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接见程潜时，特地提到湖南秘密电台的王钧，并对他大加赞扬，说“王钧同志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功不可没”。

　　王钧其人

　　王钧生于１８９９年２月，早年在长沙私立长郡中学读书。１９２０年，２１岁的王钧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供职北平交通部电政司。１９２６年调任汉口电报局测验员。１２月，他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交通处处长，以其专业技术致力于军队无线电讯事业。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王钧辞去军职重返电讯界，１９４０年，任湖南电政管理局总工程师兼工务课长。１９４４年，王钧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电讯联络专员指挥调度前敌电讯交通。日军投降后，他奉令以专员身份率交通部第十二电讯总队接收侵湘日军电讯器材，并主持恢复湖南电报通讯。１９４６年初，任交通部长沙电讯中心指挥局局长，直至长沙和平解放。

　　担重任，建起解放湖南秘密电台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着手策划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２９军军长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和平起义。要完成这一重任，关键是要有一部自己人掌握的红色电台。经多方努力，四野的领导人终于物色到了一个最佳人选——王钧。

　　５月下旬的一天，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机要秘书刘梦文派其助理张大平，持武汉电信局局长尤箕照、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祝秉珩（祝系王钧在上海交大的同学）两人的密函，专程赴湘，悄然来到长沙电信指挥局局长王钧家中，密商筹建秘密电台一事。王钧心知在国民党统治区架设秘密无线电台，是十分危险的一件事；但转念一想，这是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最好机会，也是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他当即表示冒死也要做好这项工作。为确保机密，王钧越过局内课一级主管，直接召集可靠的报务股长罗良宣、机械股长彭谦吉密谋设台事宜。

　　长沙解放前夕，蒋介石虽败居台湾，但他仍想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尤对湖南控制最严，特务如警犬一样，密布在三湘大地。如何躲过特务的耳目，是最首要的任务。根据当时形势，经过反复斟酌，王钧决定采取遥控方式通报，即在彭谦吉所住宝南街保安里宿舍内，安装１００瓦发讯机一部。收讯机及发报电键则以建无线电报监察台为名，装于局关祠第一村２号罗良宣私宅内。６月２日，由装发讯机的宝南街到装发报电键的局关祠之间的发报遥控线架通了。当晚，王钧即用张大平从武汉带来的波长表及译电密码与在武汉的四野取得联系。双方约定每晚７时至１１时，作为双方秘密会晤时间。

　　四野社会部于７月上旬，派刘梦文秘密来到长沙，正式与程潜洽谈了湖南和平起义要事。所有电报都由张大平亲自交给王钧或直接从他手上取走，一连多日，从未出事。毛泽东主席就湖南和平解放后临时省政府的组成人选问题询问程潜意见一电，及金井和谈与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关于接受中共中央军委改编、宣布和平起义的通电等等，均是从这里拍发和传递的。

　　巧周旋，确保红色电波畅通无阻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电台十分隐蔽，还是引起了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的警觉。７月中旬，长沙警备司令部通讯科科长郭进，以夜间常有收发无线电报讯号为由，几次找过王钧，王钧回答得天衣无缝。无奈之下的敌人改以正面攻势，直接追问王钧电信局是否有赤色收发。王钧又搪塞过去。白崇禧见无成效，只好亲自上阵，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多次找到王钧要他交出电信局地下党员名单，并扬言要杀他。殊不知，早将生命置之度外的王钧，镇定自若地回答：“白长官，电信局为技术机关，本人以技术治局，从不介入政治。我局里连国民党党员都没有几个，更谈不上什么地下党和地上党了。”白崇禧苦于手中拿不出证据，只好暂时作罢，但已经将王钧列为嫌疑对象，暗派特务盯梢，以限制他的自由。这些都没有将王钧难倒，他毅然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坚持战斗。

　　７月下旬，白崇禧悻悻退出长沙。临走前，令王钧“即日将全部重要通讯器材，悉数装箱运往衡阳，来不及运走的，则就地予以爆破”。王钧受令后，立即向地下党负责人通报。中共湖南省工委获讯后，一面请王钧出面与敌人进行周旋，一面暗地将所有重要器材，彻夜运至小吴门、水陆洲及河西咸家湖等处藏匿，而将报废了的各种破烂器材装入箱内，用铁皮钳紧，贴上封条，以假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