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红六军团在西延车田接到中革军委的一个训令，要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原红二军团）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箝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当日，红六军团由车田出发西进，准备攻取城步、绥宁、武冈地区，但未成功，后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湘敌，不料在小水遭敌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绥以北地区，防我北进。红六军团又迅速改变了计划，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红六军团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运用灵活战术，使敌人难于琢磨。湖南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当时红军相互之间联络异常困难，彼此音讯常被隔绝。1934年10月的一天，正在黔东与敌周旋的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报纸上看到消息：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已由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行。他们分析，红六军团可能前来同红三军会合。贺龙兴奋地说：“报纸上是8月份的消息，如今已经是 10月了。如果他们是来和我们会师，应该快要到喽！”他和关向应对红六军团的处境极为关切，便即亲率红三军主力沿梵净山南下接应。他们不顾湘敌陈渠珍及黔军的阻拦，10月15日就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遇到了李达率领的400多人。李达向贺龙、关向应等红三军领导人详细汇报了红六军团西征的经过，以及当时的危险处境。翌日，贺龙、关向应就和李达带领的部队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红六军团主力越过石阡、镇远一线后，从敌军间隙中兼程前进，于10月23日到达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镇、锅厂赶到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红六军团的西征，实际上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萧克后来撰文指出：“这次行动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曾这样评价红六、七军团突围的目的：“红七军团北上是为了调敌，因为红军主力准备从西南面突围。红六军团西征则是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进行探路。”博古也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会师时，红三军有4400多人，红六军团有3300多人。从此，来自两个战略区的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新的更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2月26日，两支红军在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胜利会师庆功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就当前的形势作了报告。他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了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缩编成两个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领导班子兼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军事行动。

     29岁的萧克，是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在1935年一年中，国民党报纸上频繁出现“萧贺匪部”这个词。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损失五万人后，蒋介石一度对“剿匪”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但红二、六军团攻城夺地打胜仗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使他不得不多次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100多个团来应付，使得中央红军能够比较从容地召开遵义会议，相对从容地北上。红二、六军团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从开始的8000人发展壮大到21000人。中央红军北上后，南方的革命局面完全由二、六军团支撑，他们成为革命群众唯一的希望。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退出苏区之前，萧克等人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没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长征第一天的晚上，萧克就住在张家界边上一个小村子里。那一天，前卫部队行军120华里，主力行军80华里，宿营之后就休息了。直到1990年，萧克重返湘西，发现张家界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风景区，而当年他根本没有心情注意这样好的风景。几天后，红二、六军团到达比较富裕的湘中地区，短暂休整了一个星期，本想在这个地方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发现大批敌人围了上来，只好撤往贵州。这时已经结束了长征的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他们：“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无奈的是，这一次他们依然没能站住脚，但是部队得到了20 天的休整和补充，兵员充实，士气旺盛。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越过过滇军防线，直赴滇东。在南北盘江地区，他们在长征路上第三次尝试创建根据地。这时，他们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来电，电报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要他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与中央红军闹矛盾的事，贺龙、萧克等人还不知情。红二、六军团在盘县开会，大家认为在这里能否站住脚还不一定，全国形势来看，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北方，应执行总部的指示，于是决定北上。萧克建议部队佯装逼近昆明，却突然西进。红二、六军团在丽江和石鼓等地出其不意地北渡金沙江，等到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追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远去多时。后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原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率剧团来红二、六军团演戏，叫《破草鞋》，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

　　接着，红二、六军团又连翻了三座大雪山，于1936年6月在理化与前来接他们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合。7月2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接到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了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萧克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9月间，红二方面军的部队进到甘南岷州一带。这时，萧克因患肠胃炎，在后方休息。一天，朱德给萧克打来电话，叫他到红军总司令部（设在岷州乡村中）去一趟。萧克赶到后，朱德对他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病了，你到三十一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作为革命军人，萧克习惯了服从命令，更何况是朱总司令亲自交代的，又是为了打胡宗南，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10月20日，红军长征结束4天后，萧克正式赴任。至此，萧克成为极少数在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开始后，萧克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在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中，他依然是最年轻的。

     长征路上结姻缘

　　在长征路上，萧克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一位红军女战士。她，就是蹇先佛。

　　蹇先佛出生于湖南慈利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她是老三，二姐蹇先任曾是贺龙的妻子。1934年12月26日，红二、六军团攻克慈利县城。进城的前一天，贺龙带上萧克 、关向应等军团领导来到他岳父家，请岳父到一家小馆子里饮酒吃饭，妹妹蹇先佛及弟弟蹇先超作陪。蹇先佛自幼聪明活泼，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蹇先任的革命行动对她影响极大，进入长沙女子师范后，经常与一些进步师生接触，读了不少新书刊，思想逐渐成熟，决心要和哥姐一道当红军，参加共产党。参加红军后，蹇先佛因能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被分配到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红军每到一处，蹇先佛就在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回到营房就刻蜡板，常常通宵达旦地干。她还善长讲演，在一次“扩红”动员会后，有20名俘虏当了红军，创了全军一次“扩红”最高记录。蹇先佛不仅能文，也能武，每次打仗，她从不落后。只要有机会就练习枪法。军中都称她与姐姐是现代的花木兰。在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艰苦岁月中，由贺龙和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穿针引线，蹇先佛与萧克结为夫妻，成为一对革命伴侣。这样，萧克和贺龙这两位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成为亲如手足的连襟。1935年10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 11月，蹇先任生下一名女婴。因为贺龙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对着蹇先任说：“得给孩子父亲发个电报呀！”于是就拟了一句俏皮电文，发给贺龙：“祝贺主席添了一门迫击炮！”贺龙时任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主席，所以有“贺主席”之称。此时，红二、六军团发动的东征津（市）澄（州）战役已胜利结束，捷报频传，战果辉煌。贺龙一拿到王震拍来的电报，对萧克笑着说：“你是红军的文化人，又是孩子的姨父，快给小妞儿起个名字！”萧克高兴地说：“红军此次向根据地东部地区发动攻势，连克津市、澧县，屡战告捷，军心大振。我看就叫捷生吧！”缘于此，贺龙的女儿名叫贺捷生。蹇先佛在长征前怀孕，行军非常吃力，加上不时呕吐，几次在途中几乎昏倒，但她一咬牙却又挺了过来。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此后改称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开始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而就在进入草地的第一天，蹇先佛的孩子降生了。草地上无遮无挡，哪怕是一顶帐篷都找不到。闻讯赶来的萧克在附近找到了一处藏民放牧遗弃的土围子，他们又就近挖了一些草皮，急急忙忙整修了一下，作为产妇的产房。姐姐蹇先任赶来亲自为妹妹接生。太阳快要落山时，婴儿出生了。萧克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堡生”——在草地“土堡”里出生的儿子。生了孩子，蹇先佛没什么可吃，又得立即行走。第二天，红二方面军总务科抽调了四位身体强壮的战士，扎了一副担架，轮流抬着蹇先佛前行。走到有水处，停下来，烧点开水喝，给她冲点青稞粉充饥，又拔步前进。红军带的青稞吃完了，就吃野菜。走出草地后，有老百姓看见衣衫褴褛的蹇先佛抱着一个不满月的男孩，就拿出十个锅盔（类似烧饼的面食）想换她怀中的婴儿。蹇先佛摇头说：“给一百个我也不换。”蹇先佛以坚强的毅力，带着孩子终于胜利走完了长征路。遗憾的是，孩子被送回湖南老家后，不幸死于日本侵略军的轰炸，成为蹇先佛一生的伤痛。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克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副师长，1939年2月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平西、热河和冀东地区的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萧克历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率部参加和参与指挥了张家口、保南、石家庄、衡宝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克担任过总参军训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萧克好读书，善思索，阅览过大量中外名著，即便在沙场运筹帷幄、指挥鏖战间隙，仍手不释卷。他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和诗作，主编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等书，出版了《萧克诗稿》以及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并获过茅盾文学奖的荣誉奖。萧克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笔走龙蛇，直抒胸臆，展示了他是军人又是诗人的个性。萧克还是一位统领文化军团的总指挥。他率领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历经8年，编写出一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巨著——《中华文化通志》。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这样评价萧克：“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 稿件来源: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