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老舍有着极其深厚的友谊。他俩从抗战期间相识，然后相交、相知，情谊与日俱增。然而，在那场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投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身亡。周恩来得到此噩耗后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
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周恩来见到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唯一未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见证人。周恩来就向王昆仑打听老舍的情况，之后又约其到西花厅详谈，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周恩来也只能忍住悲痛和愤怒，无法直抒胸臆，公开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发了话，仿膳饭庄还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补上了“老舍”两字的题签。
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４日，是老舍罹难的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恩来又一次在医护人员和身边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下了脚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几分钟过后，他突然转过身，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对方一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很不详细……”
“我知道。”周恩来语气沉稳而又坚定，“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之后，周恩来一边望着湖中的粼粼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讲述着。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笔者在北京采访老舍夫人胡絜青时，胡老提起周恩来在北海湖畔的事说：“那是总理在跟舍予作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养蜂促农》赠藏胞
周恩来一生有两件比较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对台胞、对藏胞一直十分关心，和他们心连心，并且一直不放过去西藏的机会。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就曾提出率团赴藏，后因高原气候、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
１９７５年９月，西藏自治区成立１０周年。周恩来为了圆自己去一趟西藏的梦，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医疗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就此询问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大夫，吴阶平作了回答：“总理目前病势很沉，根本适应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应。”
周恩来的身边人员对笔者说，如果当时一口回绝他的这么一个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编造说，由于造反派的破坏，西藏机场难以正常起降大型飞机，目前正在抓紧抢修，待修好后再将具体情况汇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人们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后来，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１０周年的庆祝活动。
１９９４年９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进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有幸拜见了华国锋同志，请他讲述周恩来当时对他的召见。华国锋同志回忆说：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９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转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当时病情已经很重。他说了一会儿还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说。他告诉我，你是中央代表团团长，要叫他们搞好统一，搞好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相互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孙后代。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谈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从他那里刚回到家，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我看过一部科教电影《养蜂促农》，可能适合藏民们学习、使用，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是，你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周恩来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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