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王维舟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作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王老要求参加四川省召开的检察工作会议，希望到会去落实中央7000人大会精神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东视察，沿途调查访问，在听到群众反映，因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困难，有人饿死的情况时，他难过得流下眼泪。在宣汉县18天的明察暗访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接待上访群众100余人，收到来信150件，查出了时任县委确实存在问题，并主动与四川省委沟通情况，撤销了时任宣汉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同时，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还给学生、机关干部上党课、作报告七次，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及时向中央打报告，申请给受灾较重的宣汉县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以帮助渡过眼下的困难。直到今天，宣汉县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一说起三年困难时期王维舟回乡调研心系百姓的事，便感慨万千。

　　王维舟同志戎马一生，始终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他鄙视看风向、揣摩上级、做表面文章的干部，他说让这种私心严重的人捞取了官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三）

　　王维舟同志一贯尊重少数民族，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特点，早在1935年长征途中，他就被派任为先遣部队指挥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吴先恩同志负责筹集红军粮草。一天他与王维舟同志率警卫人员前往一藏族寺庙，准备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在离寺庙很远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王维舟与吴先恩立刻下马，率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行。就这样几百米出去，他们个个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对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大活佛立刻迎了出来，看到领头的红军大个子王维舟同志年纪很大了，猜想一定是个大官，但是仍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亲眼见证了红军将领对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习俗，感动得不得了，立刻吩咐藏民们为红军筹集粮草。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一半以上。解放初期，民族之间的隔阂现象很严重，这其中有历代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摩擦，也有解放前阶级压迫残留下来的民族裂痕，民族工作复杂而艰难。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曾经亲自部署调查研究西南地区民族情况，把民族工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1950年王维舟同志出任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亲临民族工作的一线。

　　王维舟同志热爱百姓，热爱少数民族，他对少数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他主持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年中，在少数民族干部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事事为少数民族利益着想，特别关心那些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凡少数民族代表团，或民族上层出来参观、学习，不分他们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不论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他们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王维舟都平等对待，一一接见，倾听他们的意见，耐心与他们交谈，细心而详尽地讲解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同志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需要建设队伍的角度考虑，积极鼎力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亲自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从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和检查，直至学院建成。西南民族学院经常为藏