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施行酷刑的人绝望了，他们决计处死赵一曼。赵一曼被游街示众后，与周百学一同处死，处死前，周百学让行刑的人把脚镣取下来，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行刑的人不解且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然后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然后野蛮的日本人让两位女性在行刑场曝尸数日，不许百姓收敛，尸骨被饥饿的野狗撕碎，尸骨无存。几十年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为赵一曼举行了“影葬”，将赵一曼生前的照片埋放在她殉难的土地上。赵一曼死了，世俗的生命被邪恶人为地扼杀了，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生命的开始，因为，赵一曼这样人的死，恰恰换回了我们民族的生。

    但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认真，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暨特务科“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滨警司暨特密四七五九号)是这样描述的——

    1.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七月二十六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故审讯未取得理想效果，一是赵一曼女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属顽固不化的思想犯；二是赵一曼女士已报定必死之决心，且意志之顽强令人难以置信，单纯审讯已无法改造其反满抗日的思想。

    2.回顾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我们应加以考虑的是对今后刑讯方式的改进：

    为有利于提高思想改造工作的效果，应慎用此类专门的电刑，尤其是对女性受刑人，有更换电击部位的必要；电刑强度的控制是最需要慎重的，电流引导物要适当，避免身体器官永久性损伤；电流通过人体时间不宜过长，防止对人体的机能破坏过大，严重破坏肌体各种组织，难于完全恢复；不宜采用硬物插入体内深处，避免造成器质性损伤；也不宜过量使用高纯度兴奋类药物，避免人体产生永久依赖性；对思想犯人的改造工作的改进，是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总而言之，有必要进一步努力研究，提高电刑审讯效果之途径。

    3.要通过审讯改造赵一曼女士思想，了解哈东地区抗日军外围团体的全貌，并获取思想对策上的重要参考资料，已无可能。对如此顽固的思想犯其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应给以严重处分(处以死刑)，坚决铲除。建议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利用对她的死刑，宣传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王道主义。如果利用得好，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

    从这旧档里，我们看到了酷刑的局限，酷刑损伤的是肉身，但对赵一曼这样达到精神高度的人，只不过是浴火重生。我想表达的是，虽然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接受的赵一曼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不忘记赵一曼所遭受的磨难，我们才能理解赵一曼，我们不是记住仇恨，延续仇恨，我们只是记住历史，阿多诺这样说道：“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我想对酷刑失却记忆的宽恕与和解，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抹杀与否认。酷刑挑战的是人性，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奥斯威辛、耶路撒冷的哭墙、南京大屠杀、囚禁赵一曼的牢狱，都铭刻着人类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至，达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丢弃了人性的酷刑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对他们的称谓只能有一个——魔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彻底否定了医学生理的极限，对英雄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灵！魔鬼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灵一定被人心供奉！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我想到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的故事，也许记忆是要付出代价的——对胡兰子行刑时，十二岁的爱兰子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铡刀下身首异处，热腾腾的鲜血四下迸溅。善良柔弱的爱兰子被惊呆了，从此，她的记忆再也走不出那个血腥而又酷烈的场面，她的意识、她的情感永远留驻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的那个现场。人们都说：爱兰子得了“精神病”。

    一九四九年夏，战斗剧社从临汾来到北平，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刘胡兰》，当时应观众要求在演出前请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同志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饮泣而号啕大哭起来……

    哭泣也是有力量的，这种直接袒露心灵深处的情性，是对那酷刑的记忆和控告，爱兰子她以她的记忆，对酷刑的记忆保留了“情感的力量和强度”。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挟裹的血腥，使阅读和记忆的人难免心理痉挛，我们不是鼓励喋血，我们是在新的时日，不与遗忘为伍，仿佛立在十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记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