行。

    在各个军事队，政治课有《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两门主课。在政治队，政治课还要加一门《政治经济学》作为主课，也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队开了哲学课。培养连级政治工作干部的队，增加了《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等课程。政治队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队还有一些专题讲座课，如《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问题》《民运工作》《敌军工作》等。

    政治课的教材，一部分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和抗大总校传来的讲义，大部分是依靠自力更生，自己编写的。有的课先编教学大纲，讲过一两次就形成讲义，以后继续修改。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第一本教材是在皖南教导总队的讲稿，1941年在反“扫荡”中不能上课，利用行军间隙进行修改。薛暮桥还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它与经过修改的《政治经济学》不但被新四军各抗大分校所采用，而且在香港等地出版。其中《政治经济学》在新中国成立前，经刘少奇同志审阅决定，作为高中的教科书，影响较大。

    军事教育突出实践需要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军事教育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和战术课为重点，而战术课又以进攻战、游击战、近战、夜战为重点，各门课程都是讲授、演习和日常操练结合。大体上，每个政治队都有四五门军事课，军事队则要增加专题军事课和各门军事课的教学分量、操练演习时间。各队都要学的一般军事课有：（一）每个军人必须遵行的共同条令。（二）单兵战斗动作。学习跃进、利用地形地物、射击、投弹要领，以及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三）战术训练。包括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退却、追击等。（四）战术理论。有行军概则、宿营概则，遭遇战斗概则，进攻战斗概则，防御战斗概则，夜间作战概则等。（五）游击战术。

    另一门主课是讲授和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主要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要求营以上干部多学一些，连级干部学主要内容，班、排级干部结合其他课程讲授要点，不作为专门课程。

    军事课还有《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专题课，作为相应的队必须学习的军事教育内容。

    军事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操练和演习。全校每周星期六上午要集合起来大会操，操练从单兵到连的队列动作和刺杀动作，演习队形。每月有若干次紧急集合，进行夜间战斗演习。每一期还有实弹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演习，有几期在毕业前还举行过团的攻防对抗演习。

    坚强的教学队伍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新四军军直抗大分校及教导总队教员的阵容相当强。军首长和军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关心培训干部，亲自讲课。在盐城时期，陈毅同志在军部干部大会上讲“皖南事变”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报告，抗大五分校很多干部都去听了。有一部分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讨论的内容，回来及时向学员们作了转述。陈毅到五分校来作时事报告，回答干部、学员们提出的问题；赖传珠讲授了《游击战术》。在皖南，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粟裕、李一氓也到教导总队来讲《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等专题报告。军政治部的几位部长讲课也较多。

    教员的配置由训练部、处主要负责。军事课和政治课都有主任教员、驻队教员和集中在训练部、处机动讲课的教员。一般情况下，大队有军事、政治主任教员，队有驻队军事、政治、文化教员。有的队驻队军事教员由队长兼任，也有的教员要兼管两个队。知识青年的队不设文化教员。各队还配备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干事。在教员讲课后、学员讨论时，由教育干事进行辅导。

    关心爱护教员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当时从军首长起直到队里的干部对教员都是很尊重的。尽管那个时候生活相当艰苦，学员每人每月只发1元5角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月只发4元津贴费，但对教员还是给予照顾，发一点讲课津贴。其中薛暮桥、夏征农、罗琼、陶白等少数几位，经军首长批准每月发给15元，可以算得上是“优厚待遇”了。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仅表现在生活待遇这些事情上，重要的是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交给重任，关心并迅速解决入党问题，而且在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树立了一种相互尊重、团结融洽的气氛。

    确保教学质量

    三位老革命家回忆，在实施教学计划的过程中，采取良好的教学方法是我们一直努力关注和探索的问题。由于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不但文化程度高低不同，社会经验和思想意识也各不相同，所以必须因材施教，把他们编在不同的队进行不同的教育。对于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地进行总结、推广，并逐步使之制度化。教学方法上所力求掌握的基本要点，是贯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育与作战的联系、所学与所用的联系的原则，提倡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教育方法，反对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教育方法。启发的方法要求将学员自学与教员辅导适当结合，教员讲课后提出问题，引导学员自己思索钻研，作出结论，而不是教员夸夸其谈，学员死抄硬记。教员根据学员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针对他们的思想情况来修改和补充教育内容。研究的方法是提倡自由思想，追求真理，发扬学习中的民主精神，课堂上允许质疑，讨论中鼓励争论；反对武断盲从、思想统制等强迫方式。实验的方法，是把学的理论拿到实际工作中或从实际经验中去检验、证明。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学习。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开一门课程，要实行教员备课制度。首先教员在教育干事的协助下，通过与学员个别谈话或举行座谈，了解掌握学员对这门课程原有的基础，关心的问题以及教学中可资引用的为他们所熟悉的材料。然后，由训练部、处或主任教员组织试讲，邀请讲这门课程较有经验的教员参加，一同改进讲课内容和提出注意事项。

    讲课时，实行课堂讨论和问答制度。由教员自己掌握，在每次讲课时留下一些时间让学员提问、教员答复；或者由教员提问要学员答复。也可以在这门课程的某一单元讲完之后出题，开会组织讨论。这个方法便于帮助学员加深理解，抓住中心，而且师生之间对答、平等地讨论交流，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讲课后实行辅导制度。这由教育干事负责。辅导办法可以是上辅导课，起复习作用；也可以专对程度较低、不很理解课程内容的部分学员进行重点辅导，帮助学员消化教员讲的内容，回答某些疑难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