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萧克没有想到，1958年，军队批判所谓“教条主义”，他成了被批判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小说也横遭厄运。一天，某负责人给他打电话：“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他们要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萧克喃喃地说：“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没有加工。”多年来，许多人要他把稿子交给出版社，他都没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专程到他家，承诺给他配最好的责任编辑把书改出来，他也没有答应，他是想自己修改完成后再拿出来。

　　但如今不想拿也得拿，索要手稿，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要找批判他的新材料。果然，不几天打印出来的小说稿附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批判的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有人说他宣传“战争恐怖论”，有人说他“污蔑劳动人民”，更有人说他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自喻，真叫他啼笑皆非。

　　“文革”中，萧克和他的小说再次蒙难。直到1985年底，萧克从繁忙的一线退下来，这才下决心修改这部书。

　　动笔前，他写过这样一副对子：“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戎马60年，乐得解甲，赋闲更难闲。”他把对子挂在工作室，闭门谢客，以其80高龄，执笔修改这部小说初稿。

　　多少年不看，好多情节都淡忘了，他就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原稿，一章一章地记下内容提要，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出小传，再一点一点地记下自己的修改构思。如果把他新写的内容及其它材料用字数来计算的话，不下10万字。为了体会当年的真情实感，盛夏之际他还专门到南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

　　经过一年的认真修改，书稿终于交付排印了。定稿送工厂之后，他又从头到尾把25万字的底稿连看了两遍。不仅改了一校稿样，而且还亲自校看了二校样稿。

　　《浴血罗霄》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不久，小说荣获了茅盾文学奖。

　　邓颖超收听广播轶事

　　收听广播是邓颖超晚年的主要“消遣”方式，然而这种“消遣”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休闲。

　　1988年7月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了一篇《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有关保护检举人权利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邓颖超听后辗转难眠，她深为揭发人的安全担忧。于是，她专门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和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写去一封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同志并人民日报社：

　　今天我听了《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及《是事实，不是诬告》的报道，我要赞扬你们做了一件顶呱呱的好事，我很激动，也很感动。可惜，两件报道都没提到对检举人是如何保护的，他的安全是否有保证，我对此很关心。希望对检举人安危也给予关照。此致

　　敬礼!

　　读者　邓颖超

　　1988年7月26日

　　邓颖超在广播中听到的是一起轰动全国的因群众揭发信而遭追查“诬告”的事件：

　　198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收到一封来信，反映湖南省桑植县林业局局长挪用育林基金17万余元等问题。来信很快被摘登在中办国办信访局的《群众反映》上，而且为保护来信人只署名“桑植一干部”。此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批示查办。

　　3月上旬，由湘西州林业局和桑植县负责人率领的7人调查组，来到桑植林业局调查。一周后，得出“来信反映的五大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全部否定”的结论。群众对此纷纷表示不满和担忧，果然，调查组还未撤走，一股追查“诬告”风就在县林业局内部刮起。

　　4月中旬，中办国办信访局和中纪委分别收到来自桑植县林业局及纪检组的报告。两份报告均要求追查所谓的陷害人的诬告罪并退回检举信。对此，中央的这两个部门根据处理群众来信的原则和所了解到的情况，致函湖南省相关部门“应予制止。”

　　国家审计署并未轻信州县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派出了由湖南省审计局、林业厅，湘西自治州委组成的10人联合审计组来到桑植。经过23天的深入调查，终于弄清了真相：县林业局长等人违反规定，挤占挪用林业专项资金不止17万余元，而是30多万元。审计组在调查报告中提出：“桑植县林业局挤占挪用育林基金并非初犯，而是一犯再犯，建议将此问题通报全省”；对有关同志“应作出深刻检查，并根据其态度，给予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

　　不久，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发出了通报。然而，通报发出6个月后，桑植县林业局局长仍未受到任何处分。更有甚者，县政府一位领导还多次在会上表扬该局长“是个好干部”，并说，“对待告状，我们态度是：不听、不怕、不理”。

　　邓颖超从广播里收听了报道并写出那封信后不久，《人民日报》将她的信全文刊出，同时又配发了第二篇评论员文章《两论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新华社记者专程深入桑植查访案情，之后发表了《是事实，不是诬告》的通讯，揭露了这起所谓的追查诬告案。《人民日报》在刊登时，还配发了题为《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的评论员文章。

　　在邓颖超的关心下，湖南省委决定彻查桑植县林业局的严重问题。不久，桑植县林业局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湖南省委还专门做出了关于保护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权利的规定。

　　酷爱读书的刘伯承

　　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张家坝的一户农民家庭，虽自幼家境贫寒，但父母仍克勤克俭，在几个孩子中唯一送他上学读了书。1897年，刚刚五岁的刘伯承，进了本村的私塾读书。由于他聪明、勤奋，读过的《三字经》、《千家文》、《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和诸子等书一般都能背诵下来，并在书上做了许多圈点和批注，学习成绩十分优异。老师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可用之才。”

　　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从此开始了军人的生活。由于他各门功课成绩优异，1927年11月，刘伯承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上海到苏联，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

　　刘伯承以苦学勤读、强记博闻而闻名，在他攻下俄文之后便借助俄语这个工具，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直接阅读了列宁、斯大林的许多原著。他还大量涉猎了欧洲著名军事家的论著，广泛地接触了欧洲战争历史和西方军事思想，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翻译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邓小平曾在《悼伯承》中评价说：“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

　　开始踏上军旅生涯后，刘伯承的勤奋苦读精神仍然不减。一些同僚见他这样苦学，感到不可思议，就劝他出去散散心。他却说：“我觉得干那些事没意思，不如看书，能学点东西。”他充分利用別人“散散心”的时间，大量阅读了《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中国古代兵书。一部《孙子兵法》，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几乎能一段一段地背下来。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刘伯承抓紧战斗的间隙读书、写作和翻译，他的许多战役战术总结、军事译著，都是在坑道旁、马背上撰写和翻译的。他常说：“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

　　就拿他35岁通过俄语关来说，不仅有年龄大、四川口音重、发起音来就跑调的障碍；还有他的右眼因在战争中受伤致残，装着假眼的眼眶时常发炎肿痛，但他硬是以惊人毅力，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地学习。在俄文里，“P”这个字母的发音对初学俄文的人来说是最难的，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嘴里一个劲地念“P-、P-”，一直练习到能准确发音才罢休。为了背诵单词，晚上别人熄灯就寝了，他就跑到走廊里去背。经过一番苦读，终于突破难关，实现了他“能自阅原文书籍”的夙愿，并翻译了《苏沃洛夫十项军事原则》、《合同战术》等军事著作。

　　张云逸教子

　　一个并非独居的小院，二层普通的楼房，几件寻常百姓惯用的家具，这便是开国大将张云逸的家。其实，张云逸住的楼房早该装修一下了，可他不肯，说这么住着挺好，破费钱财修它干什么。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兴纲来看望张老时无可奈何地说：“唉，一位开国大将，住这么破的房子，让别人一看像个什么样子!”张老听了沉下脸说：“怎么，大将就得住好房子?平民百姓能住的，我也能住。”

　　张云逸在生活待遇上处处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平日他穿着普普通通的便装，带着一脸慈祥的笑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浇花的老工人。每次下农村时，他总是特意叮嘱随行人员：“乡亲们请咱们喝茶的时候，咱们就用他们的粗瓷碗，别拿出自己的水杯子，大事小情，都不要对不起咱们的衣食父母啊！”

　　他最反感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对于自己的亲人，他的要求就更为严格。张云逸只有两个儿子：远志与光东。战争时期的险恶环境，使一家人长久失散不能团聚，兄弟俩年龄竟然相差20岁。光东1946年出生时，张云逸已逾知天命之年，这个小儿子自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然而，就是这样的心肝宝贝，父母对他也没有半点的娇惯，同样对他高标准、严要求。

　　光东出生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是山东的父老乡亲用羊奶养育了他，他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习惯，既忠厚质朴又乐于助人，喜欢跟平民百姓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父母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照顾，让他过的完全是平民化的生活。

　　光东从青岛转学回北京时，究竟上哪所学校好，家里人为此发生过一次争执。有一天，老战友张鼎丞来了，一看见光东就爱抚地拍拍他的脑瓜儿说：“送他到八一小学去吧。”当时，八一小学是高干子弟就学的重点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张云逸听了，微笑着摇摇头，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还是就近入学好。”就这样，光东上了一所普通小学，跟平民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学习、生活。爸爸还叮嘱他：“不论填什么表格，也不管在什么场合，你都不要透露自己是张云逸的儿子，你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咱们可不能做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