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阳新集之战

　　为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保存有生力量，我军根据黄柴畈会议的决定，计划第一步西越平汉路，转到鄂豫边蹲一蹲，伺机再杀“回马枪”，转回根据地。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南、北三面都去不得，只有平汉路以西的少堡垒地带，是我军较理想的转移方向。那带敌人防守力量比较薄弱，不难突破；地势有利，可借桐柏山、大洪山作依托；又是红三军活动的地方，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从各方面条件来看，都便于我军周转回旋，待机破敌。

　　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上强弱悬殊，非同往常。又因分局主要领导人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未雨绸缪”麻痹于先，“亡羊补牢”失策于后，致使红军在根据地内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这样，主力红军暂时退却到根据地外面是不是可以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都看过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上面认为在情势特别严重时，红军退到白区去并不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根据地内部，我们既然失掉以运动战方式反攻破敌的机会，暂时退到白区去，待消灭和调动了敌人再回来，这并没有错误。问题在于：退却的决定很仓促；全盘计划不周到，对可能出现的逆境缺乏充分估计；分局的意图没有全面向下传达，部队思想不够统一。优势敌人拼命围追堵截，打破了我们转回根据地的预想，结果，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晚，我军分左右两路纵队，从四姑墩出发，经两天两夜急行军，突破敌两个师的防线，在平汉路西的陈家巷地区会合。西越平汉路时，红七十三师与尾追之敌激战三小时，将敌击退，保证了全军的安全转移。十四日，部队又经洛阳店、新店向原红三军活动过的璩家湾一带转进。蒋介石发现主力红军跳出其包围圈后，马上施行“追剿”部署：以卫立煌率李默庵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等，跟踪追击；以胡宗南第一师北沿花园至襄阳的公路，肖之楚四十四师南沿京山至宜城的公路，平行追击；原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刘茂恩六十五师和冯鹏翥六十七师，则依托沙河堵击。敌企图将我主力聚歼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我军昼夜疾进，奔向璩家湾一带。谁知到了那里一看，红三军已经走了，根据地早垮台了。没有政权，没有红军，没有游击队，没有党组织，剩下的只是一片断垣残壁的荒凉景象。标语倒不少，说明贺龙的部队来过，但已转走。我们很失望。正是早晨，赶紧搞饭吃。饭还没吃上，敌军追至，打起炮来，这就是枣阳新集之战。

　　饥疲不堪的我军，仓促临敌，急起应战。当天上午，我十一师与敌八十三师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部队赶紧搞饭吃，略事休息，准备反击。新集西南十余里的乌头观，是个制高点，有些地主寨子。控制了乌头观，才能保障我右翼阵地关门山、刀锋岭的安全。我们把抢占这一制高点的任务交给红十二师完成。但因山上的寨子有地主武装防守，十二师攻击不得力，行动迟缓，没有拿下来，乌头观反倒被追来的敌军当夜抢占。敌居高临下，火力又强，我军硬攻难克，伤亡不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战役战斗往往是这样：关键的一个寨子、山头、制高点落入敌手，就会让你被动应付，全局吃紧。反“围剿”斗争中，战略上不计较内线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后退或前进，十分必要。战役战斗上则不同，一山一寨的得失，有时会关系战局的成败，儿戏不得。失去乌头观这个制高点，将我右翼暴露在敌威胁之下，弄得我们守难固，攻难克，等于把战场主动权丧失了许多。

　　再困难也得打，被动中求主动，以实现歼敌一部，调动敌人，转回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翌晨，敌三十四旅、十师、八十三师从东、南、北三面开始对我包围和进击，企图以左右钳击的态势，围歼我军于新集以西、汉水以东地区。激战一天后，敌后续部队四十四师、一师、五十一师相继压了上来，形成了对我军的合围。中间，我军一度集中兵力向敌右线薄弱处三十四旅反突击，虽重创该敌，击伤敌旅长罗启疆，但因乌头现制高点在敌手中，使我军的反击未奏全功。最危险的是我指挥部被突进之敌逼近，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跟前只有三百来人的机关人员和警卫、通信部队，紧急集合，投入战斗。幸亏敌人弄不清虚实，只是一般性的进攻，未形成强大突击力量。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获悉总部被围的消息，马上率部驰援。经一番激战，终于击退敌人，扭转了总部的厄运。

　　枣阳新集战斗，是我军转移以来打得最凶恶的一仗。这次战斗，如果不是我军失去先机占领制高点乌头观之利，情势会好得多。我们虽歼敌不少，但自己伤亡也大。三十一团团长林维权、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都牺牲了，十师师长王宏坤负了伤。象吴云山、林维权，在全军是数得着的团长，打仗机智英勇，死得很可惜。

　　敌众我寡，四面受敌，部队被迫突围，向北转移。这样一来，我企图在外线寻机歼敌、打回根据地的计划，即告失败。

　　走了一夜，早上进入枣阳附近的土桥铺地区，又碰上敌刘茂恩部堵击我们。我记得从来没有那样累过，两条腿走得拖也拖不动了，话都不想说。敌向我军冲锋，炮火打得很厉害。不管他，准备好，横下一条心，硬突过去！过了土桥铺，向西转移，堵击的敌人又来了。我正在曾传六那个团，即十师二十九团，我告诉部队不准动，埋伏好，子弹上膛，刺刀上好。等敌人来到跟前，一个突击，将敌击溃，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下一步要过沙河，继续转移。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少共国际团撤销，人员分别补充到各师。伤号带不走，发几块钢洋，安排在老百姓家里；缴获的武器带不走，统统毁掉、埋掉。走了好远，遇上敌彭启彪部打伏击，我军只有两个团跟在我们后面。立即组织突击，激战一场，打退了敌人。这次，张国焘、陈昌浩和我，都在一起，有个小警卫员叫马宝山，在我们跟前。平时挺活泼的，我喜欢逗他，开开玩笑。我正在山头上拿望远镜看部队作战，“叭”的一声，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牺牲了。他才十六岁，叫人惋惜不已！新集反击战和土桥铺突围战，我军浴血苦斗，化险为夷。先后共毙伤敌三千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围歼我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计划。

　　漫川关突围

　　十月下旬，我军走新野，过邓县，夺路向淅川前进。一路过来，看到的是荆棘丛生、渺无人烟的荒年景象。走上几十里，见不着一户人家，找不到一点粮食。部队忍饥熬寒，昼夜兼程，越过七十二道水，从淅川西南涉丹江。在宋湾，分局和总部向中央报告了从新集突围西进的情况。十一月初，我军进到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

　　南化塘地区北靠伏牛山，南傍鲍鱼岭，介于丹江和汉水之间，地形较好，粮米较丰。方面军总部作了研究，准备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向党中央报告了我军撤离鄂豫皖的原因和打算。电文说：

　　“此次(鄂豫皖)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不平衡，战区处交通便利、四面受敌、反动势力较雄厚之区域。在此次激烈斗争中，并未得四面工农，特别是交通界城市工人的最低赞助，最主要的是战区政治工作和政治领导之错误，对敌力估计不足，发动赤区群众反包围不够，发动白区士兵斗争的工作不够，省委之白区机关工作方式在紧急斗争时完全表明不能胜任。即中央(与)各区的红军亦未有更有力的配合行动，中央未能供给战局最低必须之政治、军事、技术的无产阶级的干部，亦是原因之一。我四方面军精锐英勇慷慨，我以孤军大战数倍之敌，转战千里未曾一挫锐气，但终被迫脱离赤区。鄂豫皖赤区尚有近三万枪之游击队，必能在困难条件下斗争而有发展。红四方面军现已到鄂豫陕边，当以联合湘鄂西、鄂豫边、陕甘边赤区和红军，形成襄江上游之巩固赤区和红军为目的。”

　　然而，我们的计划来能实现。在南化塘刚驻三天，追敌又至。我十二师阻敌四十四师于南化塘以北，十一师与敌六十五师激战于南化塘以东之化山坪、太山庙一带，南面的敌第一师迫近至距南化塘十余里之七柯树；东南方面之敌五十一师已到达白桑关、黄石坪。敌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我军，我们遂被迫放弃在南化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

　　部队进至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地区，杨虎城的重兵已卡住关口，挡住我军西进去路。胡宗南等部又追了上来，将我军合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狭谷中。开始，胡宗南的部队弄不清我们是哪个部分的，还吹号同我们联络。如果这时乘敌人立脚未稳、情况不明，我们一个冲锋打下去，有可能把敌人击溃。但十二师师长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旷因此而被撤了职。当时敌众我寡，地势险恶，就剩下机关枪能交叉射击到的那么个口子可以突围，的确到了危险至极的境地。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这怎么行呢?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耍想尽一切办法突围。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情势很紧张，分秒必争。所谓开会，无非是几个人碰碰头，商量一下，决定了就行动。

　　红十二师的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和七十三师的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都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部队。我们以三十四团正面突击，二一九团配合，夺占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通道，以十、十一师各一部顶住南面和西面的敌人。陈昌浩在前面指挥。敌我反复争夺阵地，仗打得很凶恶。三十四团的二营，五百多人，拼到最后只剩下了一百多人，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也牺牲了。但我军终于控制了垭口，打开了通道，连夜突围而出。

　　漫川关突围，是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二一九团打得也不错。幸亏敌人刚到，合围圈不够严密，我军决心果断，行动迅速，利用夜间突围奏效，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根据地时感觉不到根据地的重要，到了没有根据地的地方，才晓得那种苦处。在根据地里，有党和地方组织，有游击队，有群众。敌人来了，群众一天送几次情报，敌人不容易发现我们，我们却容易发现敌人。穿衣，吃饭问题也好办，群众节衣缩食，供应红军。记得张国焘搞“大肃反”时，黄安仙居区的群众和干部极为不满，逃进山里“避难”。临走前派人给区政府送来五百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还写了封信，说是给红军的。群众和红军真是鱼水情深，难离难分呵！而我们到了远离根据地的地方作战，情形则大不一样。群众不了解红军，在敌人威胁下跑得远远的。红军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情报没情报，困难要大得多。我们左一次突围，右一次突围，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不灵，往往被敌人堵到门上才知道，不突围没有办法。至于吃啦，穿啦，供应啦，更难以提起。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异常重要。革命根据地，是红军赖以生存、发展和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基地。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基地，是绝对不行的。

　　越秦岭　走关中

　　我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流动作战，打了走，走了打。一面打击敌人的堵截，一面打击敌人的追击，就打这两种仗。边走边打，目的是为了争胜利，求生存，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流动作战的特点和消息闲塞的状况，使我们不可能作出一成不变的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预想。艰苦转战的我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打一步算一步，好象下棋似的，从对奕局势的每步变化中，审时度势，确定新的步伐。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曾想暂在璩家湾地区活动，待机打回根据地，却因情势所迫，改为西进，到了南化塘，觉得地形、民情条件不错，想立脚生根，又落了空3而后，奔向漫川关，打算去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汉中盆地，历史上赫赫有名，曾是汉刘邦养精蓄锐、回定三秦、进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史书上记载过的。出秦岭，据汉中，这时就成为我们的主要行动目标。

　　关键是甩掉敌人，不甩掉敌人，便无法实现我们的预想。

　　我军从漫川关突围而出，转道北向，夜走野狐岭。野孤岭山势陡险，只有条两尺来宽的羊肠小道，一边靠峭壁，一边靠深壑，又处在敌火力封锁之内。我军抢在夜间通过，人走马踏，路都快垮了，人和牲口有的翻下山去。我下了马，指挥部队砍树铺路，边铺路边走人马；笨重的东西，通通扔掉。我有个皮包，里面还有块怀表，也在忙乱之中丢失了。翻过野狐岭，直扑山阳城。但胡宗南部走大路，抢先一步到达。我军掉过头来，攻占了竹林关。这一仗打下来，我军名声大震，附近老百姓都说红军不怕死。红军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的确不怕死。

　　已是十一月中旬，寒气袭人。部队的冬装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很伤脑筋。过了竹林关，经龙驹寨、商县到杨家斜，想去镇安、柞水一带。走到凤凰嘴以东，又遇上胡宗南部堵截，只好避开。我跟十一师上了山，随后折而向北.部队抵曹家坪后，我们开了会，决定兵分两路越秦岭，一路走汤峪，一路走库峪，向关中平原转进。秦岭山脉，高耸入云，气吞万里。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我军衣衫单薄，食不果腹，伤病号又多，进军倍受艰辛。可是部队的宣传工作很活跃。总部和各部队的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不断用快板、顺口溜、歌声、口号，激励指战员们攀岩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人力可以歌取”，这话有道理。艰难困苦的时候，一支歌，一段快板，一阵笑声，都会使人消除疲劳，焕发精神，勇气倍增。张琴秋同志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原为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起了很大作用。

　　我军翻越秦岭后，进入关中平原。杨虎城见红军飘忽而至，逼近西安，赶忙调孙蔚如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尾追我们的敌第一，六十五，四十四、五十一，三十五等师，也扑向关中，敌第二、四十二两师，沿陇海线西进，企图对我合围。

　　前有敌阻，后有敌追。我军首先向临近的堵截之敌开刀，在西安以南约四十里处的王曲镇打了一仗，歼敌四个营。那是张汉民的部队，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不想和我们真刀真枪地打。只晓得我们走，他们也走，平行跟着我们，于是打了这一仗。此后，他们就退走了。接着，子午镇—‘战，又击溃陕军一部。战斗中，十—‘师政委李先念负了伤。我说：你先跟部队走吧，后面我来指挥。那时，我们的担架剩的极少，负伤的同志大都是步行，重伤号走不动，尽量用担架，马匹带走，实在带不了的，才给几块钢洋，留在老百姓家里。有些同志养好了伤，又去找部队。

　　再往西走，抵户县以南的傍徨镇。部队分两个梯队前进，张国焘带第一梯队的十一师，七十三师先行，我和陈昌浩带第二梯队的十师、十二师殿后。我们还在傍徨镇附近休息，敌人又来了。我起床一看，哟！南山上的敌人已经摆开散兵线，向我驻地扑来，东面、北面也有敌军逼近，情况很危急。不管三七二十一，紧急集合队伍，组织反突击。激战数小时，歼敌胡宗南师一部及陕军警备旅数千人，方转危为安。前行的我第——梯队闻讯返来接应，战斗已近结束。红十师代师长曹光南不幸牺牲。

　　这时，我们收到了中央十一月七日的来电。电文指出：

　　“(一)虽然在临城战役中，红军获得伟大的胜利，击溃敌人九师主力，坚强了自己。但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崩溃过分估计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四次‘围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根据地，这是很大的损失。(二)现在的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当地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给红军主力以整理补充，并尽量扩大红军，以准备向敌人反攻，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三)迅速与红第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特别是在向敌人反攻，准备时期，这有极重要的意义。(四)帮助领导鄂豫边区，恢复鄂豫边苏区，发动在这些区域中的游击战争，最高限度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这是创造与巩固鄂豫边苏区的不可分离的步骤。(五)红军主力整理休息补充之后，应取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所以与鄂豫皖苏区取得密切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远在江西根据地，他们提出的上述任务和要求，远远脱离我军转战的实际，是行不通的。

　　再越秦岭　南渡汉水

　　关中之行，我军歼敌一部，调动了敌人，于是趁机再越秦岭，南下汉中。

　　十二月初，部队从周至县南马召镇附近出发，又进入苍莽崇峻的万山丛中。深山里面，气候严寒，大雪纷飞，粮米匮乏，逼着我们不顾疲劳，催军急进。部队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经七日行军，一连越过九座海拔二千至三千米的高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十二月九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我在小河口略事休息，就带上先头部队到前面去了。因为下一步部队要出山口，需弄清前面的敌情，也要防备敌人的突袭。那时情报工作跟不上，了解敌情主要靠找老百姓打听，再就是捉俘虏审问。

　　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

　　张国焘自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实行家长制领导，推行王明路线，搞“左”的一套，许多同志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部队跳到外线，被迫无止境地长途转移，有些同志想不通，张国焘也没有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行动部署，因而更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其实，大家的意见有道理，你转来转去，总要开开动员会，至少要在高级干部中讨论讨论。我们打一仗，事先还要向部队做动员嘛！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张琴秋和陈昌浩同在莫斯科学习过，她去做陈昌浩的工作，想争取陈的同情和支持。陈昌浩当然不会赞同，就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为缓和下面的不满情绪，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曾中生等同志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和批评。话说得比较尖锐，但仍是同志式的态度，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是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但同时也使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愈加怀恨在心。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杀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

　　西北军赵寿山的两个团布于秦岭出口处许家庙、沈贤村，堵截我军。我先头部队发起猛攻，打垮了这两个团，全军于十二月十一日进入汉中平原的城固地区。因那带回旋余地小，不好搞根据地，我们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立脚。汉中地下党曾来人接头，我们送了些武器给他们搞游击队。

　　渡汉水，要抢时间，选在当夜。船只极少，我军大部需徒涉。我们派人去看地形，回来说：水太深，过不去。于是，我和陈昌浩带侦察人员骑马到江边，又进行勘察。因是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至多齐胸深，我们骑着马就过了江。选好地点，我军星夜渡河。除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徒涉。来到江边，指战员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地区。在那里我清点了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部队南渡汉水，向镇巴、西乡转移，是极为重要的一着。从此，摆脱了遭敌追堵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汉中地区，仅汉水两岸有西北军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不多；我军渡过汉水后，杨虎城鞭长莫及，无力再追堵我们，只能令部队远远地打打炮，做做样子。敌胡宗南第一师被甩在关中，尚未赶来，四十四、六十五师则奉令调去安康地区，对付转到鄂陕川边境的红三军。这样，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终于使敌人的“此股残匪”“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的梦想彻底破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风雪大巴山

　　我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已是十二月中旬。本想在这带建立根据地，可是这里已经给土匪糟踏得不成样子，加上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怎么办?还得另找出路。这时，我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进军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在钟家沟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认真讨论。我们分析了在这带不便久驻和决定入川的原因，向干部说明，进军川北是最好的出路。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混战的军阀又自顾不暇，不论从供应条件、地形条件或敌情条件来看，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镇巴、西乡一带更为有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统一意志的目的，对部队鼓舞很大。

　　进军川北的主要障碍是横在我军面前的“巴山天险”。大巴山脉，雄峙于川陕交界处，气势磅礴，横断两省通道。我们向群众调查，得知从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过巴山，抵两河口，是条入川的捷径，但路隘山险，人迹罕至，极难通行；过了两河口，便可直下通江、南江、巴中，那里是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兵力空虚。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进据川北，我们决定，以这条“鸟道”作为进军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