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革命老人的尊称，并一直沿用至今。“延安五老”之所以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正如毛泽东所言，主要不是因为人老可贵，而是因为精神可贵。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

　　坚定不移、知行合一的理想信念

　　思想作风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和灵魂。“延安五老”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并在个人思想认识上经历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正是这种双重转变，使“延安五老”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特别执着和坚定，并为此奋斗终身、矢志不渝，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1921年入党的林伯渠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吴玉章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结合个人经历回忆，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使其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后于1925年春入党。50岁的徐特立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这与当时不少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下脱党、退党甚至叛党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坚定不移、知行合一的理想信念，是“延安五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推求后作出的郑重选择，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人民至上、勤政为民的公仆本色

　　“延安五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做“人民的勤务员”为荣。延安时期，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强调：“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为了解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林伯渠经常拄着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走家串户，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成为群众心目中和蔼可亲的“林老头”。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教育子女将来“能做个好的人民勤务员”。他称自己做的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并表示“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董必武也对群众说：“我是当勤务员的，人民的勤务员嘛”，并对家人讲，做行政工作并不是做官，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吴玉章不但自己一生勤政为民，而且特别叮嘱担任县长的侄子要“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疾苦，使人民各得其所”。由此可见，“甘为民仆耻为官”是“延安五老”一生的生动写照。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传统

　　“延安五老”无论是在工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是全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典范。抗战时期，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董必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甚至曾为六角钱的伙食费对不上账而作检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的林伯渠“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艰苦朴素的形象跃然纸上。大生产运动期间，林伯渠带头开荒种地，并制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谢觉哉1937年到兰州做统战工作时买了一双皮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有人提出建办公大楼，他却认为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维修一下就可以了。“延安五老”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全党学习的楷模。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

　　延安时期，林伯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工作十分繁忙，但边区政府开会，他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签到。有一次，办公厅党支部开会没有通知他，他却自我检讨并提出“不要取消我参加党日活动的资格”，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董必武不但严于律己、尽职尽责，而且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为此，他曾写“通函”告诉求其办事的亲友，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因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对于徐特立，毛泽东曾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徐特立收到人大代表补助费，当即将钱退回，并让秘书回信解释道：“我每月有薪金，人民代表应该为人民办事，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以后不要再给我寄这笔补助费了。”1958年吴玉章回到家乡蔡家堰，看到当地教育依然落后，就将自己的旧宅捐赠给当地政府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吴玉章还严格要求家人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由此可见，“延安五老”在工作和生活中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