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川说：“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实际人数，我们虽只有420人，但谢团长对外散布‘烟幕’说有800人，以震慑敌人。”这成为了著名的“八百壮士”的由来。谢晋元后来曾写诗道：“八百壮士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我一分钟打250多发子弹”

　　与日军抗击的四天四夜，王文川的重机枪枪口始终对准虹口方向，昼夜不歇地开火。那里，正是日本鬼子在上海的大本营。

　　“我的责任挺大的。”王文川说，自己使的重机枪叫“马克沁”，打仗的时候，三个人用一挺，一个装弹手，一个射击手，还有一个瞄准手，而自己正是射击手。“那时候，我一分钟打250多发子弹。”王文川说。

　　敌人火力非常猛烈，谢团长吩咐大家，要不分昼夜监视对面的鬼子，敌人一露头，就狠狠地打，不能让他们靠近大楼！420名官兵分布在不同楼层，各就各位，谁都不准随便离开自己的阵地，擅离阵地的后果是“就地正法”。

　　“我们当时一刻不停地打，谁都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大家都没想过可以活着出去，我的脑子里就是一个‘死’字！”王文川说。

　　“战友一个接一个在身边倒下，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难过，直接把战友的遗体摞在一袋袋粮食垒成的掩体上面，掩护活着的人。饿了，就抓一把生粮食塞进嘴里；渴了，就喝用来冷却重机枪的循环水——这毕竟是热水；困了，就靠在掩体上打个盹。”

　　“这场仗打得很苦，也很惨！”说到这里，老人突然停下，顷刻间已泣不成声，他颤抖着伸出双手擦拭泪水。

　　“老刘牺牲，我继续射击”

　　王文川说，仗打得很惨烈，400多人的队伍硬是和日本鬼子的大部队展开鏖战，其间究竟有多少战友在战斗中牺牲，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打仗时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只是在战斗结束的时候，他才发现，4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了不到200人。

　　装弹手老刘牺牲的一幕，在王文川心里，永远无法磨灭。老人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打着打着，突然发现没有子弹了，老刘怎么不送子弹了？我喊了老刘好几声，老刘怎么不言语呢？我再去一摸，手上全是黏糊糊的血，老刘的脑袋已被打开了花，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转眼之间就没了。”王文川说。

　　王文川说：“他们本来要打的是我。”敌人的这一枪，本来瞄准的是王文川，要首先打掉他这个阵地要塞的重机枪手，“没想到子弹射歪，命中了老刘的头！”

　　“看到老刘死了，我已经打红了眼了，继续扣动扳机，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老刘倒下了，迅速有其他战友上来为王文川继续装子弹。王文川顾不上哀伤，继续投入到战斗中。

　　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四个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

　　战至30日，守军接到了撤退命令，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这次英勇作战，中国军队以寡敌众，共击毙日军200余名，被称为奇迹。

在孤军营中，壮士们学会了吹口琴，图中后排右三为王文川 图片由王文川提供

　　孤军营壮士：沦为战俘强被拆散　

    保卫战后，幸存壮士遭囚禁，随后--

　　四行仓库保卫战之后，幸存的不足200名“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在之后四年时间里，他们被英租界当局囚禁在上海胶洲公园的“孤军营”里。

　　王文川说，在孤军营，“八百壮士”被铁丝网围在一个约15亩大的空地上，由租界的白俄士兵监守，不许走出半步。 
 
    上海市民因此称这里为“孤军营”。

　　身陷孤军营学会制肥皂、吹口琴

　　虽然身陷孤军营，可官兵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王文川说，“谢团长鼓励大家学文化、学技术，把身体锻炼好了，有朝一日重返战场。”谢晋元团长带领战士们自盖营房，建起了礼堂、宿舍、厨房、篮球场、排球场和足球场；又开办了制皂、织袜、织毛巾等工厂，孤军的生产收入除用于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

　　王文川记得，全营每天4点半就起床，5点准时出早操。学文化的时候，士兵们还被编成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班级，有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等学科，爱国教育则是孤军营里每天的必修课。课余大家还组织篮球队、排球队和戏剧组，开展文体活动。

　　“复旦大学的李老师教我们学文化、技术。”没念过几年书的王文川在孤军营不仅学文化，还学会了织袜子、制肥皂、吹口琴。至今老人仍对当时在孤军营中学到的东西印象深刻，能把“basketball”（篮球）和“football”（足球）等简单的英文单词清楚地说出来，还会吹口琴，许多曲子都是现在人们很少听过的。

　　另外，谢晋元团长还曾送给王文川一架照相机，王文川用它拍过许多珍贵的照片，包括谢团长和外国人在孤军营中打网球的照片。可惜多年之后，这架相机早已不知去向。在谢晋元孤军营时期的日记里，就提到过王文川喜好摄影。

　　目睹谢团长遇刺

　　对汉奸恨得直咬牙

　　1941年4月24日，王文川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他亲眼目睹谢团长遇刺。谢团长的死让王文川触动很深，每每想到当时的惨景，他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激愤。

　　“早上5点，大家出早操，有四个人来晚了。谢团长上前问‘为什么这么晚？’，这四个人却突然掏出匕首，一起朝谢团长刺去。当我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谢团长已倒在地上了！”提起谢晋元一声没吭就倒在血泊中的惨景，王文川再度掩面而泣，久久说不出话来。

　　王文川说，后来，谢团长被战士们送到附近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含恨而死，“那年他才37岁啊！”据说，杀害谢晋元的四个人都是王文川的战友，可当时已被汪伪政府收买，“这四个叛徒、汉奸！”虽已事隔多年，老人说到这里仍恨得直咬牙。

　　沦为日军战俘孤军营战友被拆散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日军突入孤军营，被困“孤军营”四年的“八百壮士”又沦为日军的战俘。

　　不久，他们被日军分成了几部分，王文川等人被送到安徽芜湖做装煤工，还有一部分人被送到遥远偏僻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奴工。

　　王文川说：“当时情况很乱，孤军营的战友们一下子被日本鬼子拆散了，从此大家就走散了，不知道谁去了哪里，多少人和我一起去了安徽做苦力。如果不是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逃了出来，我肯定也被送到海外当奴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