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革命家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同时,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有儿女情长,有情趣爱好。中央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从多个视角讲述老一代革命家的生活片段、品格情操,揭示出他们身上伟大中的平凡,以及平凡中的伟大之处。
马背上的摄影家张爱萍
1981年的一天,在国防科委举办的摄影学习班里,一位摄影家正在讲授《摄影美学》。直到下课时,人们才发现端端正正坐在课堂后排座位上的一位老者,正是张爱萍将军!人们都惊愕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张爱萍上前线的时候,身上除了佩一支左轮手枪,总要比别人多带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架照相机。那时候人们不理解,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在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前线,何以还有把玩照相机的闲情逸致?
1981年12月11日,张爱萍参观国防科委摄影美术汇报展览。观后,他欣然命笔:“妙笔,纤刀,闪光镜,三千毛瑟莫当!”这个题词,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他酷爱摄影艺术的真谛。
张爱萍说:“一张好的照片,能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将照相机看成另一支枪,将摄影作为一种鼓舞自己、打击敌人的武器,一种真实记录历史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张爱萍一生中拍过多少照片,现在已经无从统计,光是在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收藏并展出过的他的摄影作品便有百十幅之多。北京曾举办过一次新四军老战士战地摄影作品展,人们发现其中有一多半作品皆出自张爱萍之手。
张爱萍幼年生活在偏僻的山乡,对照相闻所未闻。二十年代中期,他到30里外的县城上中学时,那里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大大吸引了求知欲与好奇心一样旺盛的少年张爱萍。课余时间,张爱萍经常喜欢和同学一起到照相馆去玩。不过因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
1936年春夏之交在陕北保安的一个傍晚,张爱萍和几位红军将领在一块空地上打网球,刚来到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他们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乐观自信的精神所吸引,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生龙活虎的场面。
斯诺身上的那架轻便小巧的照相机,深深勾起了张爱萍少年时便埋在心底的梦想,他多么想自己也能拥有一架可以随时记录生活中有意义一瞬的照相机啊!
1937年7月初的一天,已经从红军大学毕业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张爱萍,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去见毛泽东。
“你不是要求到抗日前线去吗?”毛泽东说,“现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抗战一旦爆发,上海、南京便很快会失守,会沦陷。你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中央考虑,让你到上海去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去组织那里的敌后游击战争。你愿意不愿意呀?”“愿意!”张爱萍当即表示。
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工作千头万绪,但张爱萍还是没有忘记在百忙中抽空到照相器材店里去转转,他掏出几个角子,买了一本柯达公司印行的《柯达摄影术》小册子。当天晚上,张爱萍便急不可耐地看起来。小册子里对摄影技术的理论与操作方法介绍得很细,很全,虽说没有实物,对书上所述只能掌握个大概,但总算从理论概念上过了一把瘾。
战事越来越紧,张爱萍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穿梭辗转于江、浙、鄂、豫诸省,组织敌后抗日力量,很少有休息时间。但这本《柯达摄影术》的小册子,他却一直装在身边的挎包里,只要有一点时间,就拿出来琢磨一番。
1940年,张爱萍在率部东进苏北与新四军会师的途中,缴获了一架德国造的莱卡照相机,约有六成新。从此,这架相机始终没有离过他的身,直到抗日胜利,大军过江,全国解放。
在快门摁动之间,张爱萍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极有价值的画面:《八路军南下部队挺进苏北平原》摄于1940年,这是张爱萍刚得到相机后的摄影处女作之一。照片是在八路军东渡运河后的行军道上拍的,整个画面层次清晰,气势宏伟,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那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支抗日劲旅,根据毛泽东“新四军东进,八路军南下”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苏北胜利会师。从此,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收复青阳》摄于1941年。照片摄取的是一位新四军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爬上屋顶,架起机关枪,向守敌猛烈扫射的一瞬,这张照片是张爱萍在紧张激烈的火线上抢拍的。
《孤儿行》是一幅偶然得之于马背上的作品。那是1943年春,日伪军以20000余兵力,向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军部和三师师部转移了,副师长张爱萍奉命统一领导八旅和七旅一个团以及地方武装、民兵坚持原地斗争。
这天,在行军道上,他偶然发现大路边,凄风下,一群衣衫褴褛的苦孩子,正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走过来的队伍。由于冻饿,他们一个个脸色青紫,身躯紧缩,手冷得似乎连打狗棒也握不住了,只能将棍子掖在腋下……张爱萍的心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使多少可爱的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啊!这是入侵者不可饶恕的罪孽!必须马上将眼前的画面摄下来,留下存照,作为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又一个罪证!
想到此,张爱萍立即翻身下马,举起相机,摁动快门,将眼前这幅动人而又凄凉的画面拍了下来。照片中的孩子个个天真无邪又孤苦伶仃,那愁苦中带着些许惊恐之状又若有所思的神态,给人以极其质朴深沉的视觉印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张爱萍的摄影作品拍的多是人物,但在很少的静物照中,却有好几张拍的是盛开的兰花。这些照片包含着张爱萍对爱妻李又兰的深深爱恋与赞美。
张爱萍与李又兰,相识相知于新四军军部,相恋相许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溪水长流》摄于1942年春,照片上的李又兰身着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正挽起袖子在轻轻弄水。看上去是那么朴素,端庄,娴雅,而“溪水长流”的题照,更蕴含着两心相许的深意。
《喜出望外》摄于1944年,画面展现的是一位少妇推窗眺望,突然发现久久盼望的丈夫就在眼前的惊喜。当时张爱萍与李又兰已经结婚两年多,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张爱萍与妻子失去了联系。直到两年之后才得以重聚。这期间,李又兰已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夫妻俩的兴奋之情难以用言词表达,于是便有了张爱萍拍摄的《喜出望外》。
《油灯下补军衣》摄于1944年,寒夜里,油灯下,李又兰在飞针走线,她神情专注的脸上浮现出对丈夫深深的爱,张爱萍心头涌起无限激情,他很想将这情景拍下来。但当时屋里只有一盏灰黄的煤油灯,他怕曝光不足,于是他将照相机速度调到最慢一档,摁动快门后一动不动地双手举着照相机,足足举了两分钟。照片居然拍得很成功,人物形象突出,整个画面清晰中带点朦胧,光线的暗淡更显出柔和与温馨,效果非常理想。
在“文革”的浩劫中,张爱萍被囚禁,李又兰承受了千辛万苦,将张爱萍最心爱的数以千计的照相底片保存下来,这才使那许许多多浸染着浓烈硝烟气息的摄影作品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萧克与他的《浴血罗霄》
萧克将军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直到五十年后才得以出版,其中曲折,令人感叹。
驰骋战场60余年的萧克,从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到1935年率二方面军北上,与一、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用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来概括他的革命历程是毫无夸饰的。
萧克自幼喜爱读书,他在家乡的甲种简习师范毕业后投笔从戎,但对文学的爱好一直不减。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他先后读过许多世界名著,他爱看书、作文在红军中是出了名的。在湘赣根据地,他经常在《湘赣红旗》、《红色湘赣》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小故事。在长征途中,也时常来一段即兴演讲或吟几首诗。
1937年5月,萧克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返回途中,他们一行数人纵论天下时局,追思灾难深重的民族历史,深深感到,要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需要有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萧克于是萌发了创作的念头。他想得最多的是红军为什么总能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总是紧紧地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他觉得,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民的希望之所在。那时,他看了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讲的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支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逐步锻炼成长为有纪律的队伍。书中的许多情节引起了他的共鸣,他为那些革命战士的奋斗精神所激动,更为书中塑造的共产党员红军指导员郭如鹤的英雄形象而感叹不已。
他同作家马加谈论《铁流》时,满怀激情地称赞道:“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马加不无惋惜地说。萧克颇有同感。
萧克就是在《铁流》的影响下,开始构思他的长篇小说。战争年代写小说,困难之多,难以想象。那时候,日军隔三岔五就来轰炸,躲飞机成了京西根据地军民的一件大事,常常一躲就是一天。躲飞机时,大家蹲在小煤窑里,聊天、下棋、打扑克,而萧克则带上小板凳,在山沟边坑旁一坐,写起小说来。一颗颗炸弹轰然而下,他全不在意,仍然聚精会神地写作。
作为根据地的领导人,萧克的公务十分繁重,不允许他有大块的时间去搞创作,他常说,进行革命战争是我的神圣任务、光荣职责,而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当年,一位作家曾经这样记述萧克的工作:“萧克将军不仅指挥着‘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地区的游击战争,又要审阅大量的文件、战斗详报、电报,同时他还写政治论文和文艺作品……但是,他并不显得疲惫,工作对于他是一种兴奋剂。他从不做无聊的消遣,不说一句废话,不吃零嘴。他也能抽出时间去读小说,在他的床头放着《铁流》、《红楼梦》、《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
就这样,从1937年5月到1939年秋,萧克终于完成了这部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萧克对于自己的作品很慎重,写作时不让人看,写成后也不给别人看,连他的夫人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他认为作品不改好,是不可以拿出来示人的。
可是,书写成后,萧克除了在生病期间改了一遍外,就没有空去过问了。抗日战争结束,紧接着就是解放战争,他又转到华中、华南,全国刚解放,军委又令他主持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筹建军事院校工作。时间紧,新事物层出不穷,他要工作,要学习,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修改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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