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怡和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同时找房子，又同时发现饶国模的农场是最理想的场所:树木多，住户少，既便于党进行秘密工作，房子在两山之间又有利于防备日机空袭。

　　饶国模听说她的农场能够帮共产党解决办公地点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组织、动员全国人民抗日，欣然同意。她不仅同意，而且立即划出房基地，帮助设计，代垫建筑费用，亲自出马购置建筑原材料，又从大足、铜梁家乡请来工匠，及时破土动工。当时负责组织建房的蒋泽民老人曾回忆:“建筑材料，有的要到山下去买，大部分则要过嘉陵江去采购。重庆多是山路，刘太太年龄大了，人又发胖，来回都坐滑杆，速度较快。无论上山还是下山，我都跟在后面紧跑，累得气喘吁吁。她坐在颤悠悠的滑竿上，常常回过头大声喊:‘慢点，小伙子，慢点……’”

　　房屋未修好前，饶国模还先让出两层楼和一幢草房给董必武、何莲芝、博古、凯丰等同志隐蔽居住。周恩来、邓颖超等南方局和办事处的领导同志到红岩嘴来躲空袭的时候，都在饶国模家里住过。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军连续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机房街的办事处被炸毁，棉花街的宿舍被烧，全体人员只得连夜迁向红岩嘴。在此情形下，饶国模又把两幢农工住的平房挤出来，不够的再搭上席棚，安顿办事处全体同志，并为其烧水做饭。钱之光、童小鹏等昔日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日子，曾撰文称:“当我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而满腔仇恨的时刻，得到饶国模一家的热情关怀，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温暖，衷心地感谢他们。”

　　在红岩嘴住下以后，全体人员很快恢复了紧张的工作，并积极参与建房。这年冬天，农场的山坡上矗立起一幢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这就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在八年抗战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统战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司令部，名震中外的红岩小楼。

　　楼房竣工后，公开挂出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敌人也开始找饶国模的麻烦。幸亏周恩来思虑周全，草签有一纸租房协议，使饶国模有恃无恐，说:“谁给钱，我都租房!”其实八年时间，她一分房费也没收过。相反，不久国民参政会在左边建办公大楼，她却收了那房费，转手用来支持共产党抗日。

　　来往于延安和南方各省的干部要在办事处住宿、学习;在前线、延安工作和南方各省做地下工作的干部要培训，这既需要场地，亦需要招待所;一些同志带有孩子，还有一些同志结婚后生了孩子，需要托儿所;干部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少人生了慢性病，没有钱，也无法在外面就医、疗养，需要疗养所;一些同志病逝、牺牲后需要墓地;大家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生活，需安排锻炼身体的场所;生产自救需要菜地……如此等等，饶国模都一一给予解决。在红岩嘴农场院内，她让房、划地先后办起了招待所、托儿所、篮球场;在附近把最好的土地拨给办事处种菜，又把距红岩二十里的高峰寺梨子园的房子给办事处作了新华印刷厂和干部疗养所;还把小龙坎福元寺的产业地拨了一部分作八路军公墓……

　　1978年，邓颖超在北京家中接见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时说，当年饶国模在重庆对我们的帮助，真可说得上生老病死，无微不至。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断绝了办事处和延安的交通，办事处经费发生困难，一时连开饭也发生困难。饶国模知道后，偕同儿子到市中区向一姓陈的亲戚借贷，将大小钞票装了一麻袋，母子俩背回红岩，交给办事处救急。当借贷无门，她竟暗中将梨子园的梨树砍来卖了，让农场工友到铜梁买了大米，运回供办事处的同志食用。周恩来知道后，十分感动，说，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广栽果树，以感谢饶国模那样的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

　　此外，饶国模还利用自己两个哥哥是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丈夫也是国民党员的背景，以及自己“农场主”的特殊身份和广泛的中上层社会联系，援助同志，掩护革命。

　　1940年“三八”妇女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邓颖超发表演讲，号召团结抗日，饶国模也参加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中有两个女记者很进步，邓颖超、廖似光除邀请她们参加会议，写新闻报道把共产党的政策传达到国内各地“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外，一些方针政策和有关工作，还和她们研究，希望她们参与。但邓、廖的共产党人身份却不宜与这二人长期联系，便把这个工作交给了饶国模。饶国模不负众望，经常与两位女记者联络，使那两位女记者写出了许多宣传共产党观点的报道，在国民党报刊发表。

　　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等6个同志经办事处去延安，刚到未接上头，饶国模便以家作接待站。刚安排住下，特务便来纠缠，她一面与特务说理，一面派人报告办事处，后钱之光出面申明是办事处人员，在此等车去延安，特务方无可奈何离去。

　　1945年，办事处人员增加，最多时达到近二百人，住的地方很挤，吃饭都在草棚里。办事处的同志与饶国模商量，再建造一座楼房，楼下做礼堂兼饭厅，楼上做宿舍，饶国模一口答应并热心帮助。第二座楼建成的时候，正好毛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礼堂第一次使用，举行了欢迎毛主席的文艺晚会。毛主席听周恩来讲了饶国模的情况后，决定宴请饶国模，表示对她多年来的感谢。后饶国模通过周恩来回请毛主席，毛主席也一口答应了。

　　在红岩嘴的八年时间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饶国模亲密无间，情同一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46年五六月间，同志们离开重庆到南京时，都对她依依惜别。董必武在临行前曾写下《题赠饶国模女士一绝志谢》的七言绝句:“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诗后附有题跋:“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铜梁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其间，忽忽八年矣，当胜利还都，赠一绝志谢。”

　　董老将写好的诗献给饶国模后，饶国模恳求他给农场取个名字，董必武想了想，说:“以地名定，叫红岩嘴农场;若以建场的地位、作用，却象是大家所有的农场，就叫大有农场吧。”于是红岩嘴“大有”农场也就和它的主人饶国模一样，被载进了光荣的史册，成为不朽的名字。

    迟到的党员身份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走后，年过半百的饶国模处于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仍与地下党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继续支持、掩护地下党的斗争。1946年元月，受党的派遣，胡南（胡启芬）从南京来渝，做地下工作，饶国模一个心眼地进行掩护和帮助，还在白色恐怖极严重的情况下，提出入党申请，并被批准。然而，饶国模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接上组织关系时，介绍人胡南就被捕入狱，英勇牺牲在渣滓洞。这使得饶国模的党籍问题在以后几十年里成了一桩悬案。

　　直到饶国模逝世20年周年纪念时，童小鹏等四名中共中央部长级领导干部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其中提到“她的宏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实现”，引起了当年四川、特别是重庆地下党尚健在负责同志的注意，在李维嘉、李玉钿等人提供有力证明的情况下，组织部作出恢复饶国模同志党籍的决定，党龄从1948年2月起计算。

　　重庆解放前夕，在铜梁、大足暂避风头的饶国模秘密回到重庆，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1949年11月底，刘邓大军解放重庆后，饶国模被邀请参加军地胜利会师庆功大会，拥上主席台，被解放军指战员和地下党同志尊称为“革命的妈妈”。

　　1950年春，周总理邀请她到北京，特地在西华厅设宴招待她，曾在红岩工作的二十多位老“村民”欢聚一堂，一再感谢她的帮助。不久，在共产党成立29周年的那天，满怀深情的饶国模正式将红岩嘴的土地房屋无偿地捐献给人民政府，实现了她“他年凯旋高歌时，红岩仍是众人家”的愿望。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由毛泽东签署任命书，任命她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后又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还先后担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和第三届委员。1960年5月，饶国模在北京因脑溢血瘫痪，医治无效，不幸于6月14日病逝。全国政协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徐冰致悼词，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去了花圈。

　　20年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根据饶国模生前遗愿，把她的骨灰接回重庆，埋葬在红岩，并由许涤新题写“饶国模同志之墓”的墓碑，以志永久纪念。

　　带着对红岩的思念和不可割舍之情，邓颖超于1985年10月重返红岩，亲手把鲜花献在饶国模墓前，并在饶宅前驻足细看，动情地说:“我在这楼下的房子养过病，我的母亲、恩来的父亲在这楼上、楼下都住过……”

　　为了国家、民族而牺牲、奉献的人，人民会永远铭记。时光荏苒，其深蕴的光华将更深、更广地照耀着后来人。昔日的大有农场、如今的红岩革命纪念馆，每天都迎送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瞻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