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营学校，是共产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一大创举

　　1939年9月，日寇侵华气焰日益嚣张。本想在战场上与日军大干一场的他，却被刘伯承、邓小平另委重任。杜义德回忆说：“有一天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找我去谈话，谈话开门见山。刘伯承说：随营学校现缺个副校长，组织上决定要你去。”

　　“当时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当副校长难以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打仗比较合适。”

　　“邓小平接着说：义德同志，你住过抗大，又担任过支队长，办学校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

　　随营学校学员来自一二九师各部队，大都是从前线来的，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第七期共招收2100人，杜义德回忆说：“2000多人初到学校，什么样的想法都有，思想比较复杂，如认为进学校学习不如在前线打仗光荣等。”

　　对于杜义德来说，上前线打仗他驾轻就熟，而办学校却是头一回。学员中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首先要给学员们扫盲，教授语文和算术。语文从认字开始，逐步达到阅读报纸、写日记；算术要求学会加减乘除法。对成绩好的学员奖给香皂、纸、毛巾等用品。由于部队新兵多，军事课甚至要从练立正、稍息开始。

　　平时以连队为单位教学，遇到敌情分散教学，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利用行军中的休息、宿营后和集合出发前的空隙进行讲课或组织讨论。

　　在军事学习上，学员来自前线，把他们各自战斗中的生动实例，拿到学校来，加以总结提高；学员们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学校将校长刘伯承写的《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等军事著作当作教材，结合实际教授。

　　忆及此处，耄耋之年的杜义德有些动情。他说，每当晨曦初露、大地苏醒的时候，大家一齐唱起：“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每个人的胸膛就像有一团火焰在燃烧，随时准备上战场立新功。

　　一年中平均每天七次战斗，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谈到抗战期间哪段斗争最艰苦，杜德义说：“是在冀南与日本鬼子血战的那几年。”

　　1942年起，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任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这年头三个月，杜义德的部队7次遭日寇优势兵力的合围攻击，损失很大。

　　4月29日1时多，情报人员报告，发现日伪军异常集结。天亮以后又发现敌人大批出动。10时左右，军区机关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部队被压缩到十二里庄一带，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原来这就是鬼子蓄谋已久的“4·29铁壁大合围”。日军共调集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统一指挥，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

　　各部队紧急突围。然而各个方向都布满了敌人的大量机械化部队。就在最危险的关头，狂风大作，尘沙飞扬，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使天昏地暗，能见度不出十步。八路军将士觉得仿佛一条黄龙从天而降。敌人无法出击，只能在碉堡里胡乱地向外开枪，机枪子弹像旋风一样，在杜义德的耳边擦耳而过。

　　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危险并没有解除。在马头镇部队再次遇到敌人合击。一颗炮弹落在杜义德坐骑边。杜义德反应很快，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战马被炮弹击中，一块弹片扎进杜义德的左大腿内侧，他咬牙拔出弹片，鲜血立即染红了军裤，旁边的战士赶紧用绷带给他包扎。

　　为了节省有限的弹药，眼看着日寇越来越近，杜义德一声令下率先端起刺刀，跃到鬼子面前，大吼一声，刺向鬼子的胸口。他从倒地的鬼子身上撕下一块布，用牙咬着缠紧身上的伤口，又扑向下一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