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王玉揭开的谜底证明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我党深度潜伏的隐蔽战士。而王玉，就是和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

　　“找弟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7年了。

　　音信全无7年，阎又文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边保的领导提醒王玉，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忠于党的信仰。

　　阎又文1914年出生，与傅作义是小同乡，同为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人。在山西大学读书时，阎又文就参加了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做了傅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王玉的任务就是恢复党组织和阎又文的联系。可阎又文在哪里？在傅作义的部队中任何职？王玉一概不知。

　　王玉化装成皮货商人，购置了一批皮货，雇了一个驼队，向傅作义部队所在的归绥（今称呼和浩特）进发，一路寻找。但中途遇到军事行动，被滞留近两个月，无功而返。

　　1946年春节后，王玉再一次化装来到包头。正在发愁阎又文无处可寻时，一天在餐厅吃饭，王玉听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口音与自己相近，于是上前攀上了老乡。

　　此人名叫薛起禄，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王玉又是上烟又是敬酒，两人越聊越近，很快称兄道弟。

　　王玉报上了自己的化名“张治公”，并编造了个在绥远工作的弟弟张治忠，说弟弟曾给家里来信嘱咐，家里要给他去信，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

　　王玉假意向薛起禄打听弟弟的下落，并“捎带着”询问了一下阎又文。

　　无中生有的“张治忠”，薛起禄自然不知道，但他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

　　王玉闻之大喜，更加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请客、送礼自不在话下。几天后，薛起禄把王玉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办公，薛起禄也在身旁，王玉只能按照自己以前的说法，把找弟弟的事说了一遍。阎又文上下打量了王玉一番，说了一句“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便低头继续看报，不再理会王玉。

　　王玉只好退身出来。虽然这次没有相认，但见到阎又文，任务已经成功了一半。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

　　阎又文的母亲把王玉领进屋。对这个莫名其妙通过自己来找弟弟的王玉，阎又文很是警惕。阎母在场，王玉也不好亮明身份，仍旧不住嘴地絮叨着找弟弟的事。

　　待到阎母转身出屋，王玉一改进门之后点头哈腰的姿态，直起身子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转为慎重，点头称是。

　　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决定单刀直入了：“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这是根据王玉回忆整理的双方相认情景，但记者总觉得，这样直接亮明身份的相认，对双方都太过冒险。

　　记者就此询问过有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刘光人，他说：“的确是冒险，但阎又文与组织断线7年，根本没有预定的接头方式。对方要么是同志，要么是敌人，只能冒险求证了。”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处长陈静，对王玉和阎又文相认的这一情节，有着和记者同样的疑问。她是在去年整理“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历史材料时，才知道阎又文这个隐蔽战士的，随即展开了研究。陈静告诉记者，她曾听到过两个版本的“接头”：一说王玉提到了阎又文的入党介绍人潘纪文；一说王玉的衣领中就缝着一封潘纪文给阎又文的密信。不过，这仅仅是传说，目前还没有史料佐证。

　　但无论当时的情境如何，阎又文在失去组织关系7年后，终于通过王玉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绝密单线

　　由于王玉是以“找弟弟”的借口上门的，两人不便在阎家长谈。阎又文领着王玉上了大街，走进自己投资开设的一家布店。两人进了经理室，把门一关，这才畅谈起来。此后，这家布店就成了两人的联络点。

　　王玉来之前，边保的领导交代任务时，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边保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毛泽东。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重要原因。

　　彼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

　　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傅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傅作义不会想到，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

　　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先后密谈了几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阎又文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而且傅作义在他的部队中有绝对权威，指挥调度灵活，战斗力很强。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归绥距延安有2000多华里，就是骑马也要走十多天。王玉决定先把情报汇报给我军绥东部队。

　　王玉拿着盖有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公章的公函，一路畅行无阻通过了国民党部队的防区。他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但接待王玉的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你这个材料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王玉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好在部队副政委详细记录了王玉的情报。

　　后来，王玉见到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人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谈到与阎又文联络和获得情报后，驻丰镇某部领导对情报的不信任和轻敌，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是懂得这一点的。”

　　果然，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傅部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不过，在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避其锋芒，战略撤退，并没有与傅作义部队发生大规模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我党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绥东战役的节节“胜利”，让傅作义部队大有“横扫千军”的气势，骄横不可一世。

　　此时的傅作义，也对这些战果喜不自胜，他找来自己的“笔杆子”阎又文，交代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若只是一篇文稿，阎又文手到擒来，倚马可待，可这样一封公开信着实让他为难：按照傅的意图写，就要公开诽谤、污蔑自己的党和领袖；不写或是写得不合傅的心意，又会让傅对自己生疑。

　　阎又文左思右想均不得法，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

　　此时的王玉，公开身份是包头一家商店的老板。开这家店的资金还是傅作义机要室秘书薛起禄等人出的。

　　原来，在寻找阎又文的过程中，王玉为拉拢薛起禄，不时会根据自己皮货商的身份大谈生意经。薛起禄当真觉得王玉做生意手段了得，便拿出20两黄金让他帮着经营。王玉顺势收下，还拍着胸脯说来年翻倍还他。

　　有了这个商店，王玉拉上了薛起禄当靠山，持着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大模大样地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与阎又文保持着密切联系。

　　阎又文把自己的难题告知王玉，王玉如实向延安进行了汇报。这一次，阎又文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

　　傅作义电劝毛泽东

　　希接受教训 放下武器

　　参加政府 促进宪政

　　文章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开文笔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文章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

　　文章发表之后，在敌我两方面都产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响。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朱德总司令看到电台人员抄收的电文后，要求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请将不如激将，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

　　事后有文章写到，毛泽东看到公开信后拍案而起，厉声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其实这完全是作者的演绎。殊不知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阎又文（左二）代表国民党部队签署《绥远和平协议》。 

　　
隐蔽战线的老战士刘光人。

　　
1997年7月10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北京日报》发表《丹心一片照后人》，第一次将阎又文的历史功绩公之于众。

　　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说:“我有罪。”毛泽东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引见了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