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4日16点我在从单位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远在重庆弟弟小航打来的电话，得知我的母亲抗日老战士林曦刚刚去世。她因为多种疾病被折磨了多年，即使我有思想准备但是仍然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难受，在公共汽车上我一边流泪一边回忆她不平凡的一生： 

    我的母亲是四川北部阆中县人，1919年8月23日出生，原名叫何旭，她在做秘密工作时也曾经改过几个名字，但都是临时的，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叫何熙，从重庆撤到延安后才改名叫林曦,意思是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请看网上记者的采访：点击抗战老战士林曦：为了革命我改名宁愿牺牲）。我母亲出生时家里很穷，10岁时父母就病故，大哥嫂开茶馆继续抚养她上学，那个学校的高小老师很进步，在上地理课时经常讲苏联工农翻身和男女平等等内容，所以她在小学时就非常向往苏联的社会制度。小学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好小学校长经过努力保送她上了县里初中，在中学她16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当时阆中县在共产党员于江震（“文革”前是中共西南局书记，67年遭迫害病死）等人的领导下建立农会、组织农民武装，开展的革命活动轰轰烈烈。我母亲1938年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她在成都一个小学里当老师，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上级是郑伯克。我母亲在当老师时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一个叫季河清，以后嫁给于江震，她在“文革”中遭迫害去世。还有一个叫曾秀娟，后和郑伯克结为夫妻。她们三人都是小学老师并且是共产党员，结为3姐妹，由于我母亲的名字何旭的旭字里有个九字，她就是9妹，季河清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年龄稍大，季姓的谐音近似数字7，她就被称为7妹，为大姐。年龄最小的曾秀娟（1920年生）却成了8妹。

    1940年3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枪米事件”，借机对共产党进行大逮扑，在这个事件后抓扑了包括川康特委领导人罗世文、车跃先等很多人，共产党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她们三姐妹侥幸没有被抓。1940年底我母亲为了党的秘密工作需要，按上级指示和从延安派来的新领导人—我的父亲孙敬文（在四川秘密工作需要改名字为孙成达）组成了家庭，我的父亲是河北人母亲是四川人，他们原来根本不认识，领导这样的安排是为了用夫妻关系掩护我父亲，我父亲因为在一二九运动时是领导人之一、任学联总交通，他有秘密工作经验，但是他从来没到过四川，我母亲熟悉当地情况，很快就帮助我父亲联系上了当地组织关系。当时川西的领导人有刚调去的荣高棠和我父亲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按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指示，要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并且减少公开活动并转入地下，他们先在成都地区活动，因为我父亲被特务跟踪就按指示转到重庆，但是在重庆后仍然被特务发现跟踪，这样就只好按上级指示公开了身份到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工作，父亲任《新华日报》发行部主任，她任日报会计科科长。1942年我就出生在红岩，父母受到周恩来夫妇给荣高棠子女起的名子叫乐天、乐妹的启发，就给我起了了名字叫罗曼，意思是在困难中要保持乐观和浪漫精神（罗曼帝克）。“文革”期间在大学里，我为了纪念在童年时在红岩村幼儿园度过的生活，自己改了名字为孙岩。

    1946年1月我父亲突然接到指示随叶剑英、李克农到北平调停处工作离开了重庆，我母亲后来带上我随周恩来一起到了延安，我被送到了中央保育院，母亲进入了党校学习。 

    母亲党校学习后派到了第三野战军工作。解放后任重庆纺织厂军代表、西南纺织局副局长、局长，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离休。离休后任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会长、重庆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顾问、重庆“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重庆地方史研究会”顾问、重庆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理事等职务。在这期间她解决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并且多次捐款给贫苦地区的人们。2005年还被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人物，几个网站和重庆日报做了报道，想了解详情请点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离休干部林曦同志的先进事迹。
 
    为了纪念她我选了几幅照片发表：

延安时期的照片，第三野战军的女干部

五十年代的纺织厂的女军代表

1983年到大渡河参观

1985年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和儿子一家人到颐和园

2005年陪老上级和老战友宋平、荣高棠参观重庆红岩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