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岁月里，周恩来处境维艰：先是要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来诬陷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三顶大帽子也要周恩来明确表态。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对关于刘少奇的处理，周恩来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２４小时之内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来思考了一个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这并不反映周恩来恋职恋权，而是周恩来清楚明白自己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个公开的、不同于毛泽东的声音，那么他自己不仅面临被打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全党、全军甚至于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分裂的危险，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文革”风起云涌之后，周恩来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帮”视为心腹大患，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早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出于对国家法制的维护和对老干部的保护，不准造反派们揪斗刘少奇，不同意他们打倒贺龙、陈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党内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来在台上讲不准贴“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时，造反派竟明目张胆地从台下递上“总理，你的讲话为什么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样？”这样当场责问的条子。
为保陈毅不被批斗，周恩来被造反派使用车轮战法，先后被无理纠缠达１８个小时，导致心脏病发作。可是当他听说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时，愤怒地转身讲道：“如果你们要批斗陈毅，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江青一伙还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对付周恩来：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胞弟周恩寿先后诬陷进狱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江青迫害自杀；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隐姓埋名；连关心周恩来多一点的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制造事端赶出北京。后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又从故纸堆里翻出１９３１年国民党造谣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启事》，呈报江青。江青如获至宝，批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图将周恩来诬为叛徒而后打倒。因为这是当时临时党中央和江西苏区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泽东、陈云等同志都讲话予以澄清，才没让江青一伙的阴谋得逞。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又打开了大门，中国顺利地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周恩来在国内、国际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而更加成了“四人帮”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再吹阴风、告黑状，没茬找茬，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终于，在基辛格二次访华时，“四人帮”说周恩来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从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并以“１５３号外交部简报事件”为名，下令批判周恩来。
江青一伙在“批周”会上大肆攻击，散会后喝香槟、葡萄酒庆贺，还肆意罗织其他罪名，妄图把周恩来作为我们党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打倒。幸亏毛泽东洞察秋毫，这才击碎了“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的黄粱美梦。但江青一伙“批周”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诸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宋江的投降”、“评法批儒”运动中批“现代的大儒”等等。这里的“周公”、“投降派”、“现代的大儒”等都是或明或暗地直指周恩来。
遗体解剖总结经验
１９７５年２月４日，医务人员再次对周恩来作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作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问：“李冰来了没有？”
李冰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原负责人李克农的女儿，当时任北京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听到周恩来叫她，很快来到手术台旁，侧耳聆听。周恩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李冰，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李冰连忙回答：“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去？你应该马上派人去云南锡矿，到当地去研究治疗，解除他们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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