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八路军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以及曾国华支队组成“路东纵队”(即平汉路以东)，由徐向前副师长率领，向冀南平原挺进。

    当时日寇忙于南下西进，除平汉路沿线临清、威县驻有千余名日军外，其余冀南广大地区为“六离会”所把持。

    “六离会”又名“二坎会”。会众胸前戴“八卦”图案的红兜兜，头裹红布巾。参加“六离会”都要举行仪式:“具有神功的老师父”把用朱砂写的“发光明光灵灵光”七个字的黄纸条揉成纸团让其吞进肚里，说这样日后可以“刀枪不入、驱祸避劫”。

    “六离会”头目李耀庭“七七”事变后公开投日，大肆鼓吹“入会不当丁”、“家庭、村庄可保不受土匪侵扰劫掠”、“吞符念咒后可刀枪不入”等欺骗农民参加。不久，即采用“不入会就抄家、罚款”的手段强迫入会，致使会众数量激增。

    徐向前率部初到冀南后，考虑到“六离会”的成员多是受蒙骗的群众，不宜单靠武力解决，于是决定一方面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一方面派出谈判代表，与“六离会”的组织者协商解决冲突问题，并未将该会列为武装打击的对象。

    李耀庭却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不但聚赌贩毒，还提出了“救民不救国”的口号，让会众威胁群众不准参加抗日队伍，甚至挑起与八路军的摩擦。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等从南宫前往山东，行至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遭到“六离会”的无理纠缠。我方官兵据理力争，但李耀庭等竟唆使属下武装袭击我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我支队政委王育民以下2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张马事件”。我军一行42人只有7人突围。

    针对“六离会”的猖狂活动，徐向前等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制定了四条措施:(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三)对反动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纵队领导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拘留了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但宋印亭等人顽固不化，拒绝洽谈和交出我被俘人员。八路军官兵忍无可忍，攻占了小屯，夺回电台、马匹，救出几名被俘的战士。

    此时，我军仍继续与“六离会”的头目联系，希望和平解决事端。但“六离会”首脑决心顽抗到底。5月16日，他们命令会众在南宫东南之张马、甘狼冢一带向八路军进攻，还扬言说要攻打南宫县城。据说，会徒们在进攻前都吃写在黄裱纸上的朱砂符，遂成为“神功附体、刀枪不入”的人。我军沉着应战，步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六离会”会众的几次冲锋，最后用骑兵迂回包抄，一举打垮了他们，还抓获了一批反动首领。

    由于我军有意控制射击，“六离会”会众的伤亡不大。但那些“神功”之类的话，却被当众揭穿，这对瓦解和争取“六离会”的会众起到了积极作用。次日，纵队领导和我地方政府在孙村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六离会”头目破坏抗日、残害八路军的罪行，并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派出工作队去各村镇开展宣传，动员徒众只要交出“包袱”(红布包着的法衣、护身符等)，脱离“六离会”，就可以既往不咎。

    在强大政治攻势下，大批受骗会众觉悟过来。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六离会”组织即土崩瓦解，很多会众还积极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连成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